暑氣逼人，炎蒸難耐；困居齋中，以閑翻故紙為樂。忽有友人見示一冊新獲舊書，乃是近百年前印成的一部詩集，名曰《比翼集》。

書前印有一幀男女合影，右題名曰“比翼集著者：張銘慈先生游紹斌女士合影”，左落款曰“一九二四年雪冬后攝于北京中央公園”。一目了然，既曰“比翼”，即此二人（或夫婦或情侶）之詩作合集；卷上所輯為游紹斌女士詩作；卷下所輯為張銘慈先生詩作。毋庸多言，此乃一冊不多見的“情侶詩集”。

令人驚訝的是，就在這幀合影背面，竟然還印著一首胡適題詩，且此詩應當就錄自這一部詩集。

《比翼集》中所印張銘慈與游紹斌合影

胡適選錄《比翼集》題詩手跡

胡適題詩與佚信

胡適題詩原文如下：

生本赤裸來，

亦向赤裸去，

如何宇宙間，

偏少赤裸語？

寫張明池君的絕句一首

胡適

僅憑一己一時之記憶，感覺胡適與這位“張明池”（即合影中的張銘慈）并無交往，為何會選錄其詩作，并手書題贈呢？為此，必得多多翻檢詩集內容，方可得見真相吧。

接下來，展卷一閱，詩文琳瑯滿目，頗可品鑒玩味。且所有詩文皆以手寫體上版，以石印法印成，別是一番生動觀感。是集分上下卷，上卷正文之前，多有友人題詞，略微翻閱，諸人名姓都很陌生，不是特別熟悉的舊時人物，也再無胡適本人及其關涉人物的題詞。可奇特的是，翻檢至下卷時，竟在詩文頁面中間，插入了一通胡適致張明池的信札之影印件，這封佚信在所有胡適書信集中均未收錄，是寶貴的史料，須細致考察一番。原文如下：

明池先生：

謝謝你的長函，我讀了此函，心里很感動；我可以說這封信給了我不少的愉快與安樂。

這封信我很想留著做一種紀念，只因你要我把原稿還你，所以先寄還你，希望你抄了一份之后，仍把原稿寄給我。你們的詩稿，我略略看了，其中有些很可誦；如“小窗雙影話心肝”便是好句。但作舊詩是很不容易的事，所以我不勸少年人向這路上走。

紹斌女士也有好句子，如在“貝滿病中寄詩”中兩聯皆可誦。匆匆先草此短書，稍答厚意并祝紹斌女士好。

十五，七，一。胡適。

張銘慈與胡適的“文字交”

《比翼集》著者張銘慈及其愛侶游紹斌，究竟何許人也，與胡適又有何交誼呢？在詩集的最后一頁，乃著者張銘慈所撰跋文中，就有張、胡二人交往點滴之記述。300余字的跋文，道出了張、胡二人因《比翼集》結緣的一樁文壇佳話來。

原來，《比翼集》最初曾以油印的方式印成，著者張銘慈曾將此書贈予胡適。胡適得書后，非常欣賞書中的詩作，除了致信表彰之外，還曾在與友人聚會時，當眾念誦書中詩作，以表贊賞之意。1926年秋，胡適將赴英國公干之際，又“特選余集中一絕句親為書寫之，以作臨別紀念云”。

因為得到友人劉靈華的贊助，《比翼集》第二次印制改用石印。付印之際，張銘慈認為胡適的“書法雄健娟逸，則少為人知，茲特由石印印出，以供好讀本集又酷嗜藝術者之鑒賞焉”。于是，就有了這著者合影背面的胡適題詩，以及分插于詩集下卷正文之中的胡適信札之影印件。可以想見，第二次印制詩集之時，著者或臨時起意，或事出匆促，才出現了影印胡適手跡分插兩處的情形吧。

張跋的落款時間為“丙寅仲秋”，即1926年9月21日，這一天恰為當年的中秋節。而第二次以石印方式印制的《比翼集》，乃是正式出版物，與第一次油印本即寫即刻、即印即發的形式略有不同；其正式出版的時間比之張跋寫畢的時間又稍晚了20天，版權頁上明確印有“民國十五年雙十節出版”字樣。

當然，無論是張跋寫畢之時，還是《比翼集》正式出版之時，只看到過第一次印制的油印本的胡適都已身在英國倫敦，并不知曉其題詩與信札，均被張氏付諸影印，納入《比翼集》第二次印制的石印本中了。至于胡適特別想收藏的張氏贈送油印本之際附寄的那一通“長函”，后來究竟有沒有終于在張氏錄副之后再次收到，因無后續文獻可供考析，也無從確知了。

值得注意的是，張跋背面，印有一頁“附明池編譯書籍目錄”，其中還有張、胡交往的線索可循。目錄中有《國學大綱》一書，介紹稱“此書為明池歷年研究國學之結晶，曾送請胡適之教授評閱，往歲任北高工國文講師時，曾油印為講義，現存于北大研究所”。可惜的是，此《國學大綱》實乃內部講義，并非正式出版物，搜尋不易，無法從中管窺胡適對張氏國學修養的評價了。

《比翼集》作者曾是“佛系青年”

除了與胡適的交誼這個層面，張銘慈其人其事跡，也頗值得進一步研究。《比翼集》末頁所印“附明池編譯書籍目錄”，就是張銘慈早期學術活動及成果的一個集中展示。譬如，曾于1924年7月創辦《少年日報》；曾著交由胡適評閱的《國學大綱》講義；曾主編《四民自治報》；曾力圖破除迷信、革新宗教，以“中英文合璧”方式參與創辦《佛化新青年》雜志等。

《比翼集》印行之后，張銘慈的學術活動仍很頻繁，編譯書籍也不少，有翻譯日本學者森泰次郎原著《作詩法講話》、兒島獻吉郎原著《中國文學概論》（商務印書館，1930）；與劉仁航合譯岡村司原著《民法與社會主義》（商務印書館，1931）；翻譯藤山雷太原著《南洋叢談》（國立暨南大學南洋文化事業部，1931）等等。

贊助出版石印本《比翼集》的劉靈華，也極可重視。劉靈華是中國近代著名佛學家、學者與社會活動家。他早年曾留學日本，悉心研究日本文化與歷史，譯述過不少日本學者著述。或正是受其影響，張銘慈后來才編譯了大量日本學者著述。翻譯藤山雷太原著《南洋叢談》出版之際，張氏在此書自序中提到了與劉靈華的相識經過，從中亦可管窺張氏早年生平。文曰：

吾昔主辦《少年日報》于北平，與友人張宗載、寧達蘊諸兄共倡“佛化革新運動”，因識劉靈華先生，后與靈華先生創辦《四民自治報》，并組織“全國村市建設協會”，甚相得也。未幾，靈華先生離北南下……前年夏，吾因靈華先生之約，特南來參加國民革命……吾旋戎裝赴前敵，及過金陵，抵徐州，同思往日事，未嘗不感慨系之。今年夏，予乃擺脫各處瑣務，移家真茹……

張序寫于“十八年歲暮”，即1929年末。據其記述可知，1924年，張氏在北平辦報，即結識劉靈華。1927年夏，又應劉氏之約，南下參加了國民革命運動，曾至上海、南京、徐州等地。1929年夏，“移家真茹”，即南下移家至上海西郊的真茹鎮，此處乃華僑最高學府——國立暨南大學所在地。據此可知，此時張氏可能就在暨南大學任教或講學。

由于張氏早期有一段篤信佛教的經歷，在這一時期的佛教刊物中，屢屢有其事跡之點滴記載。譬如，1926年9月，上海佛化教育出版社印行的《心燈》月刊第12期，曾刊發《張明池君上本社副社長胡笏老書》，對張氏早年篤信佛教并傾力從事“佛化”工作的事跡，也有所披露。

在這一公開發表的長篇通信中，張氏表達了期望開創“佛化青年”乃至“佛化世界”的宏大事業，提出了“應用世界佛教聯合名義辦一大規模之中英文之日報或雜志，發行全世界，使世界民眾皆有讀此報之機會，而受佛化之感化，是誠一絕大之宣傳也”，“復次應設一翻譯館，將大乘經典之重要者譯為各種外國文（或先用英文），譯印后發行各國大書店代售”等諸多建議，可謂信心滿滿，雄心勃勃。應當說，這一“佛教全球化”的理想版圖，透射著新文化運動洗禮之下，即便“佛系青年”也曾擁有過的時代激情。

這些建議，實際上也是源自張氏于1923年至1924年間，在北京參與創辦《佛化新青年》雜志時已曾有過的工作經驗。事實上，早在1923年9月前后，張氏即已偕其夫人游紹斌雙雙加入“佛化新青年會”，《佛化新青年》第1卷第6期之上，還刊發有其友人張宗載所作《張明池君偕其夫人游女士同具愿書入會作此以贈》詩一首，以紀其事。“佛化新青年會”是五四新文化運動催生的產物，旨在推動佛教現代化。在當時此會的三千會員中，張氏夫婦二人應當是骨干與精英。

于此，也就不難理解，《比翼集》所錄張氏詩作中為何常見佛教語詞與佛家意境——這正是其這一段特殊人生經歷之間接寫照。

動蕩時局下的比翼連理

據查，張氏愛侶游紹斌，字學溥，與張銘慈同為云南大關縣人，畢業于北京美術專科學校。1919 年，張、游二人結婚。1921年前后，張銘慈考入北京大學；因經濟困窘，游紹斌一人留在昆明任青年會國史教員，不久因得親友資助，赴北京貝滿學校讀書，后考入美術專科學校。二人求學講學，一路相隨；雖時局動蕩，生活艱難，卻至為恩愛，不離不棄。誠如張氏在《比翼集》中另一篇跋文（寫于“丙寅花朝”，即1926年3月間）中所言：

今年花朝，偶作八達嶺之游，歸來適值“國軍之戰”劇烈，以致京畿為之不寧，天上飛機云集，城中炸彈時投，人人自危，生命堪虞。竊思人生在世，不過如夢幻泡影而已。而一卷詩稿，乃數年心血，恐有遺失，故特付之油印，又益以學溥詩若干首，最后定名曰《比翼集》。蓋學溥癡情，而處此離亂之世，頗有與余共生死意，故取香山“比翼連理”之意而名集，書既印成，遂贈諸同好，以作紀念云爾。

《比翼集》印行之后不久，張銘慈毅然南下參加國民革命運動。1929年夏，夫婦二人應當“移家真茹”，同赴暨南大學任教或講學了。據1929年上海《圖畫時報》第563期，所刊發的一張題為“云南女畫家游紹斌及其愛子美兒”的照片，可知張、游二人當時確實已“移家真茹”，且已育有“愛子美兒”。

據傳后來二人又移家新加坡辦學，因未見確切史料證實，只能存而待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