讓一個成年人講述一個孩子的故事是困難的。因為他未必還記得小時候經歷過什么，即使還記得一些，多年以后，打量那些童年記憶的也早已是一個成年人的眼光。

讓一個成年人講述一個孩子的故事給更多的孩子們聽是更加困難的。因為就算他記得并且忠于他童年時的經驗和想法，然而已經是一個成年人的他，又怎么了解和懂得今天的孩子們關心什么？想要什么？

讓一個成年人講述一個孩子的故事給更多的孩子們聽，并且溫潤無聲地化作他們日后強壯的骨骼、結實的肌肉、高貴的靈魂是尤其困難的。因為他要懂得自己已成過去的童年，懂得今天尚在童年的讀者，還要懂得眼前這些孩子們應有的將來。

這是一個兒童文學作家提筆之前繞不過去的關隘。

兒童文學創作需要想象力。對這個判斷，我從來沒有懷疑過。當然，也從沒有去追問：當我們說“想象力”的時候，我們是在說什么？直到讀了賈為的《起飛，大鳥》（中信出版集團2022年5月出版）。

《起飛，大鳥》收入《起飛，大鳥》《爺爺船》《蝴蝶杯》三篇作品。三篇作品獨立成章，并沒有情節的關聯性，但它們有一個共同的小主人公小漁。作品有自覺的兒童文學敘事意識：情節簡潔，人物單純，濃濃的親情、友情，強烈的好奇心、求知欲，有節奏感的語言，擬人化的修辭……但最具感染力和沖擊力的，是作品所呈現出的生動而奇崛的文學想象力。比如：夕陽在西天，甜滋滋的大橘子似的，撲通一聲，太陽落進了水里了。奶奶用葫蘆水瓢左右撇撇水面，舀了半瓢給小漁：“喝吧。”“哇，橘子汁！”再比如：小漁驚異地抬起頭，蘆葦小旗子一樣嘩啦啦地飛舞，“呼——”一聲招呼，蘆花一同飄飛。蘆花飛起的同時，腳下的小島從水中把自己拔了出來，“呼啦——”小島變成了一只大鳥，有力而輕盈地蹬踩著水面，“啪——啪！嘩——啦”撩起一串大大長長的水花。

“想象力”的詞典含義是：在知覺材料的基礎上，經過新的配合而創造出新形象的能力。這個定義也許沒有說錯什么，但用來理解和鑒賞文學作品是遠遠不夠的。因為運用“知覺材料”，“配合”出一個“新形象”，這里沒有提出任何審美價值的規定性，這種“能力”，不會給我們帶來生動的、奇崛的藝術形象，更談不上感染力和沖擊力。

其實，文學想象并不神秘。劉勰說它是“思接千載”“視通萬里”，常常有一個天馬行空的外表，甚至是反常識、反邏輯的，但內里依然有跡可循，遵循著“無理而有理”的規定性。月光下騰空而起的白鷺變成了月亮（《起飛，大鳥》）；排船的麻伯伯能把拳頭變成刨子（《爺爺船》）；踩著鑼鼓點走在墻頭上的“棉花”是小漁家的貓，然后就變成了舞臺上那個穿月白色戲服的女子（《蝴蝶杯》）。“無理”，所以能奇崛；“無理而有理”，所以能理解、能會意。

但這還不夠。除了這種普遍的、通常意義上的規定性，在兒童文學創作中，文學想象還有自己的規定性。

李白寫道：“小時不識月，呼作白玉盤。”我們說李白有著“詩仙”級別的文學想象力，是因為他在關于月亮的知覺材料基礎上，想到了“白玉盤”嗎？當然不是。我們說賈為在作品中表現出生動而奇崛的文學想象力，是因為她從夕陽映照下的“半江瑟瑟半江紅”，想到了“橘子汁”嗎？當然不是。

李白筆下的“白玉盤”所以信手拈來，情采俱佳，是因為李白站在成年人的世界里，準確地想象和寫出了稚兒眼里口中的月亮。賈為筆下的“橘子汁”所以生動而奇崛，是因為賈為站在成年人的世界里，準確地想象和寫出了小漁眼中夕陽映照下的淀水。換句話說，“白玉盤”也罷，“橘子汁”也罷，對作家來說叫做想象，但對作家筆下的那個孩子來說，卻是看得見、摸得到的世界，真真切切、實實在在。

其實，這就是兒童文學創作中文學想象的一個重要的特點。想象不是胡思亂想，它帶著來自孩子的全部規定性，孩子的觀察方式，孩子的理解方式，孩子的語言表達方式，等等。相反，如果假借孩子的眼睛，去看成年人想看的事；假借孩子的嘴巴，去說成年人想說的話；假借孩子的頭腦，去悟成年人想悟的哲理，就丟掉了兒童文學創作的“兒童本位”，壞了兒童文學創作中文學想象的規矩。

從這個意義上說，寓言可以是兒童文學的一支，但絕不可將兒童文學都寫成寓言。如果在兒童文學創作中，總是懷著寓言情結，總想讓文學想象的花樹結出隱喻或者象征的果子，總想著能暗含哲理、深意于言外，則勢必把兒童文學窒息成冬烘先生的迂腐說教，欲求半點靈氣而不能。

這是讀了《起飛，大鳥》，欣喜之余所想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