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4月，正當“暮春者，春服既成”時節，我忐忑不安地將博士論文稿《東巴神話研究》于答辯前最后一次呈往導師馬學良先生請益。那時的馬先生已經82歲高齡，但仍強忍著視力衰退等疾病，為我的書稿作了全面點評，并予以充分的肯定。只是，在文中辨析龜蛙處，馬先生提醒了一句：“此說成立，但今后必須格外注意轉音問題。因為，如無多種證據支撐，很容易產生轉音錯誤。”當我行將取回論稿歸去時，馬先生緩緩地從書架上取出一本日本學者橋本萬太郎編著的《納西語料》交給我說：“語源、語義研究不能僅限于詞匯，而要擴大到詞組、短句、復句，尤其是民間故事等語言片段。只有這樣，一個詞的音義及其變化過程，才有宏觀的語言、文化環境。而這個專集是橋本先生調查你們納西語材料的成果，可拿去作一參考”。激動之余，我在心底里感念道：導師，導師，您又一次把我的學術研究方法導入了一個新的方向與境界。

關于語言材料問題與作者橋木萬太郎先生，我都不太陌生，因為早在先生講授語言文化學概論時，就已介紹過美國普林斯頓大學于1972年編成《方言詞匯調查手冊》，以及日本語言學家橋本萬太郎著有語言地理學名著《語言地理類型學》等情況，要我認真學習，我亦樂而從之。

令我意外的只是作為語言地理類型學家，以漢語客家話及晉方言研究聞名于世的橋本萬太郎先生，居然還關心過納西族文化，并編著有《納西語料》一書！

憑借著在日留學多年的經歷，我算是比較熟知日本學界研究納西文化的歷史與人物及其成果，還寫過有關這方面的一些介紹文章。但是，我全然不知橋本先生在國際納西學領域曾有此作為，只知民族學界的山崎壽和、白鳥芳郎，文字學界的山田勝美、西田龍雄，神話學界的野藤清司、村井信幸，民間故事學界的君島久子，民俗學界的齋滕達次郎，文化學界的諏訪哲郎等學者有關納西學的建樹。

驚詫之余，我開始尋繹橋本先生及其這項工作的緣起與脈絡。一經探訪，方知橋本萬太郎先生出生于1932年，早年畢業于東京大學大學院，后來先后在美國俄亥俄州立大學、普林斯頓大學、哈佛大學、夏威夷大學等學習和任教，最早攻讀的是漢語音韻學，導師為華人教授王士元先生。畢業后，他與同出一門的余靄芹女士結為伉儷，正如高本漢、馬悅然、葛浩文、顧彬、羅多弼等眾多的漢學家那樣成了華人女婿。他的博士論文即是《中古漢語音韻學》。

由于天分、勤奮使然，以及夫人的全身心助力，畢業后的橋本先生先后創辦雜志《麒麟》《中國語學報》，致力于古漢語及其方言、少數民族語言的研究，推出了《論中世紀巴思巴文中的漢文》等許多大作，一時譽滿學界。進而，他又開始在中亞、西亞、東南亞廣大地區作田野考察與學術交流，著迷于語言文化學領域，終成一代大師，創立了語言地理類型學，在國際比較語言學界盡得風流。

遺憾的是，在我首次公派留學日本大阪大學攻讀日本學的1987年11月，橋本萬太郎先生因勞累過度剛剛于不久前溘然仙逝，使我失去了前去拜識的絕佳機會。

當時，我并不知道這部《納西語料》是怎樣登上馬先生的書架的，但從辻伸久先生為其所作的序文中了解到，它由橋本先生長期供職的東京大學亞非語言文化研究所以原作者名義、根據其數以千計的原始記錄卡片編纂而成。至于具體的考察時間地點，則在1971年的尼泊爾首都加德滿都。我所能領會到的是它應該來之不易，因為那時中日尚未實現邦交正常化，而日本學術界對納西文化的關注卻起始良久，并與日俱增，但所用資料主要依賴歐美學者、我國臺灣學者的有關研究成果。顯然，作為熱衷于中國古老語言文化探秘的學耆，橋本先生只能到與納西族同處喜馬拉雅山脈且同屬漢藏語系藏緬語族分布區域的中尼邊境去開啟他的納西文化之旅，并先行鎖定在了納西語言材料的收集上。

后來，我才在宣蕙英女士所寫的一篇回憶文章中了解到：那時，蒼天不負有心人，橋本先生雖不能進入中國境內，卻“得來全不費功夫”，意外地與多年旅居加德滿都經商且熟悉漢、納、藏、英、印、尼六種語言的宣蕙英女士相識。而精明、貌美的她，正是納西族出身的麗江大研鎮人，并早于新中國成立前就和藏族夫君高尼瑪一起經茶馬古道來到了這里。那時的她并不太孤單，因為長期以來總有一些納西族商人從西藏進入喜馬拉雅山南麓，加德滿都、孟買、加爾各答、德里、新德里、噶倫堡都留下同胞們的足跡。作為女子，她是在現當代納西族歷史上經印度到達尼泊爾行商的第一人，于是，她與橋本萬太郎的一段納西族語言文化曠世奇緣就此開始。

那時，宣蕙英用一段不太長的時間每日與這位語言學大師在品嘗咖啡或是滇茶之余用英語、漢語作交流。對方按照普林斯頓大學制定的《方言詞匯調查手冊》范式提問，并用國際音標記錄，而她則盡其所能地作有關詞匯、短句的納西語發音、釋義。最終，橋本先生從尼泊爾滿載而歸，遺憾的是，對這些彌足珍貴的手寫卡片還來不及作整理，橋本萬太郎先生便“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使當時方興未艾的國際納西學，尤其是日本納西學蒙受了巨大的損失。

本欲作納西族語言文化研究參考，并為將來編纂一部《納西語詞典》做準備的我，打開這部《納西語料》卻發現，其中所收共4335個詞匯、132個句式，有80%許存在錯訛。具體為：漢英對譯有誤、音位記錄失準、漢納詞匯混淆、無卻錯成有的詞匯不少、有但缺的詞匯過多、一詞多義未顧及、一義多詞被忽略、方言方音多被抹殺、句子成分缺失、短句復句語法失范，等等。

這些不足的存在大約出于以下原因：記音人沒有納西族語言文化背景，缺少記錄納西語言經驗，《納西語料》非自我編成，又并未在之后做實地田野作業加以補免修正，并且發音人具有唯一性，記音地點在異域。而在發音人一方，由于成長于大研鎮語言文化圈，受漢語影響嚴重，與納西語各地方言絕緣，對納西族生產生活陌生，離鄉時間久長，從而出現誤發、錯發、亂發、漏發音釋義的情況。這些都是可以理解的不足，卻是不可無視的缺點。我一時無言，只能出于對作者、編者、發音人的尊重，尤其是對納西語準確度的苛求，暗下決心也要依普林斯頓大學版《方言詞匯調查手冊》的基本框架，編纂一部《納西語言材料》，供國內外納西語言學研究者參考。

只是我從2001年起被先后調動在多崗位擔任領導工作，使這一夙愿久未遂愿。在一拖二十余年后的又一個清明節，我才編纂完成此作，了卻了一件心事，以向馬先生報告我的一絲學習成果。而此時，馬先生離我們而去已經23個年頭。我不禁在胸中低低心語：馬先生，此時，您是否正與橋本萬太郎先生、宣蕙英女士等，也“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

（作者系全國政協常委、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