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至今，人類與其他物種之間如何和諧共存，一直是我們面臨的難題。工業革命以來，人類對大自然的過度開發和利用，導致了生態的失衡及持續性惡化。面對日益嚴重的生態危機，生態作家們試圖通過田野調查的方式、今昔比照的模式和多元的藝術形式揭示嚴峻的現實。這些作品倡導生態整體主義價值觀，并要求人類遵循自然倫理的規約，召喚一個“物我兩親”而又可持續發展的美麗新世界。

在中國生態文學寫作譜系中，少數民族作家是一支活躍的生力軍。早在20世紀80年代，鄂溫克族作家烏熱爾圖的《七叉犄角的公鹿》、土家族作家李傳鋒的《最后一只白虎》、蒙古族作家白雪林的《藍幽幽的峽谷》等作品在深層勘探民族文化根脈的同時，就以憂心忡忡的言說姿態，揭示出盲目追求物質享樂思維下人性的畸變和生態環境的惡化。由此可見，少數民族作家對生態危機的體察和書寫是具有前瞻性的。學者王靜在專著《人與自然》中曾提出：“中國當代文學的生態寫作作為一股未被命名的涓涓細流，首先興起于民族文學。他們并非為響應西方的生態思潮而生，而是承襲著從口頭到書面幾乎從未斷流過的古老民族文學傳統，但只有在中國新時期改革開放后，這股細流才閃動出光芒和生機來。”事實上，當代少數民族生態文學寫作既是對民族文化傳統的承繼，又離不開西方生態文學和生態理論的滋養。這種駁雜混融的生態文化思想，構成了相當一部分少數民族作家的精神格局。可以說，民間文學的滋養和邊地生活的經驗，使得少數民族作家具有生態寫作的優勢，而其作品則為當代生態文學提供了別樣啟示。

大多生活在草原、沙漠、海濱或崇山峻嶺間的少數民族作家，對休戚與共的地域和環境分外依戀

少數民族的民間故事、神話傳說、英雄史詩中從來不缺乏神秘性因子，而在當代少數民族生態文學中，亦洋溢著濃郁的神秘氣息和對自然偉力的敬畏。少數民族作家大多生活在草原、沙漠、海濱或崇山峻嶺間，在貼近大自然的生產生活實踐中，作家們對休戚與共的地域和環境分外依戀。因此，在下筆為文時，讀者可以明顯地感受到作者與故鄉、與大自然親密無間的情感關聯。更重要的是，這些作品扭轉了近代文學以人類為中心的偏狹，人不再是萬物的尺度，更不是萬物的役使者和剝削者，而是與天地神同源共祖的一員。在萬物皆親人的觀念指導下，少數民族生態文學試圖引發人們對工具理性和發展主義的省思，從而遏制人類對大自然的瘋狂掠奪和生態的持續性惡化。

土家族作家徐曉華的散文《那條叫清江的河》是對大自然神性之維的書寫。清江河邊的鄉民對天地萬物博愛虔敬，生活在這片土地上的民眾對神奇的大自然充滿感激和膜拜。而如果人們沒有遵循自然倫理并觸碰禁忌時，往往會招致嚴厲的懲罰。在彝族傳統生態倫理的熏陶下，吉狄馬加的詩歌深情地吟誦出對自然生命的靈性感應，展現出大涼山深處人與生靈近乎泰初的純真狀態。而在蒙古族作家郭雪波的《銀狐》中，老銀狐將一心求死的珊梅挽救回來并悉心地照顧，此后，珊梅和銀狐結成命運共同體，在大漠霞光中相依相偎。類似不確定的、傳奇的、神秘的故事在當代少數民族生態文學中屢見不鮮。這種帶著神秘生活樣態和浪漫色彩的書寫，一定程度上矯正了生態寫作中存在的理性有余、藝術性匱乏的弊端，表現出對世界和生命的詩性理解與把握，并為生態寫作提供了更多的想象空間和審美趣味。

在質樸、謙遜地面對宇宙萬物的同時，當代少數民族生態文學并沒有遮蔽商業生產與組織模式對自然的掠奪及其招致的災難性后果。藏族作家阿來的《空山》以哀婉的筆觸敘寫了機村周圍原始森林被伐殆盡的傷懷往事。森林的消失，生態的破壞，使得機村的民眾在水土流失和泥石流頻發的災難中苦不堪言。回族詩人馬占祥的《周家河灣村》揭示出生態惡化后家園的破敗和生靈的彷徨無依，“村邊的河流早已干涸 河床呈現了/去年斷水的陳跡 卵石 幾叢芨芨草/被風收留 地麻雀飛得過分慌張/——它已找不到崖畔下鄰水的家園”。此外，滿族作家葉廣芩的《老虎大福》、藏族作家次仁羅布的《長滿蟲草的心》、仫佬族作家廖潤柏的《八月，干渴的荒野》、普米族詩人曹翔的《家鄉的瀘沽湖》等作品，均以不回避的勇氣揭示出生態惡化的悲劇性后果，直接向自詡為萬物之靈長的人類發出了沉重的拷問。

為了引起讀者對生態嚴峻情狀的關注，當代少數民族生態文學在文本中慣于采用“最后一個”的模式設置，這些作品內嵌著作家對現代化野蠻切割生態鏈的憂慮和悲悼，顯現出環境失衡和文化失落的雙重苦痛，并促使我們深刻反思過度、無序的現代性對民族傳統文化和生態自然的損毀。

心懷大自然的少數民族作家，身處喧囂的都市也能隨時隨地對大自然進行抒寫

20世紀以來，媒介融合技術深刻地改變了人類的文明形態和人自身的存在方式。人們的學習方式、工作方式、娛樂方式、消費方式和交往方式因之發生了全方位變革。互聯網、智能手機、微信、短視頻、網絡游戲的迅猛發展，在豐富大眾生活的同時，也在悄無聲息中致使人與人、人與大自然間的關系日漸疏遠。尤其是生活在都市中的廣大人群，他們與自然接觸的機會急劇減少，這種情況很容易招致精神上和道德上的貧乏，進而對生態危機缺乏必要的體察，對生態災難容易滋生出麻木和冷漠的情感。說到底，全球化的生態危機與每個生命體息息相關，人類只有切實地意識到問題的緊迫性，才能與自然結成痛癢相關的統一體，進而深思世界的結構和我們活動的意義。

美國作家桑德斯在隨筆集《為自然說一句話》中認為：“在我們生活中大多數時候，自然像被鑲上了窗框，就像錄像的屏幕、照片的白邊一樣是以鑲著邊框的狀態顯現的。另一方面，自然的有機的網眼已經深入到我們內部，而我們卻幾乎感覺不到。”桑德斯所批評的現代人對自然疏遠和無感的傾向在當代少數民族作家群中尚不普遍。少數民族作家身為“大地之子”，對自然的關注是恒久而全情投入的。作家們通過視覺、聽覺、嗅覺、味覺、觸覺等感官體驗，有意識地呈現出外部世界與人的情緒、身體的關聯。對野生生命和自然事物的觀察描繪，恢復了現代人普遍壓抑的自然神經和心靈觸覺，從而奠定了人與自然重新溝通的可能性。在當代少數民族生態文學寫作中，作家們尤其注重人類與地球上其他生物間的情感關聯，認為每一處自然風景和每一個動物植物都有其獨特的魅力，都與我們的生命發生著千絲萬縷的聯系。

劉勰在《文心雕龍·物色》篇中說：“若乃山林皋壤，實文思之奧府。”意思是說，山林川澤等自然景物，是引發作者文思的寶庫。而對心懷大自然的少數民族作家而言，即使身處喧囂的都市環境中，也能隨時隨地與大自然發生情感共振。他們在作品中強調了自然萬物擁有獨立的價值和自由生存的權利，自然界中的一切都應包含在人類倫理關懷和道德共同體的范圍之內。尤為重要的是，少數民族生態文學關注生命之間的密切聯系，帶有知性和抒情性的意味。如苗族詩人張遠倫的詩歌《三尺之上》在人間生活中守望神性的自然，以曠達篤定的心性體悟動物與人類命運的交相輝映：“抬頭在鳥鳴之處，低頭在市井之間”；彝族作家阿微木依蘿的散文《工廠捕食者》則通過連類取譬的方式，實現了物我的混同——“有時我在湖畔西街遇到我丈夫的同事，會忍不住想象他們從前是干什么的，會不會也有蹲墻角的經歷，會不會因為搬一樹盆景改變命運。……我想到懸崖上的樹，它們在峭壁的縫隙中生根發芽，有向陽的秉性，也有孤獨封閉的性格，它們在忙于輸送養分的路上，最喜歡寂靜的、不受干擾的生長環境”。在脫離了野生自然的環境里，作家通過想象和感覺生態的復活，以細膩的情感和平等的姿態將人類的艱難彷徨與樹的堅韌孤獨重疊在一起，挖掘出生命之間的內在聯系，且提供了豐沛而鮮活的民間經驗。

梭羅在《瓦爾登湖》中號召讀者要像哥倫布一樣，“去發現自己內部所有的新大陸和新世界，不是拓展生意，是開拓思想的新的水路”。某種程度上說，生態惡化不僅是自然界面臨的危機，而且是人類精神危機和信仰危機的外在表現。面對失根的懸浮感和虛無感，人需要恢復其生態本源性，并遵循大自然的運行法則，在心靈深處敬畏自然，用愛、理解、誠懇和熱情去感受世界和萬物，從而在生命的輝光中安頓肉身，實現心靈的撫慰和靈魂的扎根。

當代少數民族生態文學作品大力倡導同感共情的生態倫理

當代少數民族生態文學作品顯現出對人類與自然界新型關系的定位與思考。作家們質疑人類中心主義的倫理觀，揭示出人類與自然共生的事實，發出了從人類中心邁步到生態中心的激情吶喊。

當代少數民族生態文學通過回望傳統和浪漫想象，藝術地表現了人類與自然共生的可能性。蒙古族作家格日勒其木格·黑鶴的《馴鹿之國》《飼狼》等小說，描繪出草原民族與大自然和睦相處的生存圖景。譬如，芭拉杰依在尋找馴鹿的過程中不斷地救助陷入困境的小狍子、梅花鹿、渡鴉和小狼等。而在善良的人們遭遇險境時，這些動物往往能幫助他們擺脫自然困境或惡人的侵擾。格日勒其木格·黑鶴正是在人與動植物的相親相愛中呈現出草原游牧民族與萬物和諧共生的關系。

扭轉生態危機的關鍵，在于我們能否平等地看待非人類的生命和自然。從人類中心到生態中心無疑是一個巨大的飛躍，對人類來說意味著站在金字塔頂端的歷史將一去不復返，其轉變的過程必然是艱難而漫長的。但少數民族因獨特的民間文化基因的承繼，倒是頗為順暢地認同萬物平等的理念。藏族作家萬瑪才旦的小說《撞死了一只羊》即是這種觀念的生動演繹，當貨車司機的“我”將不慎撞死的羊超度完后，在如何處置死羊的問題上，“我”和乞丐因認知的不同發生過爭議。乞丐認為羊給他吃和給禿鷲吃是一樣的，但“我”認為乞丐是一個人吃，而給禿鷲是很多禿鷲吃，是不一樣的。最終，“我”決定還是把羊喂給禿鷲，這一想法也得到了老僧人的贊許。小說以一個并不復雜的故事宣告了人在自然中的位置，生命之間的等級秩序被消解，顯現出人類與自然界新型關系的締結。苗族作家完班代擺的散文《牽著鳥的手》將人類與自然共生共存的美好圖景徐徐鋪展。散文敘寫了在堯上這個仡佬族村莊中，鳥類在明媚的山水間自由地飛翔和繁衍。它們不必擔心羅網和陷阱，也不會遭遇突然的捕殺和傷害。淳樸的村民們自覺地愛鳥護鳥，對它們施以“同類的友愛”，并通過舉行“敬雀節”的儀式贊美鳥雀的婉轉啼鳴，感謝它們為人類所作出的貢獻。這是一種與人類中心主義截然不同的價值觀和倫理觀，它凸顯出人類對自然萬物的熱愛和敬畏，有力地表現了人類與自然共生的可能性。此外，在蒙古族作家海勒根那的《父親魚游而去》《尋找巴根那》《青鳥》等小說中，人可以幻化為魚、羊、鳥等動物，并在生命的輪回中實現重返大自然的祈愿。這些“變形”和“幻化”的故事喻示著人類中心的瓦解，世界上所有的物種都在循環往替中維護著大自然的平衡，生命于是向無限的可能性展開。

總之，當代少數民族生態文學作品不僅強調了生態文學的理念原則，而且大力倡導同感共情的生態倫理。雖然從人類中心抵達生態中心注定要經歷漫長而艱難的跋涉，但只要在路上，就意味著我們追求的星辰大海和萬物和諧的詩意棲居有變為現實的可能。

（作者：烏蘭其木格（蒙古族），系北方民族大學文學與新聞傳播學院副教授，本文系北方民族大學中央高校基本科研業務費專項資金資助項目〔2019MYA08〕階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