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塔洛·卡爾維諾從失去忘年摯友切薩雷·帕韋塞的悲傷中走出來并重新整理心神奮筆疾書的那一年，是1951年。帕韋塞的去世對卡爾維諾影響至深，使他重新認識生活，他一面繼續在埃伊納烏迪出版社工作完成帕韋塞未竟的事業，一面繼續寫小說。先是在艱苦漫長的創作中完成了一部題為《波河青年》的“社會現實主義小說”，之后用一個夏天寫出了后來眾所周知的名作《分成兩半的子爵》。也許是需要從寫作的情境中跳脫出來，也許是應人之邀，總之1951年的秋天，卡爾維諾踏上了東去的旅途，開啟差不多兩個月的蘇聯之旅。

意大利共產黨員對蘇聯的向往，良有以也。二戰之后，意大利成為戰后除蘇聯集團之外擁有共產黨員最多的國家，占到人口總數的五分之一，共產黨的影響力在意大利部分地區也在逐漸加強，受到蘇聯共產黨的影響亦在情理之中。當時，戰時受到各方勢力牽制的意大利承受著巨大的消耗和破壞，已經一片荒蕪，因政治環境影響，意大利在東西方之間都飽受懷疑。美國為了對抗蘇聯陣營的“西進”制定了“馬歇爾計劃”，在加快西歐經濟復蘇的同時也削弱了意共在政府的話語及政治權力。即便如此，在意大利北部，共產黨的思想在一些地區依然深入人心，他們既相信共產黨的主張和思想，也尊重當時的意共領導人帕梅羅·陶里亞蒂。蘇聯顯然成為他們心中的信仰之國，在東西方角力的歷史時刻，對于意大利共產黨人來說，用一次旅行確證對蘇聯的“共產主義”或“現代社會”想象，何樂而不為？

卡爾維諾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遠赴蘇聯的。他于1951年10月乘火車出發抵達莫斯科，11月返回意大利，前后歷時約50天，一路寫下了這次旅行的所見所聞，最初以《伊塔洛·卡爾維諾的蘇聯旅行日記》為題發表在1952年的《團結報》上，從2月3日連載到3月15日，共21篇文章，以日記體的形式記錄了近兩個月俄羅斯生活的點點滴滴，既呈現了在蘇聯期間的日常生活，又寫出了對俄羅斯文化與社會的關注；既描摹了旅途中相見相知的故舊新知，又在細節中發現了俄羅斯和意大利的文化差異。卡爾維諾對蘇聯印象頗好，所到之處幾乎都給他留下了美好的回憶。那么，這兩個月里，在蘇聯有怎樣的旅行經歷呢？或者說，卡爾維諾在蘇聯期間都去到哪里了呢？

一是莫斯科。莫斯科是卡爾維諾蘇聯之行的大本營，他在這里生活的時間最長。他像普通游客一樣游覽了紅場、克里姆林宮、普希金廣場、列寧山等地，這些經歷都被他寫進日記，并夾雜著切身感受到的蘇聯與意大利的不同之處，比如莫斯科從來沒有霧；比如莫斯科人習慣了排隊購物；比如莫斯科店鋪營業時間較遲。之后，卡爾維諾開啟了他在莫斯科的文化之旅，足跡遍布劇院、博物館、音樂廳、圖書館、電影院和大學，他幾乎不愿意錯過每一個和當地文化、當地人深入交流的機會，并把相關的情況寫進日記中，要么是介紹某一位著名的藝術家，要么是記錄下一位和他一樣的普通觀眾或讀者，要么是呈現出他在參觀和游覽中的興趣點。此外，卡爾維諾還參觀了鄉村社區和紡織廠，了解農民和紡織工人的生活和工作方式，從社會的諸方面了解蘇聯及其所處的時代。作為蘇聯的首都，莫斯科帶給卡爾維諾更多的是見識到了社會與文化的“現代性”，以此為切口了解俄羅斯社會與文化的方方面面。卡爾維諾能夠以很快的速度融入到短暫的莫斯科生活中，以一種異國的生活態度享受異國的生活。在莫斯科，卡爾維諾還度過了自己28周歲的生日，蘇聯朋友在他并不知情的情況下直接為他舉辦了生日慶祝會，使卡爾維諾喜出望外，相信這是被卡爾維諾銘刻在生命記憶深處的一天。

二是巴庫。如今已成為阿塞拜疆首都的巴庫在遙遠的1950年代還屬于蘇聯，與莫斯科的距離不算是近，卡爾維諾等人乘火車南下，聽著電臺里20年前的流行歌曲，看著窗外俄羅斯廣袤的土地和田野，聊著飲食、體育和婚俗，經停大站即下車休息，就這樣走走停停，途經今天俄羅斯西南部城市羅斯托夫進入高加索地區，之后沿著里海的海岸線進入旅程的目的地。在巴庫，卡爾維諾參觀了城市建筑，走進電影院、博物館、科技館、音樂廳，介紹了革命者基洛夫、詩人尼扎米、工程師卡法·羅夫和城市之間的關系。引起卡爾維諾格外關注的是巴庫的石油和文化，關于石油，他寫到，“石油是巴庫的財富，當你環顧四周，到處都是油井，即便是在海上”，繼而介紹了巴庫的石油工人和石油聯盟在巴庫的文化館。關于文化，卡爾維諾關注的是巴庫的一個圖書館，他特意強調這是一個“一切都免費”的圖書館。此外，他還觀看了一場芭蕾舞表演，參觀了以共產黨歷史為中心的斯大林博物館和以革命為中心的蘇聯革命歷史博物館。臨別之際，巴庫的同志送給卡爾維諾的是阿塞拜疆語的文學名著，阿塞拜疆共產主義青年團的領導告訴卡爾維諾，“如果有一天晚上你碰巧夢到巴庫，那么請抓住枕頭，我們就會夢到你”，帶著這樣美好的祝福，卡爾維諾結束了一段愉快的旅程。

三是圣彼得堡。在卡爾維諾的筆下，那時候的圣彼得堡還被稱作“列寧格勒”，比之于巴庫，他在圣彼得堡停留的時間更長，有更多的機會“觀看”這座“年輕的城市”。在涅瓦河畔，卡爾維諾一面流連于冬宮、圣以撒大教堂等建筑的恢宏氣勢，一面圍繞一艘古董巡洋艦回顧著戰爭中城市的歷史；在基洛夫文化研究所，他挨個屋子聽關于外交政策、金屬加工、經濟掠奪的討論會，看表演、聆唱詩、聽演奏；在糖果廠，他仔細參觀糖果生產車間，駐足于漂亮的生產機器，品嘗各式各樣的糖果。在圣彼得堡，兒童似乎成為卡爾維諾在圣彼得堡游歷的重要線索和對象，一個周四的上午，他們專門參觀了一家幼兒園，在那里看到了保育員如何給小孩子洗澡、如何哄他們睡覺，如何喂他們吃飯，又仔仔細細考察了幼兒園的所有設施，并坦言“喜歡這個幼兒園的一切”。當然下午，他們來到因紐特人體育場，觀看孩子們的體操表演。在圣彼得堡的最后一站，卡爾維諾等人去了“玩具之鄉”，類似現在的兒童活動中心，孩子們可以在那里玩桌上曲棍球、桌上足球、舉辦畫展、操控微型機械裝置，是一群“堅定而快樂的年輕人”。對于卡爾維諾來說，圣彼得堡已經是一座“現代”的城市，他在那里感受到了很多在莫斯科和巴庫并不曾體會的社會、文化及城市現代性。

從莫斯科到巴庫，從巴庫到圣彼得堡，卡爾維諾一路走一路看，見識了之前并不能想象的俄羅斯。在卡爾維諾的筆下，1950年代初期的俄羅斯穩定平和，充滿活力。如果將作者1959-1960年的美國旅行日記及《一個樂觀主義者在美國》同蘇聯旅行日記加以比較，會發現卡爾維諾對蘇聯的真誠和寬容，既有冷眼旁觀，又有來自共產黨人的熱情。

這種熱情首先表現在他對俄羅斯人的強烈關注上，雖然卡爾維諾是以共產黨員的身份來到蘇聯的，但是他關心的是撇開政治符號真真切切的人和他們熙來攘往的日常生活。在一篇日記中，卡爾維諾用相當長的篇幅介紹商場的營業時間、服務員的作息、顧客的購物習慣等；在另一篇日記中，他以同樣的方式介紹俄羅斯人的三餐和餐桌上的飲食及俄羅斯飲食文化，以此還原俄羅斯人的日常生活。同時，卡爾維諾也關注日常生活中的人，在他的日記中能看到各個階層的俄羅斯人，有不遠萬里來到首都的異鄉人；有享譽俄羅斯的芭蕾舞舞蹈家；有參加過戰爭的老兵；有在莫斯科酒店里用餐的普通人；有工廠里每天忙忙碌碌的女工。在對日常生活的觀察中，卡爾維諾看到了蘇聯的“現代性”，比如莫斯科的街道上是各種形狀和大小的汽車，包括公共汽車、卡車、出租車和私家車；看到了城市建設的“未來”，比如尚在規劃中的地鐵線路也已經在投入運營的地鐵站用其他顏色標注出來。實際上，卡爾維諾表面上關心的是日常生活，但透過日常生活的肌理他看到的是蘇聯生活現代性的興起。

卡爾維諾也關心意大利文化在蘇聯的傳播與受容情況，在所到之處，他都出于意大利人的本能在有意無意間注意到意大利文化的呈現。文學上，卡爾維諾注意到喬萬尼奧里所著的長篇小說《斯巴達克斯》已經被譯成俄語并廣泛閱讀，同時也關注書店櫥窗里的意大利文學著作；電影上，他多次提到在蘇聯受到歡迎的意大利影星，當時電影院正在上映一部由安娜·馬尼亞尼和馬西莫·吉洛蒂主演的意大利電影《街上的夢想》，卡爾維諾看到電影海報之后十分驚訝，因為在意大利并不算明星的男主角卻在蘇聯大受歡迎，卡爾維諾說，“我在全蘇聯看到最多的就是他的臉”，足見吉洛蒂在蘇聯受歡迎的程度。在文化的比較中，卡爾維諾也關注意大利和俄羅斯文化之間的微小差異，在餐廳里，他發現蘇聯人比西西里人更愛吃冰淇淋，即便寒冬時候也離不開冰淇淋；在木偶劇院，他發現莫斯科木偶的表現形式介于意大利木偶和提線木偶之間，并在此基礎上詳細介紹了二者的區別。置身于與意大利不同的俄羅斯日常生活，他開始調整自己適應莫斯科的生活，“認識到這座城市在不同時間的面貌”。

基于他的作家身份，卡爾維諾本能地關注在蘇聯所見到的文學符號。比如，他在一個學校發現普希金的畫像和列寧、斯大林的一樣多，之后才是托爾斯泰、果戈里、萊蒙托夫和馬雅可夫斯基，尤其使他不可思議的是，畫像也包括后來被認為是偉大作家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而當時“西方人有人說蘇聯已經忘記了他”。再如，巴庫之行結束前，卡爾維諾收到的禮物中包括托爾斯泰《復活》的阿塞拜疆語版本，從另一個方面證明托爾斯泰的影響力。在蘇聯的兩個月里，卡爾維諾逛了很多圖書館和書店，注意到巴爾扎克、雨果、狄更斯、哈代、劉易斯、歐·亨利等人在蘇聯的影響，同時也買了一些他喜歡的文學名著。

另外，在卡爾維諾的旅行日記中，還能看到他對在蘇聯所見異國形象的關注。所謂“異國形象”，是指他在蘇聯遇到的其他國家的人，比如在戈爾基街，他遇到了印度人；在莫斯科酒店，他遇到了中國人、越南人、韓國人。他在下榻處認識了一位名為金吉佑的朝鮮少年，在日記中詳細介紹了這位當年只有18歲的少年，他在朝鮮戰爭中20天內擊落了11架美國飛機，制服上戴著兩枚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英雄勛章，剃著光頭，圓圓的臉上兩只小小的杏眼，典型的朝鮮男青年形象給卡爾維諾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卡爾維諾在眾多外國人中看到了“國際主義”，認為這是當時蘇聯的普遍特征，異國形象成為“一種本能的友誼，與對異國情調或古怪者的吸引力無關，而是傾向于在更多元化的人群中重新轉換共同背景，在有限的民族中以無限的形式表達自己，從而認識到共同的流行矩陣”。從卡爾維諾的日記中，可以看出他本人也是一位國際主義者，無論看到哪國人，無論接觸哪國人，他“在這些人眼睛中看到的都是平靜和理解”。

俄羅斯的日常生活、意大利文化的傳播、在蘇聯生活的“異鄉人”和在卡爾維諾所見的文學名作，都是卡爾維諾關注的焦點，然而同時需要面對的問題是：作為意大利共產黨員，卡爾維諾來到布爾什維克的蘇聯，固然有一種從“邊緣”到“中心”的向往和崇敬之情，然而至少在日記中所見到他的目光都集中于日常生活。面對蘇聯社會，典范的意大利知識分子如卡爾維諾者無疑具有克羅齊式自由派的冷眼旁觀，這似乎也代表了大部分意大利知識人的姿態。

另一方面，卡爾維諾本人的性格也并非充斥著浪漫主義的激情，在《巴黎隱士》中，他曾說，“我對任何唾手可得，快速，出自本能，即興，含混的事物沒有信心。我相信緩慢，平和，細水流長的力量，踏實，冷靜。”這句話已然成為卡爾維諾的座右銘，又是至理名言，細究起來會發現，這句話之后蘊藏著某種“史家之清醒”而不是“理解的同情”，卡爾維諾無論面對風霜雨雪還是天朗氣清都能做到冷靜平和，其背后的人格操守是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也包括能夠洞察人與社會肌理與肺腑的智慧。兩者相加，也就解釋了為什么卡爾維諾在見識到蘇聯的“前衛”和“現代”之后依然能夠平靜如水，甚至在他那里，蘇聯只是異邦，并不涉及“主義”。

對于卡爾維諾來說，在蘇聯的兩個月是一次平靜的旅行，置身于斯，他感受到了蘇聯1950年代的大國氣度，也感受到了蘇聯人在社會進步期的日常生活，這是一次重要的旅行。1951年11月，卡爾維諾乘飛機離開蘇聯，在即將起飛之前，他想到前來送行的蘇聯同行，不無深情地說，“我想到，我們文化的動機和各國人民的故事是如何結合并交織在一起的；我想到，從這第三世界發芽的種子，我現在要它消失在云端；我想到，我們共同的人類歷史的種子，如何在等待我的土地上發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