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們召開馬烽誕辰一百周年紀念座談會，追懷人民作家馬烽同志的高風峻骨，回顧他對中國社會主義文學事業的巨大貢獻。我謹代表中國作家協會，對馬烽同志表示崇高的敬意和深切的懷念！對馬烽同志的親屬表示誠摯的問候，對新冠肺炎疫情影響下克服困難前來參加會議的各位領導、作家和學者表示由衷的感謝！

終其一生，馬烽深刻地接續著傳統與民間的文脈，他是這條文脈上的參天大樹。童年的馬烽就是古典章回小說癡迷的讀者，由此我們都會想到，他和西戎合著的《呂梁英雄傳》正是采用了章回小說的形式。舊的形式由此獲得了新的生命，那種遍地英雄的壯闊氣象、那種慷慨豪邁的精神覺醒，既來自我們偉大的傳統，更是那個血與火的大時代的寫照。在中華民族最危險的時刻，文學首先讓人懂得“國家興亡，匹夫有責”，年僅十六歲的馬烽就投身革命，成為了抗日游擊隊的一名戰士。“對于我們來說，拿筆桿和拿槍桿的意義是完全一樣的”，1942年，二十歲的馬烽發表了處女作《第一次偵察》，一名戰士拿起了文學這桿槍，一位作家由此走向了中國現代文學和當代文學的光榮史冊。

也正是在1942年，毛澤東同志發表了《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要使文藝很好地成為整個革命機器的一個組成部分，作為團結人民、教育人民、打擊敵人、消滅敵人的有力的武器”，“為什么人的問題，是一個根本的問題，原則的問題”，“中國的革命的文學家藝術家，有出息的文學家藝術家，必須到群眾中去，必須長期地無條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農兵群眾中去，到火熱的斗爭中去，到唯一的最廣大最豐富的源泉中去”……這些話如洪鐘大呂，永久地回蕩在馬烽的腦海中，化入他的血液，成為他畢生的信念，成為他創作和生活的準則。馬烽是《講話》精神指引下成長起來的中國作家的一位杰出代表，從他的文學歷程中，我們清晰地感受著時代前進的步伐，感受著人民生活的廣大生動。

1945年，馬烽、西戎合作，在《晉綏大眾報》連載《呂梁英雄傳》，這部章回體小說具有至今都令人深思的探索品格，它是虛構的，它又是非虛構的，《呂梁英雄傳》直接取材于現實生活，人物形象和故事情節都是抗日戰爭中晉綏邊區“看得見、摸得著”的真人真事。所以，對于晉綏邊區的廣大讀者來說，這是故事，這也是自己的事。在田間地頭，為數不多的識字者把報紙攥在手里、插在腰間，追讀報上連載的《呂梁英雄傳》的最新章節，儼然是一份驕傲；不識字的老鄉們，圍在識字者身邊，聽他們誦讀、講述，從故事中認出自己，在小說中領會生活與戰斗的意義，此情此景，深刻地展現了《講話》指引下的文學的革命性實踐意義，用馬烽自己的話說，“我們在寫這本書的時候，首先想到的不是要當作家，不是要創造什么高雅的文學，而是要盡一個革命戰士所應盡的天職”，“我們和呂梁山區的人民群眾一塊戰斗，共同生活”，“所有這一切，就像狂飆一樣在我們的周身翻卷著，就像春潮一樣在我們的胸中鼓蕩著，使我們的內心里常常有一種按捺不住的沖動”，要將這些英雄事跡“記載下來，譜以青史，亢聲謳歌，弘揚后世，變為巨大的精神力量，使人民群眾從中受到應有的鼓舞、教益和啟迪”。對馬烽來說，戰士、革命者與文學家是高度統一的，他畢生的文學事業是黨和人民創造歷史的偉大實踐的有機組成部分，他從中獲得了不竭的源泉和力量。

1949年，馬烽來到北京，參加全國第一次文學藝術工作者代表大會，并在中國作家協會的前身全國文協工作。新中國、新生活使馬烽滿懷激情，寫出了《村仇》《一架彈花機》《結婚》《陳萬年和馬永泉》《韓梅梅》等膾炙人口的作品。但是，與土地、與人民的深刻聯系召喚著馬烽，他說，“我在北京待了七年，深深感到住在北京城里寫山西農村生活，不是個辦法”，1956年，馬烽回到了山西、回到了呂梁，回到父老鄉親們中間。后來他寫道：“那時候我年紀還輕，身體也好，下鄉經常是騎著一輛自行車，帶著行李卷，走到哪里就住到哪里。到水利工地上，和民工們一塊住破廟，滾草鋪，也是常有的事。”多年前，我曾經去過呂梁山下的賈家莊，專門探訪了馬烽先生的故居，我想，馬烽之所以了不起，就在于他是一個有自己的“根據地”的作家，那不僅是一個地理空間，也不僅僅是一個生活空間，那是一個包含著自然、歷史、實踐、生活、情感的世界，作家與這個世界的關系完整而飽滿。習近平總書記2014年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重要講話中曾經談起柳青，他說：“柳青熟知鄉親們的喜怒哀樂，中央出臺一項涉及農村農民的政策，他腦子里立即就能想象出農民群眾是高興還是不高興。”馬烽也是這樣的作家。也正是這樣的作家，才寫出了《一篇特寫》《四訪孫玉厚》《青春的光彩》《三年早知道》《我的第一個上級》這樣的作品，保存著歷史進程中的鮮活經驗，在六十多年后依然熠熠生輝。

馬烽的創作貫穿現代文學和當代文學，與革命、建設和改革事業共同前進，始終保持著旺盛的創造活力，1978年，他出版了六十年代創作的長篇小說《劉胡蘭傳》。進入八十年代，推出了《結婚現場會》《有準備的發言》《無準備的行動》《伍二四十五紀要》《葫蘆溝今夕》等一系列反映農村變革的優秀作品。

在今天看來，馬烽對文學有著寬闊的理解，這種理解很大程度上不是來自書本，而是來自對人民精神文化生活變化的敏銳感知和高度的責任感。早在《呂梁英雄傳》中，就揉和了新聞、連載這些在當時還是新奇的、大眾化的因素，五十年代，他開始投入電影文學劇本的創作，留下了《我們村里的年輕人》這樣的經典之作。直到八十年代，他與孫謙合作劇本的電影《淚痕》《咱們的退伍兵》都曾產生過廣泛的影響。

馬烽同志是黨的文學事業和作協工作的優秀組織者、領導者。他先后擔任山西省委宣傳部副部長、山西文聯主席、山西作協主席、中國文聯副主席，為山西文藝的興盛和青年作家的成長殫精竭慮。八十年代末，馬烽調任中國作家協會黨組書記，為中國作家協會的改革發展，為中國社會主義文學的大團結大繁榮作出了重要貢獻。時至今日，很多作家協會的老同志都會深情地記起馬烽同志認真負責、平易近人的作風。1994年，馬烽又一次回到山西、回到呂梁，在鄉親們中間生活、創作，終于在1998年出版了醞釀五十余年，全面反映農村社會變革，描述農民心路歷程的巨著《玉龍村紀事》。

馬烽同志的一生無愧于時代、無愧于人民。1992年，山西省委、省政府授予馬烽“人民作家”榮譽稱號，這對一個作家來說是至高的肯定。今天，紀念和緬懷馬烽同志，我們要學習他矢志不渝投身黨和人民的事業，在人民創造歷史、創造美好生活的奮斗中展開個人的藝術創造，心系民族復興偉業，熱忱描繪新時代新征程的恢宏氣象。我們要學習他高度自覺地深入生活、扎根人民，始終保持與人民群眾的血肉聯系，堅守人民立場，書寫生生不息的人民史詩。我們要學習他不懈探索中國作風、中國氣派，把人民大眾喜聞樂見作為自覺的藝術追求，堅持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在繼承弘揚中國優秀傳統文化和革命文化、社會主義文化的基礎上不斷創新開拓，滿足人民精神文化需要，增強人民精神力量。

馬烽是中國現當代文學史上“山藥蛋派”的代表性作家，他的一生來自人民、屬于人民，始終與人民、與土地緊緊地依偎在一起。距離2004年馬烽同志逝世，已經十八年了，然而直到今天，我們仍然想象著二十二歲的馬烽，被鄉親們圍繞著講述《呂梁英雄傳》的后續故事，直講到東方既白、雄雞報曉；想象著五十多歲的馬烽，為了創作長征題材作品，在兩個月的時間里留下一條兩萬五千里的足跡；想象著耄耋之年的馬烽，仍在賈家莊的農舍孤燈前埋頭耕耘，要把崢嶸歲月的記憶留給我們。于是我們可以說，馬烽同志從來沒有離開過，他的精神將永遠延續在一代代中國作家的血脈之中。歷史奔騰不息，精神代代相傳。中國文學必將在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和習近平總書記關于文藝工作的重要論述指引下，在新時代新征程上鑄就新的輝煌！

（本文系2022年6月15日在馬烽百年誕辰紀念座談會上的講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