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江健三郎近照。資料圖片

由大江的妻兄、著名導演伊丹十三根據大江的小說《靜靜的生活》拍攝的同名電影海報。資料圖片

“人文主義”這個稱謂由德國教育家尼特哈麥于19世紀提出，指代歐洲文藝復興時期出現的一種“以人為本”的思潮。早在14世紀，這種思潮就已出現于意大利的佛羅倫薩，15世紀以降，開始逐漸輻射至歐洲乃至其他地區。

在大江健三郎的文學道路上，法國人文主義給予他的影響不容忽視。特別是兩位重要人物：薩特和渡邊一夫，他們都曾在不同時期深刻地影響大江，這些影響亦如實投射于大江的文學作品中。大江早期作品中不斷且重復出現“被監禁、被封閉”的意象，正是源自薩特的“無出口”“徒勞”意識，直至1964年《個人的體驗》刊行，這些意識才逐漸從其文學作品中退出。早在此前一年的1963年，大江的長子大江光出生時罹患腦疝，與此同時，大江在事業上亦陷入了困境。在絕望的現實面前，大江認為薩特及存在主義沒能幫助自己和家庭克服眼前的困難，因而決定重新學習法國文藝復興時期的人文主義思想，尤其是經由其大學時代的導師渡邊一夫所譯介的著作及其思考。大江將這些思考植入中后期的創作中，在接受渡邊一夫以“寬容”為核心的人文主義思想的基礎上，進而提出“反省”，以“勇敢戰斗的人文主義者”的姿態重構了其人文主義精神。

Ⅰ 對薩特及存在主義的繼承

存在主義是一種在危機和災難中誕生并流傳開來的哲學思想，因此正如法國哲學家加羅蒂評價的那樣，存在主義“由于局面混亂和大難臨頭而給當代哲學提供了一種新的風格和一種悲劇性的風格”。

薩特是存在主義哲學的代表人物，他指出存在主義把人當作人，注重人的尊嚴，因此它是一種人道主義。在《存在主義是一種人道主義》中，薩特提出“存在先于本質”，他認為先是有了人的存在，人才有可能進行自由選擇，同時，人也要為自己的選擇承擔責任。這種“自由選擇”為在荒誕、悲觀的現實世界中掙扎的人們提供了一條出路。此外，薩特亦在出版于1947年的《何為文學》中提出了“介入文學”，在他看來，寫作就是要揭露、要說話、要介入，要真實地表現自己的時代。對于揭露以及介入的內涵，薩特則認為要做正義的召喚，要揭露一切非正義的行為。

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后，存在主義在德國出現。很快，田邊元等日本學者便將其介紹至日本。日本人經歷了第一次世界大戰，他們憂慮不安、身心俱疲，存在主義的適時出現成為治愈他們內心創傷的良藥。1938年，薩特因為長篇小說《惡心》而享譽歐洲文壇并逐漸蜚聲世界，同時他的存在主義亦成為當時社會最具影響力的哲學思想。1945年日本戰敗，美國對日本實行軍事占領，日本人的精神信仰被瞬間擊潰，他們開始反省自身的存在并由此追問人生的意義。在這種情況下，存在主義在日本的發展走向高潮。

存在主義在日本廣泛流傳的時候，大江正值青少年時期，曾多次在隨筆、自傳中毫不隱諱地表達了自己如何迷戀薩特及存在主義。當然，這與他自小持續解讀魯迅有著較大的關系。魯迅和薩特的思想源頭中都有著克爾凱郭爾思想及其學說，出于這個緣故，當大江在大學時代邂逅薩特及存在主義時，便不自覺地受到了吸引。《惡心》等薩特前期作品中均透露著“無出口”和“徒勞”意識，作品中的人們無一例外都意識到自己的存在是荒誕且虛無的，他們找不到出路，覺得一切都是徒勞，人生亦充滿痛苦和絕望。在薩特與本尼·萊維的對話錄《今天的希望》中，薩特表示“雖然經歷絕望，但希望從未遠離過自己”，《存在與虛無》以后的著作中“再也找不到這種絕望了”。盡管如此，其前期作品中顯現的悲觀與絕望亦客觀存在。

日本戰敗時大江十歲，正值小學五年級。那時美國占領了日本，整個日本頓時像是被封閉在了“墻壁”之中。薩特文學中的“無出口、徒勞”意識使得大江感同身受，這些影響在他的早期作品中隨處可見。

1957年，大江通過《奇妙的工作》開始在文壇嶄露頭角。這部小說一經面世就獲得了當年的“五月祭獎”，成功引起文藝評論家平野謙的注意。該作品呈現了一個發生于二戰后的故事，故事中，東大學生“我”、女學生、私立大學生三人為了賺取生活費而替醫院屠殺用來進行實驗的狗，最終不僅三人都沒能獲取報酬，“我”還被狗咬傷，既無賠償還必須自行承擔醫療費。大江將二戰后的日本學生描述成喪失敵意的狗，在美國的“監禁”下沒有個性、麻木不仁。顯然，無論是“監禁”的狀態，“惡心”的工作內容，還是“徒勞”的結局，都受到了薩特的影響。

此外，發表于同年9月的另一部短篇小說《死者的奢華》也有著同樣的風格。《死者的奢華》一經問世，便成為當年“芥川文學獎”候選作品。這部小說同樣刻畫了一個二戰后的故事，講述大學生“我”和一位懷孕的女大學生一起前往醫學部打工，兩人與解剖室管理員一同搬運尸體，最后由于事務所工作人員的失誤，三人面臨可能無法獲取報酬的尷尬局面。在作品中，數次出現“監禁”“徒勞”“絕望”等表述，毫無疑問又是一篇“薩特”風的小說。

其實，不僅以上兩部短篇小說，1958年出版的小說集《死者的奢華》亦為同樣主題。該小說集由包括前述兩部作品在內共九篇短篇小說構成。大江對于這些小說有著整體的構想，他在小說集的后記中說道：“我一貫的主題是思考被監禁的狀態、思考被封閉在墻壁中的生存狀態。”的確，其時的大江一直將薩特及存在主義視作自己的精神食糧，吮吸著其中的汁液，從中感受到的思想也就必然投射于他的創作中。

1947年，日本相繼頒布《日本國憲法》與《教育基本法》，推進了日本社會和教育等領域的民主改革，然而自20世紀50年代中后期起，這兩部大法便面臨著被修改的危險，與此同時，戰前和戰爭期間被軍國主義者奉為教育領域之圭臬的《教育敕語》屢屢受到肯定與擁護。面對這些令人絕望的局面，大江在創作中自然無法展現積極與樂觀，卻也在隨后發表的《掐去病芽，勒死壞種》中，讓希望開始萌發。在該小說中，主人公“我”的結局在初稿中是“被村民殺害”，后來則改為“向更加黑暗的樹叢、更加黑暗的草叢跑去”。大江說這樣的改動是來自母親的建議，因為母親告訴他，盡管絕望，我們還是要對未來充滿希望。“黑暗”的重復使用，增強了外部世界的危險性以及不確定性，但“我”卻因此獲得了一個生存下去的希望，這時的希望在大江文學中或許仍然渺茫，卻已不同于之前毫無希望的絕望。1964年，隨著其代表作《個人的體驗》刊行，微弱的希望開始在大江文學中呈現出勃勃生機。

在這部重要作品中，主人公“鳥”的妻子誕下一個腦組織外溢的智障兒。面對這個殘酷的現實，鳥開始了一場充滿糾葛的內心之旅，經過漫長的心靈煉獄，他最后幡然醒悟，決定與孩子共度苦難而漫長的人生。這部植根于大江親身經歷之上的作品延續了之前“痛苦與絕望”的基調，不過在小說的結尾，鳥卻作出了與智障兒共生的決定。大江認為正是這樣的轉變，才能夠使得小說從否定朝著正面回轉過來，也正是通過這部小說，他從因嬰兒誕生而陷入的困境中真正走了出來。

2000年，大江訪問北京。在一次演講中，大江表明，在他的家庭因兒子的出生而陷入困境之時，薩特式的立場反而將自己困在難以抽身的危機之中。在稍后的談話中，大江更清楚地表明了自己在兒子光誕生后意識到必須重塑其精神，而這種重塑精神的武器，就是經由其大學時代導師渡邊一夫所傳授的法國人文主義思想。由此可見，《個人的體驗》象征著大江的文學開始出現轉折，亦宣告了大江與薩特及存在主義的“悲觀文學”開始分道揚鑣，還是其再度認識法國人文主義傳統的標志。當然，薩特對大江的影響不僅僅體現在他悲觀的“無出口”“徒勞”等消極意識之中，還有一直影響大江至今的“介入文學”，薩特提出的“寫作就是要揭露、要說話、要介入”的思想深刻地影響了大江，使得大江不僅將這些體悟反映在文學中，亦貫穿至現實行動中。

Ⅱ 對渡邊一夫及人文主義的超越

《鐵炮記》《日本教會史》以及《亞洲志》都認為在16世紀40年代初，歐洲人與日本列島有了最初的接觸。16世紀80年代，日本九州地區的天主教大名開始向歐洲派遣使節，歐洲人亦向日本派遣船隊。英國人威廉·亞當斯便是在這個時候乘坐利夫德號來到日本，這條船的船尾安放了荷蘭人文主義思想家伊拉斯謨的雕像，這便是人文主義由歐洲首次傳播至日本的證據。時至18世紀，日本的商品經濟快速發展，町人階級開始形成，這些人提出“人性解放”“追求自由”“四民平等”等具有人文主義傾向的主張。至20世紀，日本社會曾兩次激烈探討人文主義，一次是60年代前后，日本逐漸完成戰后復興之時；另一次則發生在世紀末，日本走向新世紀之際。

就在20世紀60年代日本第一次激烈探討人文主義前夕，大江正在東京大學跟隨渡邊一夫教授學習法國人文主義思想。渡邊一夫是研究法國文藝復興時期文學和思想的重要學者，也是法國文藝復興時期經典巨著《巨人傳》的日譯者。他在將拉伯雷及其作品譯介至日本的同時，還將拉伯雷前后的法國人文學者及其生平和思想移植到日本。長子光出生后，與智障兒共生的決心促使大江重新建構和檢討自己的人文主義精神，于是便開始重讀渡邊一夫的作品以及法國文藝復興時期的典籍。

1994年，大江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在斯德哥爾摩面向世界的講演中，大江介紹了自己的導師渡邊一夫，同時表達了對其人文主義的肯定。作為渡邊一夫的弟子，大江希望通過小說家這份工作向日本人和全世界傳遞這種精神，而他為此付出的不懈努力亦體現在其言行與作品中。

“寬容”是渡邊一夫對人文主義最具代表性的解讀。在《為了保護自己，面對不寬容，寬容應該成為不寬容嗎？》一文中，渡邊指出，必須時刻保持寬容，即便他人對己不寬容，也要寬容待人。在此基礎上，大江進而提出“保持具有人性的反省”。在大江看來，渡邊一夫疾呼寬容正是因為日本社會缺少寬容精神，大江的父親在戰爭時期被當地官員以語言壓制的經歷便是這種現象的表征，兒子大江光在生活中受到的歧視甚或辱罵亦是這種表征。1998年，大江在寫給馬里奧·巴爾加斯·略薩的信中指出，不寬容現象已經發展成國家性行為。因此，大江認為日本人需要反省，日本這個國家需要反省，他將這種強烈的信念表達在作品及言行之中。在其長篇隨筆《廣島札記》中，大江記錄了自己與遭受原子彈轟炸的幸存者們一同參加反核運動的過程以及由此引發的反省；在另一部長篇隨筆《沖繩札記》里，大江則提升了反省的力度，不僅站在受害者的角度，更是立足于加害者的立場反思戰爭；為了維護和平憲法，大江與加藤周一等人共同創建了民間和平組織“九條會”，甚至在斯德哥爾摩向世界表示“改憲是背叛行為”；當日本所謂的“愛國心”教育卷土重來之際，大江又借助晚期長篇小說《水死》為孩子們找尋希望……

“信仰”是渡邊一夫人文主義精神的又一種表現形式，大江及其文學則賦予信仰“希望”之名。1967年，大江發表長篇小說《萬延元年的Football》，并將小說的整體基調定為“由死向生”。該小說以“朋友的死”開篇，又使“噩夢”“焦灼”等遣詞貫穿小說整體，然而結尾一改開篇的絕望，顯示出對嬰兒誕生的期待感，由此可見，即使歷經劫難，大江的最終旨歸還是“希望”。同一年，大江表達了與陶淵明筆下“桃花源”意思相近的“烏托邦”思想。“烏托邦”一詞意為“現實中不存在的理想之所”，源于希臘文ou和topos。在《萬延元年的Football》之后，大江開始在《洪水淹及我的靈魂》等一系列長篇小說中構建希望的烏托邦。例如《洪水淹及我的靈魂》中那些“自由航海團”的年輕人，為了反抗社會暴力而選擇與象征國家權力的警察隊進行槍戰，從而能夠遠離日本前往烏托邦生活……盡管該小說的結局并不盡如人意，卻也向讀者呈現出了些微的希望。又如《同時代的游戲》中拒絕歸屬天皇制國家的村民們，為了建立起自己的烏托邦而與天皇的軍隊展開游擊戰，雖然這場為時50天的戰爭與“自由航海團”的抗爭一樣以失敗告終，但作為反抗天皇制的象征，大江的烏托邦夢想卻得以延續。此外，在《M/T與森林中的奇異故事》中，大江創建出一個顛覆以往男性主宰的新型社會，力圖表現“反對天皇制”，進而“建構烏托邦”的思想。20世紀90年代以降，大江更是為象征未來和希望的孩子們陸續寫下《康復的家庭》等四部長篇隨筆、《二百年的孩子》等長篇小說，意在告訴孩子們積累至今的經驗與教訓并為他們尋找希望；在后期長篇小說《水死》以及《晚年樣式集》中，大江亦呼吁人們為下一代尋求希望。

反省也好，希望的信仰亦罷，大江用文學關注人的生存、關注現實問題，這些都是其欲表達的人文主義精神。從薩特到渡邊一夫，大江的人文主義觀經歷了從絕望到希望的過程。當然，隨著思考的逐步深入，大江對人文主義的看法還會發生變化，然而無論如何，其思想底流中都有著薩特及渡邊一夫的影響。

（作者：方蓓蓓，系浙江越秀外國語學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