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曾經研究過現代大學與文學關系的人，我剛好在畢業(yè)離開大學十年以后，又回到了大學，由大學的局外人變成了局內人。局外人自然有局外人的冷靜，也有局外人的隔膜，同理，局內人有局內人的切己，也會因切己而有切己的偏狹。一百多年來的中國大學與文學，都在逐步“現代”的過程里，其中自然多有波折，或進兩步退一步，甚至進一步退兩步，但總體上的“現代”方向還是確定的。不過，如果要追問到底什么是現代，現代包括哪些內容？卻也是一言難盡。尤其是一百年后，現代化的具體路徑和所產生的后果，許多恐怕是初始提倡者未必能想到的，而將歷史的背景拉遠，我們帶著這些“后果”來看百年來的“現代”設計，有些問題可能會看得更清晰一些。

比如大學應該是“研究”的，這自然沒錯，而且“研究”恐怕也可算得是“現代”大學最根本的特征。而我們今天的大學可謂是最注重“研究”的了，所有的大學都以“研究”論英雄，大學教師以“研究”排座次，這樣的“現代”推到極致，便是使大學無異于單純的科研機構，只有研究，而無教學；師生之間，只有冷冰冰的知識傳遞的業(yè)務關系，這樣的“現代”，慢慢地不可愛了起來。

所以在中國大學現代化之初，梅貽琦才會追慕師生“從游”之義，所謂“學校猶水也，師生猶魚也，其行動猶游泳也，大魚前導，小魚尾隨。是從游也，從游既久，其濡染觀摩之效，自不求而至，不為而成。”至于當時的師生關系，在他看來已是“奏技者與看客之關系耳，去從游之義不綦遠哉！”

“現代”的另一特征，是標準的普遍化。統(tǒng)一而普遍的標準，在大學以及各種機構的考核中的體現是數字化。這自然有其好處，一個普遍的衡量學術的標準，使學校的運行制度化，不因個別主政者的主觀傾向而變，也有利于實現公平、公正，甚至可以達到蔡元培所期望的“無論何人來任校長，都不能任意辦事”的效果。不過標準化與數字化，也意味著一切的學術與學問，都具有可以用冷冰冰的數字呈現的同質性，而忽視了不同學科、不同學者之間的個性差異，人和學術都被機器化，尤其是對于人文學科來說，也會使學問失去學者自身的情感與關懷。

以人文學科為例，學術研究的純粹性是百年來中國大學知識分子努力實現并維持的目標。人文學科的學術價值不完全依賴于其社會功用，學術自身也是學術研究的目標。即便是在大學從業(yè)者中，不少人也會認為學術應該有益于社會，而大學中人自身也是社會中人，免不了對社會的關懷，忍不住對社會現象作出反應，所以胡適才會堅持大學從業(yè)者不妨參與社會，但應當以個人身份，而不宜以學校身份。實際上，學術自然有其功用，但它往往不是具體而直接的社會效益；學術的功用也未必顯現在當下，而可能在久遠的將來；學術之起作用的方式，也多半不是直接的因果聯系，而是潛移默化的熏染。

說到現代文學與現代大學的關系，就更有一個離合的過程。現代文學最早出現在現代大學里，現代大學也容納了一大批現代文學家，這些現代文學家可以說是大學“現代化”的參與者甚至規(guī)劃者，但恰恰是這個“現代化”把文學家從大學里排除了出去。“現代”的深入，使文學與大學（學術）分離，這是由大學自身的“研究”性質決定的——文學在大學里只能作為被研究對象出現。雖然不斷有大學（尤其是中文系）的主政者試圖使大學更具有文學氛圍，比如邀請作家來擔任講座教授，在課程設計上增加一些與文學創(chuàng)作相關的課程等等，但這些措施只能是在大學“研究”的底色上打一個補丁，是分離之后的修補，而不可能改變大學自身的性質。

至于大學中文系不承擔培養(yǎng)作家的功能，這倒并不是一個問題，因為真正的作家并不是誰培養(yǎng)出來的。大學的所謂培養(yǎng)作家，要么是培養(yǎng)出特定模式的寫手，要么是其實已經先是作家，到大學里來打一個滾兒。理想的大學與文學的關系，不是大學直接培養(yǎng)作家，而是大學自身有一種創(chuàng)造性的學術（文學）生活的氛圍，鼓勵而不是壓抑大學中人文學創(chuàng)作的可能。只要大學的氛圍是適宜于文學創(chuàng)作的，作家自然能在其中生長起來。借用梅貽琦的比喻，未來的作家如同魚一樣，大學要做的是使自己成為一片廣闊自由的水，魚在適宜的水中自然會成長，而無需有人手把手地去教它如何游泳。這里不免又想到王力的觀點：大學并不造成文學家，也不教人怎樣創(chuàng)作，但是大學可以造成提倡文學的空氣，由此“養(yǎng)成”作家：“文學的修養(yǎng)應該是‘悠之游之，使自得之’，不是灌輸得進去的。”

其實又豈止是文學？一切有創(chuàng)造性的活動，都需要這種保存、呵護人的完整性與個性的空氣，“悠之游之，使自得之”的氛圍。空氣、氛圍這種東西，或許看不見摸不著，但是身處其中的人都可以感受得到，所謂“如魚飲水，冷暖自知”。文學創(chuàng)作如此，學術研究也是如此，如果因為追求“現代”而將人的完整性割裂，豈不是飲鴆止渴？——其實得不償失。

今天人們常常追憶“五四”前后的老大學，他們追憶的到底是那時“現代”的純正，還是恰是那時大學的不夠“現代”？當然，所謂的“追憶”不免受制于一時未加思索的感受甚至情緒，也往往抓住一點不及其余，并不能準確地指向問題所在的位置。而我們也不必把“現代”視作一個具有確定內涵的概念，事實上，“現代”本就尚未完成，有待于我們的創(chuàng)造。在不同的時代、地域、領域，“現代”也會生成不同的內容，產生不同的后果，我們對于“現代”的感受，理應參與到“現代”的完成中，比如，我們可以認為大學真正的現代中包含的研究精神、教育精神、學術獨立，應該意味著真正的無功利的學術研究、適宜于人成長的全人格教育、使人更自由而非更局促的空氣。這樣的“現代”，才值得我們一代代人不遺余力地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