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根在鄉村。文學作品里的一個個鄉村，其實就是中國的縮影，不懂得中國農民就不懂得中國。”在2020年7月召開的全國新時代鄉村題材創作會議上，中國作協主席鐵凝強調，今天的廣大作家面對的“是變革中的、內涵豐富且外延廣袤的新時代的鄉村世界”。這個新的鄉村世界，“召喚著廣大作家邁開雙腳走進去，但走進去不是單向的觀看，作家也不是游客，我們要在這個過程中更新我們的知覺結構，要像習近平總書記所說的那樣，‘不斷掌握新知識、熟悉新領域、開拓新視野’”。今年3月，中國作協啟動“新時代山鄉巨變創作計劃”，邀請廣大作家和所有文學寫作者共同書寫新時代新山鄉，以原創長篇小說形式多角度講述脫貧攻堅、鄉村振興、農業農村現代化建設背后的深刻變革和偉大實踐，全方位展現新時代農村舊貌換新顏的精神氣象。如今，廣袤山鄉發生的歷史性變革，正為文學創作敞開天高地闊的無限可能。

20世紀50年代，作家周立波攜全家從北京遷往湖南益陽市郊的桃花侖竹山灣，積極投身農業合作化運動，和社員同吃同住、打成一片，創作出《山鄉巨變》這部中國當代文學史上的重要作品。作家用他的筆熱忱而深情地記錄了發生在中國大地上的偉大變遷，真切捕捉和反映了時代脈搏，為中國文學留下了一筆不可多得的寶貴財富。今天的中國農村正在煥發出新的生機，如何弘揚老一輩作家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的精神，如何在新時代的山鄉巨變書寫中塑造有血有肉的人物形象、彰顯精神特質和藝術追求，這無疑是每一位寫作者都應當認真思考、不懈探索的課題。

沒有生活經驗的作品很難打動讀者

“今天的寫作者，身處在波瀾壯闊的新時代。我們的國家面臨著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我們的鄉村也正在發生巨變。”河北省作協主席關仁山認為，新時代的“山鄉巨變”不僅僅是扶貧成功，也不僅僅是鄉村振興，“應該從整個社會大局來看我們這個時代的山鄉巨變，因為農村問題不是一個簡單的問題，會受到社會方方面面的制約”。

這些年，關仁山一直在雄安體驗生活，深入基層、下沉群眾的豐富經歷讓他更深刻地認識到文學創作與生活實踐之間不可分割的密切關系。他表示，“一代有一代之文學”，周立波的《山鄉巨變》有其特殊的鮮明時代感，今天的“新時代山鄉巨變”亦該如是。寫作者應積極體驗生活，去深切感受時代的深層律動。“我所關注的，是如何傳承鄉村文化，以及人如何新生。”小說應該真實記錄和表達人在時代大變局中的奮斗史、精神史和風俗史。

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陳曉明談到，過去的農村題材寫作，在描寫傳統與懷舊方面積累了較豐富的創作經驗，如賈平凹的“商州系列”和《古爐》《山本》、阿來的《塵埃落定》《機村史詩》、莫言的《晚熟的人》、劉醒龍的《分享艱難》、邵麗的《金枝》、付秀瑩的《陌上》等，都以不同方式體現了鄉土敘事個人開掘的維度和深度。而在今天，幅員遼闊的中國農村正在發生深刻的變化。機械化的生產方式的介入，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脫貧攻堅和鄉村振興、互聯網和移動終端對年輕一代農民的影響……這其中顯然有許多生動的故事值得書寫。

“文學對時代變化的反映，顯然不能等同于行業報告或新聞報道。文學的方式總是以小見大，以人物來帶動事件并呈現社會面的變化。”陳曉明表示，如何正面去描寫社會現實的積極變化，如何將正面、積極、肯定的形象寫得真實感人，是現代自批判現實主義以來的文學難題，也是社會主義文藝長期面臨的探索和挑戰。但毫無疑問，寫作者一定要有真實的、刻骨銘心的生活體驗，沒有生活經驗的作品，自己不會感動，也不可能打動讀者。

“近年來鄉村題材創作領域涌現出不少長篇小說，可像《創業史》《太陽照在桑干河上》《暴風驟雨》這樣黃鐘大呂的作品卻很少見。‘新時代山鄉巨變創作計劃’正是一項與時俱進的振興長篇小說創作的大工程。”貴州省文聯主席、作協主席歐陽黔森談到，深入生活、扎根人民是作家應該遵循的創作鐵律。“如果腳上不沾滿泥土，焉能嗅出泥土的芬芳，焉能感知思想的光芒？”

為了寫好《江山如此多嬌》等作品，歐陽黔森在偏遠農村地區長期體驗生活。在他看來，要書寫新時代山鄉巨變，必須親歷現場、如實記錄，無論怎樣編撰，都遠不會如現場的故事精彩。

文學是抓住現實靈魂的虛構

書寫鄉村題材、記錄新時代“山鄉巨變”，既要重視創作的主題性、思想性，更要注重作品的情感性和藝術性。一部理想的優秀作品，應該達到思想性和藝術性的高度統一，兼具優異的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如果說主題是文學作品的“骨”，那么真摯深刻的感情就是作品的“魂”，出色的藝術手法則是作品的血與肉。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要‘用情用力講好中國故事，向世界展現可信、可愛、可敬的中國形象’。只有用情用力講述，才能令人感同身受。”對于如何用情用力書寫新時代山鄉故事，歐陽黔森有著自己的理解。“用情，只能是用真情，這種真情既是中國文學一以貫之的準則，美就是美、丑就是丑，比興必須旗幟鮮明，也是中華文化的優秀傳統，符合中華民族審美精神。用力，必須以習近平總書記所倡導的‘思想精深、藝術精湛’為著力點。沒有工匠精神，著力點產生偏差，那么就偏離了‘培根鑄魂’的初衷。”

談及應該如何正確認知鄉村、如何正確看待這個時代及其巨變，關仁山表示，寫作者要始終保持藝術的眼光、詩性的情懷、理性的思考，來完成對歷史變遷的藝術呈現。“巨變中豐滿立體的新人形象應該是什么樣子的？新農民有著怎樣的愛和恨，有著怎樣的鳳凰涅槃式的蛻變？作家們當前面臨著歷史與現實、真實與虛構、思想扎根與藝術蒸騰所帶來的前所未有的挑戰，需要通過藝術的融合，來實現對現實巨變的深刻理解與表達，提供超越性的現實審美經驗。”

陳曉明認為，優秀的藝術細節和出色的文學想象力，是文學作品在反映時代現實時不可或缺的重要藝術特質。對于小說的細節問題，他表示，好的細節和故事才能使人物飽滿起來，使小說立起來。詩歌靠語詞，小說靠細節，這是顛撲不破的道理。流水賬似的、沒有過硬細節的作品，當然不會動人。例如莫言《晚熟的人》中那位左手揮鐮、右手綁鉤的田奎，令人印象深刻甚至觸目驚心。在平靜的敘述中卻藏著驚人的筆法，這樣的文字才會有力量。

“鄉村題材的書寫同樣離不開文學的想象力。”陳曉明說，“不要認為描寫鄉村變革就只能平鋪直敘。事實上，作家同樣可以動用各種藝術手法。作家如果沒有想象力，就不可能抓住改革開放這40多年來中國農村的神奇變革。文學是虛構，但又是抓住了現實靈魂的虛構。”

從農業、農村、農民角度講述鄉村變革

自新文學發生以來，中國一直有鄉土文學的傳統。江蘇省作協副主席汪政認為，以中國革命、社會主義建設與現代化為現實背景、語義結構和想象圖式，固然形成了中國鄉土文學的歷史形態與美學面貌，但同時也造成了創作的路徑依賴。取得成就的同時，也缺乏深層的意義開掘、鮮活的現實反映與創新的藝術風格。“想要改變這樣的格局，就必須發揚早年鄉村建設者的精神，向柳青、周立波、路遙、陳忠實等作家學習，積極參與鄉村振興，沉浸到農村變革的波瀾與日常生活的細流中，獲取實踐經驗，積累故事與人物素材，并在傳統與世界的雙重背景下做好知識準備。”

在汪政看來，制約當前鄉土題材創作的主要因素，是寫作者對中國鄉村的現狀缺乏深刻認識和情感體驗，尤其是專業知識的匱乏與對書寫對象命運鮮少共情的淡漠，始終讓中國的鄉土文學無法與現實形成真實的鏡像與有效的對話，更無法參與到中國新鄉村文化的構建中。因此，鄉土題材創作要取得突破，必須改變現有的創作方式，從根本上調整寫作者與鄉土的關系，不能只滿足于掌握片面的媒體信息、將鄉村治理的新聞文學化，演繹圖解現行的農村政策。“夸張一點說，中國鄉土文學需要作家轉變身份，只有先成為鄉村建設的實踐者與研究者，才能成為鄉土文學的創作者。”

新時代以來的鄉村振興事業，旨在走出長久以來農業的“內卷化”，實質上就是在科技、媒介與工業快速發展的情形下，對農業進行產業更新和升級換代。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劉大先認為，農村題材創作者需要走出此前的“憫農”傳統，擺脫知識分子單向度啟蒙的視角，回到當下中國鄉村的現場，建立起時代的現實感。“關注當下的鄉村就會發現，在新農村建設、美麗鄉村建設以及脫貧攻堅、鄉村振興的實行過程中，城鄉互動與一體化進程推動了動態、開放、生機勃勃的鄉村現實的形成，新型鄉村主體得以被發現和創造。當代鄉村不再是靜止、凝滯、有待發現與改造的空間，而是流動、敞開、主動變革與更新的關系性場域，無論是從生活方式、認知感受還是精神結構上，都承載著古今中外一切文化與技術的成果，并且時刻不停、永無止息地在創造著自我與世界。”

因此，盡管當下的鄉村題材創作強有力地擴展了鄉村的經驗領域、題材范圍與表述空間，但寫作者仍然面臨著更大的契機與挑戰。劉大先表示，創作者最主要的還是要扎根人民、深入基層，了解鄉村振興的總體性進程，理解新一代農民心理認識、情感結構和精神風貌的內在根源，進而從農業、農村、農民的角度去講述鄉村變革，并努力使之成為一種新型的中國敘述與中國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