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晉史學家、文學家袁宏在總結《后漢紀》寫作體會時寫道：“書之為難也有五：繁而不整，一難也；俗而不典，二難也；書不實錄，三難也；賞罰不中，四難也；文不勝質，五難也。”著書立說特別是書寫歷史題材如何克服“五難”的角度，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細讀潘靈、段愛松兩位作家近日出版的長篇報告文學《獨龍春風》（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或許能夠深切地體會到這部作品把史學和文學結合到位，給同類題材創作做出獨特而重要的藝術探索。

長篇報告文學《獨龍春風》從政治、經濟、社會、歷史、地理等多個層面，準確、詳備而整飭地記錄、描述和探討了生活在云南邊疆的獨龍族的來龍去脈，特別是最近20多年來云南邊疆包括生產生活在內的整個社會面貌發生的巨大變化。可以說，這是一部云南一個少數民族生活的“史記”，也是一部生動出色的當代文學作品，是現實主義創作的重要收獲。它具有歷史擔當，秉持史志寫作的原則，堅持文字所記“俱有來歷，直而能婉”，在材料選擇和準備階段進行了科學把握，在寫作層面摒棄傳說野史，“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站位高，思考深，用事實、細節和人物自證，文風端正，文本完成度高，既具有史學研究意義，也具有文本閱讀價值。

《獨龍春風》作為一部關于獨龍族的歷史和現實的宏闊、全面、精準的書寫，立足當代，縱橫古今，在歷史的大背景下寫當代，在全國的背景下寫云南和獨龍族的生態，兼及整體性和地方性、普遍性和個別性，既豐富多樣，也辯證科學。在材料選擇上，以官方資料和正史記載為依據，對于從中央到云南到獨龍地區的各級史料進行充分占有，尤其是通過獨家采訪獲得大量一手鮮活、珍貴、可信的信息，并站在歷史唯物論和科學發展觀的角度，在認真研究歷史資料和現狀信息的基礎上，抓住關鍵階段、關鍵人物、關鍵講述，充分發揮成熟作家的文學創作優勢，用文字和形象，把獨龍族改天換地的今日面貌，清晰生動地呈現在讀者面前，讓人感佩，令人驚嘆。

《獨龍春風》以百年甚至更久的云南邊疆地區發展歷史為時間坐標，以中央政府關于邊疆民族治理政策及其發展歷史為依據，以獨龍族近年來的巨大變化為重點敘事內容，對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社會主義建設發展道路作出真實、具體、形象和可靠的闡釋，抓住了要害——社會發展變化的內外在原因，切中了肯綮——脫貧攻堅精準扶貧的巨大歷史意義。對于歷史經驗本身認識的客觀、透徹、全面，加上豐富、豐厚、到位的信息采訪和爬梳研究，通過暢達清新的表達，予以闡釋和判斷，褒貶得當，使這本以文學面目呈現的文本，既有人類學、歷史學價值，更有政治學、經濟學意義。比較起同類同等題材寫作，《獨龍春風》既權威可信，對于數字、政策等各種“硬材料”的使用嫻熟老到——這些是構成歷史和現實講述充分有力的方式，又生動感人，從文學感染人打動人的角度要求文字表達——這些是文本讀起來有意味不干枯有吸引力的重要途徑。尤其是文風，既能充分體現民族文化，有特色，又經歷淬煉，充滿文氣和詩意，加上小說家獨有的想象力和表達力，對話貼切，描述精彩，讀來親和、有趣、富有溫度，信息抵達有效。

坦率地說，從人類學角度寫邊疆和民族題材不難，但要從總體性角度，站在政治、經濟、文化諸多角度，抓住歷史發展的本質，寫出歷史和現實的邏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要使邏輯合理，一是認識本身要清晰、有高度，二是表達本身要準確、生動、有說服力，還要有感染力。從這個角度看，《獨龍春風》作為“一家之言”，對于邊疆治史，既有開拓性、建構性，又有權威性、范本性。該書在寫作時，既能抓住歷史發展的大勢、大事，進行“俱有來歷”的事實記錄，又有對地理文化的特殊性和細節事實有充分體認。綱舉目張，書寫脈絡清晰，對于歷史的認知和評價具有啟發性。

《獨龍春風》雖然以“報告文學”命名，但與習見的一事一地一人一“報告”的報告文學相比，它以客觀歷史為坐標，“網羅一代，事義周悉”，敘事“既有總略，又不失事形”，有韻致，生氣勃勃，把報告文學寫作推向了更加開闊的天地。總體看來，質重于文、文質并勝，無論從治史角度，還是從文學創作角度，這本書都值得好好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