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城市有劇院以來，城市與劇院的關系就成了地域生態的顯現。每個城市都會有不同劇院甚至許多劇院，但一個劇院能夠完全具備劇團/劇場/鬧市三合一的條件，并且長期固定70年不變，氤氳成一個穩定的生態環境，與一座城市建立起物質與精神血肉相融的關系，北京人民藝術劇院可謂得天獨厚。而她立基于首都北京，尤其21世紀后立基于這座東方國際化大都市的特殊際遇，更使之獲得了豐富充盈的文化內涵。

早年在中國建立一座藝術劇院的構設，是20世紀初“新文化人”可望不可即的理想。1926年9月北平《晨報·副刊》上刊登了留美學生聞一多、余上沅、趙太侔等人的《北平藝術劇院計劃大綱》，設想籌建起中國第一座兼有演員學校、圖書館、博物館、雜志社的藝術劇院。1952年新的國家政務院批準建立的北京人民藝術劇院，使這種戰時不切實際的幻想得以在建設時期完美實現。國家劇院的建立使得中國的正規化戲劇建設得以展開，由曹禺這樣的著名戲劇家主持工作，吸引了焦菊隱這樣的著名戲劇導演從大學回歸到舞臺來實現其藝術理想，北京人藝戲劇表演體系的探索正式開始，劇院演出風格的構想也逐漸孕形。

劇院發展與城市生態的變遷是相吻合的。20世紀五六十年代，北京處于熱火朝天的城市建設熱潮之中，舊的貧陋市民生活與精神窘境被新的面貌與境界所取代，于是我們看到北京人藝的新劇目《龍須溝》《茶館》應運而生，成為其劇院風格的奠基之作與精神魂靈，著名京味兒作家老舍的創作風格也由此與北京人藝的舞臺風貌血乳交融，老舍、焦菊隱、于是之的鐵三角自然形成。具有自覺民族化意識的焦菊隱導演吸收戲曲傳統手法處理《蔡文姬》《關漢卿》等劇目，使得劇院在與郭沫若、田漢等著名劇作家建立起血緣紐帶的同時，開拓了舞臺現實主義美學的新境界，劇院也在用優秀歷史文化內涵提升北京觀眾品位方面做出獨到的努力。一時之間，北京人藝與北京這座城市的精神構成了同頻與共振。

改革開放時期的北京掙脫出觀念泥淖，朝向世界展開八方觸角，開始更高標準下的二次重建，急速縮小由于自身耽擱而被激烈的國際競爭落下的距離。北京人藝也在這一新的生態環境下開始探尋多樣化的美學方向。林兆華導演的《絕對信號》《車站》《野人》三部曲拉開探索戲劇的序幕，引動了新時期戲劇舞臺空間與表演美學突破的大潮，其成就集中體現在劉錦云《狗兒爺涅槃》這樣的后現實主義優異成果上，隨之而來的是過士行《鳥人》《魚人》《棋人》現代主義三部曲的繼往開來。何冀平《天下第一樓》這樣北京風味兒的寫實主義戲劇仍然是北京人藝的魂靈，然而適應著北京新型都市觀眾的審美需求，新一代導演和演員群體的多方向探索與嘗試，已經使北京人藝構成多觀念多風格多面貌的舞臺演出樣態。在北京人藝的強大加盟下，北京戲劇和中國戲劇從此邁入了世界現代派劇壇的門檻。

21世紀以來，北京這座歷史文化古城馳入國際化大都市建設的快車道，城市面貌與精神風貌迅速更新，已經傲然挺立在世界東方。北京人藝也在適應環境、追尋觀眾與審美發現上不斷加強和開掘自身，使之與這座古老而新型城市的深邃文化內涵、全新精神風貌與高遠美學品位相匹配。一座劇院與一個城市，正在同步邁向無可估量的未來。

（作者系中國作協原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