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大部分節日都是單日，往往是單月單日，如一月一日元旦、三月三日上巳節、五月五日端午節、七月七日七夕節、九月九日重陽節等。中國人講究好事逢（成）雙，認為成雙成對吉利。而這些所謂的節日，并不像后世演化的那么歡天喜地、其樂融融，都是些極不吉利的日子，各有所忌諱，非“兇” 即“惡”。為何如此？這就要從“過節”的本義說起。在我們這個講究人情關系的社會里，將兩人之間交惡謂之有“過節”，也同樣透露出“節”的原意。

“節”本指竹、草木條干間堅實的部分。“節，竹約也，竹木不通。”（《玉篇·竹部》）因其最為堅硬而難以被劈開。節也是植物的關鍵部位，節外才會生枝。植物“節”的這種特征，影響到中國人對時間的認識。古人認為時間亦有“節”，屬于一年四季當中的關鍵點。英國人類學家埃德蒙·R·利奇指出：“其實我們是通過創造社會生活的分隔來創造時間的。”中國人把時間分成兩部分，一部分是平常時間，一部分是非常時間。非常時間就是“節”，即“堅硬”的時間、最難通過的時間，也是最容易“生枝”和“出事”的時間。

那么，怎么通過這段非常時間呢？無外乎求吉、納祥和防疫，這也是漢民族傳統節日的基本主題。上溯節俗形成之初的原本世象，有對亡靈的百般祭拜和供奉，對災禍的恐懼與禳避，對神怪鬼祟的敬畏與忌祓，種種節日行為和舉措，無不釋放出神秘、憂慮，甚至恐懼的意味，民眾的防疫心理袒露無遺。傳統節俗，其實是古人禳災避禍、祈福驅兇，與邪、惡勢力抗爭的一種科學與文化深度融合的程序套路。

在近世的演進過程中，防疫主題逐漸退出了節日意蘊的范疇，過節期間，人們只是專心致志地“討口彩”，一派喜慶祥和的氣氛。然而，端午節卻一直在堅守“節”的本色。

農歷五月，炎熱酷暑將臨，毒蟲滋生，流行病、瘟疫開始進入高發期。按現代醫學觀念，這一時段乙型腦炎與腦脊髓炎發病最為集中，古人將五月定性為惡月。五月是陰氣與陽氣、死氣與生氣劇烈爭斗的交匯點。端午節，是古人對可能出現的各種瘟疫作出的具有明確時間維度的預判，并為此形成了一套完整的以習俗面目出現的防疫體系。

端午的一些主要習俗行為，諸如采艾葉、菖蒲、蟾酥，涂雄黃，系五彩絲，制朱砂酒，采草藥及張掛符印或鐘馗像等，都以驅邪禳毒卻病災為宗旨。艾葉和艾草用以防疫，是廣為流行的手段。人們在門楣、房外的墻上懸掛艾葉或艾草，有時外出也隨身攜帶。《荊楚歲時記》云：“五月五日，四民并踏百草，又有斗百草之戲，采艾以為人，懸門戶上，以禳毒氣。”艾禳毒氣，顯然與對艾葉藥性的認知有關。《名醫別錄》道：“艾葉味苦，微溫，無毒，主灸百病。”艾葉可入藥，有平喘、鎮咳、祛痰及消炎之療效。菖蒲在《本草綱目》中稱為“水劍”。《清嘉錄》卷五云：“截蒲為劍，割蓬作鞭，副以桃梗蒜頭，懸于床戶，皆以卻鬼。”舊時，榴花、蒜頭、龍船草花，與艾、菖蒲合數為五，謂之“天中五端”，皆供卻邪除瘴之用。

雄黃用以防疫，有兩種方式，一是喝雄黃酒，二是涂于小孩的額或其他部位。古人認為疾病是由兇神惡煞附體而引起的，雄黃需要進入體內以驅之；涂抹則為防病邪，身上散發雄黃之味，病魔不敢近身。《本草綱目》記雄黃云：“雄黃性味辛溫有毒，具有解蟲蛇毒、燥濕、殺蟲祛痰功效。”雄黃辟病邪，也是出于古人對其藥性的把握。

游玩是端午節中又一防疫途徑。明人劉侗在《帝京景物略》卷二里記錄此俗云：“五月五日之午前，群入天壇，曰避毒也。過午出，走馬壇之墻下……為地不同，飲醵熙游也同。”這里所說的熙游，是一種積極的防疫行為。初五日上午，聚集天壇，俗謂“避毒”。天壇是祈年的圣地，又是名勝，仰仗天神之力以避毒瘴，又兼游樂，誠一舉兩得。

小孩是重點保護對象。在溫州，婦女利用各色小布片拼成八卦、木魚、獅、虎、豬、金魚等圖案的小袋，將茴香、細辛、白芷、丁香之類藥料（后多用樟腦丸）縫入小袋內，下垂彩線，謂之“香袋”。掛于床帳，或系兒童頸部，垂于胸前，可以產生芳香化渴、解毒靜心之功效。在河南一些地方，端午節這天，大人給小孩戴上五毒肚兜，穿上黃色繡花鞋，手、腳系著五色彩線，脖子上掛著精美的香囊。戴到端陽正午時，扔掉五毒肚兜，稱“扔災”。

可見，為平安度過端午這一不吉利的時間，古人積累了豐富的防疫實踐經驗，在此基礎上，提煉出既便于操作又行之有效的方法，并將之融入節俗的儀軌，代代相傳。盡管古人對流行病缺乏必要的研究，但是，在易發病季節，講究衛生，凈化空氣，發揮中草藥優勢，主動避疫消災，并使之成為節日文化傳統的有機組成部分，還是值得稱道和發揚光大的。除了實際效用外，端午節更是全民集體強化防疫意識的時間節點，以儀式化的方式警示人們，病毒瘟疫可能就在我們身邊，必須防患于未然。年復一年，端午節俗在孩童幼小的心靈埋下了防疫的種子。

今年的端午節仍舊處于新冠病毒蔓延期間，談論和突出防疫主題正合時宜。在當今全民抗疫的關鍵時刻，較之其他節俗，端午的現實意義顯得尤為重要。

（作者：萬建中，系北京師范大學教授、中國民間文藝家協會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