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和生存境遇，總會給某一代人留下共同而清晰的特質。在目力所及之處尋找時代人的特質，勾勒時代氛圍，也是作家夢寐以求想要做到的事。

對于與我年紀相仿的人而言，這一代人比前人又有什么不同？現在看來，與世界的緊密聯系應該是其中一條。我們當然可以說，整個人類文明史就是世界各地的人共同作用的結果，比如沒有美洲銀礦的發現，可能就沒有明末的金融危機；沒有土豆的引進，可能就沒有康乾時期的人口爆炸。但那都是在大多數人不自知的情況下發生的。那時除了小說里夜補孔雀裘的晴雯和見過外國人的清代官員，一般中國人哪里知道外面還有羅剎國、英吉利和法蘭西？而出生于上世紀七八十年代后的中國人不同，因為國家的全面開放，他們清楚地知道自己與世界融為一體，而非遙遠地觀望世界。記得十幾歲時，我總是習慣在報紙上查看北京海淀區小西天“中影”放映廳的影訊，希望能第一時間看到《亡命天涯》和《侏羅紀世界》。二十歲上下時，我到中關村買電腦配件，商販會告訴我因為韓國減產，內存條又漲價了。

這就是我寫作長篇小說《漂洋過海來送你》的基本觀念：事情起源于我熟悉的北京，但又牽連著地球上許許多多我不熟悉的地方，諸如非洲、歐洲和美洲。除了空間的牽連，還有人物的牽連，諸如北京市民、老革命、金融投機客、跨國勞工等形象，他們因為一個細小的差錯“拴在一起”。自然還包括歷史的背景，作品中有戰爭、自然災害和經濟發展等大事件的影子。當然，書寫這些，并不僅僅是為了把故事變復雜，而是希望從中整理出同樣復雜的對世界的認識。諸如祖輩與孫輩在觀念上遙相呼應的認同，用北京話講是“隔輩親”以及對“老禮兒”“勞模”“美國”等概念在感受上的變化，也都會在滄海桑田之間令人一言難盡。

如果能讓讀者感受到那些一言難盡，那么我的小說就算有了一些新氣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