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言道三句話不離本行。不是嗎？泥瓦匠喜歡講自己蓋的房子又要慶賀拆遷了，理發(fā)匠喜歡說他又修理了一顆聰明絕頂?shù)哪X袋，教書匠免不了談論“雙減”后如何“減員增效”，翻譯匠呢，動不動就談翻譯多么重要和顯擺自己的翻譯。

也是因為日前有媒體要采訪我這個翻譯匠，無意間發(fā)現(xiàn)一個巧合：翻譯村上《挪威的森林》那年，我和書中主人公渡邊君正好同歲！記得吧，《挪威的森林》開頭第一句：“三十七歲的我那時坐在波音747客機的座位上”。1952年出生的我翻譯這本書時是1989年——三十七歲的我坐在書桌前的座位上，對照日文寫下“三十七歲的我……”

這一發(fā)現(xiàn)讓我驚詫不已。竟有如此巧合！而這又是多么關鍵的巧合——“三十七歲的我……”這巧合的第一句，帶出了首期十七本中文版村上春樹，繼而二十七，再而三十七，如今已有四十四本之多，總發(fā)行量超過一千三百七十萬冊。我因此有了浮世虛名，有了工資以外的銀兩，有了不算很少的“流量”。而這一切始于巧合的兩個“三十七歲”。

不，還有一個三十七歲——村上寫出“三十七歲的我……”時也三十七歲。喏，村上在《挪威的森林》“后記”中記得一清二楚：“一九八六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在希臘米科諾斯島的維拉動筆”。村上一九四九年出生，一九八六年豈不也三十七歲！難怪有人說書中的渡邊君即是村上君。村上本人也承認“這部小說具有極重的私人性質……屬于私人性質的小說”。你看，我、渡邊君、村上君，同是三十七歲。

不同的是作者譯者寫下“三十七歲的我”的處境。先看作者村上：“雅典一家低檔旅館的房間里連張桌子也沒有，我每天鉆進吵得要死的小酒館，一邊用微型放唱機反復播放——放了一百二十遍——《佩珀軍士寂寞的心俱樂部樂隊》，一邊不停筆地寫這部小說。”再看我這個譯者。你別說，我的處境好像還沒那么低檔。住的是破格提拔為副教授后分得的兩室一廳，桌子不但有，還是新的，請木匠師傅新打的“兩頭沉”，還煞有介事地配了一把減價轉椅，唱機也不是村上那種“隨身聽”，而是留學回來在友誼商店買的免稅組合音響。播放的樂曲也不是西方流行音樂，而是中國古琴曲“高山流水”——知音！說實話，也曾嘗試播放過“佩珀軍士寂寞的心……”，然而叮叮咣咣乒乒乓乓聽得我心焦意躁，心全然“寂寞”不下來。而翻譯是寂寞的營生。那東西也能算音樂不成？

不過這點留待以后研討，說回“三十七”。無須說，渡邊君當年三十七，今年三十七，永遠三十七。我呢，三十七、四十七、五十七、轉眼六十七……村上君呢，三十七忽一下子顛倒過來：七十三！

我驀然心想，假如今年七十三歲的村上，某日心血來潮寫下“七十三歲的我……”，進而“不停筆地”寫出一部“巴布亞新幾內亞的森林”什么的，稍后七十三歲的我還會照譯不誤而“升級”那段人生旅程嗎？

王小波說“人應該記住自己做過的聰明事，更該記住自己做的那些傻事，更重要的是記住自己今年幾歲了，別再搞小孩子的把戲。”我倒是很想在七十三歲時搞三十七歲時的把戲……

我期待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