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兒四歲的時候老跟我去小區的運動場玩，她不怎么喜歡球類運動，那時候也不會跳繩，愛去純粹是因為有個八歲的小男孩總出現在那——大人們組隊缺人的時候就喊上他，不缺人他就自己練，足球籃球都練。我為了自己能多玩會兒，就讓女兒跟著那個八歲的男孩玩，于是女兒很快就懂了什么叫抽射、倒鉤、三分、上籃。兩人玩得歡快，有時候成人的球局都散了，他倆還不愿回家。我等在一旁忍不住想：這么一直玩下去，十五年后，會玩出感情嗎；再過十五年，會像很多感情出現問題的中年夫妻一樣嗎？一個是孩子，一個是球友，到時候我會站在誰的那頭？……越想越像小說了。

年初，《青年文學》約一篇有體育元素的小說，恰逢中國女足勇奪亞洲杯冠軍，于是有了《配合》這篇小說。它并不是我當初在球場上暢想的那個故事，但如果當初沒那么想過，也不會是現在這樣。

小說里寫到了足球。沒想到自己過了四十歲，還會像三十年前那般熱愛踢球。我生活在北京，參加了一個主要由作家、編劇作為構成的足球隊，平時每周末都會有一場球，夏天則是一周雙賽。作家不用周一到周五去上班，我近十年卻每周末都去球場報到打卡，把球隊當成工作單位——如果能給上“五險一金”就完美無缺了。小說寫到的一些場面，也是球隊里發生的，我被當事人感染甚至教育到。以球會友是這支球隊的喜好，雖然負多勝少，仍希望這篇小說能促成與更多兄弟球隊（或姐妹球隊）切磋學習的機會。

在剛剛過去的四月，我第一次完整讀了加繆的《鼠疫》，書中人物展開了關于足球的談話，里面甚至安排了一名足球運動員，后來那座城市的足球場變成了隔離醫院。文學、足球、生存，對加繆來說，是一套哲學。對我，則是力爭每周一場球，每月一萬字小說，每年順利老一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