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前，毛澤東同志發表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以下簡稱《講話》）是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史上的一部經典文獻。《講話》的經典性在于：在確認文藝的意識形態屬性這一馬克思主義基本文藝理論觀念下，在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的時代背景下，做出了文藝與人民、文藝與生活、文藝與革命關系的正確闡述；從實踐層面上確定了黨的文藝工作的基本指導方針，即要使文藝很好地成為整個革命斗爭的一個組成部分，要幫助文藝家解決立場問題、態度問題、工作對象問題及學習問題。這個方針此后80年里一直在文藝界產生著廣泛而深遠的影響。《講話》典型性地體現了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中國革命實踐相結合的品格。毛澤東與延安文學藝術家交朋友，找丁玲、劉白羽等作家座談、了解情況。《講話》本身就是實踐性的，它來自文藝家的實踐又引導文藝家進入新的實踐。《講話》歷經時代風雨，以其真理性不斷在踐行中保持著強大的生命力，不僅在理論上經得起闡釋，對文藝實踐影響的深度與廣度更是無可比擬，值得不斷地重溫。

2014年10月，習近平總書記親自主持召開文藝工作座談會并發表重要講話。此后，習近平總書記又就文藝問題發表了多次講話。這些講話與毛澤東同志的《講話》一脈相承又與時俱進，對在新的歷史條件下開創文藝工作新局面提出新思路，作出新部署。

習總書記關于文藝工作的重要論述，是把文藝繁榮發展放到我國和世界的發展大勢中來審視，放到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宏偉目標中來審視，放到繁榮發展社會主義面臨的新的時代要求、新的實踐經驗、新的矛盾和問題中來審視；從繁榮發展社會主義文藝的高度闡述了文藝與民族復興、傳統文化、中國精神、時代脈動的關系；對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特別重視的作家論、創作論、作品論、價值論、批評論以及黨如何領導文藝工作等，均有相應的論述，科學地創造性地回答了事關文藝繁榮發展的一系列帶有根本性、方向性的問題；指明了文藝創作的方向，堅定了文藝工作者的信心。而其中的一個核心思想，就是厘清文藝精品和民族精神的關系。文藝創作只有打造出精品，才能對民族精神起到火把的作用。而所謂文藝精品，就是能廣泛地建筑于社會，長期地傳承于社會，有足夠的空間和時間來影響我們的民族精神的作品。就像習總書記指出的那樣，好的文藝作品要能夠啟迪思想、溫潤心靈、陶冶人生，掃除頹廢萎靡之風，并將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體現在其中。

近年來，特別是黨的十八大以來，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創作導向”、堅持“中國精神是社會主義文藝的靈魂”漸成文藝創作的強音，成為業內創作的根本指導，同時也在引導著市場走向。在“互聯網+”時代，講好中國故事已成為文藝生產的新要求。

同時不容忽視的是“三個存在”：存在有數量缺質量，有高原缺高峰的問題；存在著抄襲模仿、千篇一律的問題；存在著機械化生產、快餐式消費的問題。面對市場時，一些人把精神產品當做了一般產品，把精神活動當成了一般活動，在通俗下宣泄低俗，在精神快樂下追求單純的感官娛樂。不是不要娛樂，而是防止娛樂過度。正像過度消費必然造成道德缺失一樣，過度娛樂必然造成文化的缺失。學習習總書記關于文藝工作的重要論述，不能忽略這樣兩點：一個是因時而興、乘勢而變的時代主題——書寫中國夢；一個是樹立文化自信的發展節點——由高原向高峰攀登。這兩點越被成功實踐，文藝發展就越加健康。正像習近平總書記所說，中國夢歸根到底是人民的夢。而實現中國夢必須走中國道路。這是文藝工作者人文擔當的新的催化劑和培養基。任何時代、任何民族、任何國家都要培養自己的優秀文化，特別是承載這種文化的文藝作品。

當年，毛澤東在其《臨江仙·給丁玲同志》中“纖筆一支誰與似，三千毛瑟精兵”的詩句，不僅是對丁玲個人的稱贊，更是對文藝特殊功用的形象表達。當下，文藝的地位和作用因社會的轉型發展而愈發重要，文藝更應成為引導國民精神前途的燈火。

中外文學史上，不少作家有很高的文學技能，但仍不能成為勇立潮頭、引領風氣的大家。究其原委，多數可以在內心的充盈、眼界的開闊和襟懷的遠大中得到解釋。有的將才華落入了游戲文字，追求“閑適快樂”，甚至陷入吟風弄月的窠臼。文藝家的個人修為必須守住底線，更要有社會擔當。一味向市場獻媚，被市場綁架，其作品不可能奪造化、見生氣。欲改變文藝“有高原缺高峰”的情勢，文藝家自身必須站上高峰。在講好中國故事的過程中，文藝家只有將中國精神注入作品，打磨出光澤，將小我融入大我，問良心、耐寂寞，用文字體現良知，用良知反哺生活，才能打造出中國文藝的高峰。

有人形象地把遠離時代精神的作品稱為“魂不附體”的作品。今天要做的，正是呼喚“魂”之歸來。“魂”在哪里？在毛澤東同志的《講話》中，在習總書記關于文藝工作的重要論述中，就是以人民為中心，以發現真善美為己任，以取得“雙效益”為目的，最終要達到思想精深、藝術精湛、制作精良的標準。通過重溫《講話》和深入學習研究習總書記關于文藝工作的重要論述，中國文藝家對責任、方向等核心問題的思索將會更深一步。“聞鼙鼓而思良將”。文藝大家必將是大時代的弄潮兒，而不會滿足于僅在“小時代”“微時代”里討生活。立志于“為歷史存正氣、為世人弘美德”，為人民的中國文藝也將重裝出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