樺皮船，是一個兼具神秘氣息與原始質感的意象。薛濤借助一個北方漁獵民族以樺樹皮制成的水上小舟這一意象，將兒童成長環境從現代都市溯回鄂倫春的原始深林，以小說重現了少年成長的另一種曾經的樣貌。《樺皮船》所描摹的，是一種粗糲的、充滿挑戰的少年“成人禮”。

成人禮，往往被當代校園闡發為一次頗有象征意義與壯觀場面的儀式：將滿18歲的少年們頌詩文，謝父母，祥和而溫情。而追溯人類文明既往的成人禮，尤其是一些部落文明中的男童成人禮，是充滿了危險的、嚴苛的優勝劣汰挑戰的，需要他們獨立面對叢林，戰勝恐懼，戰勝各種困難，甚至野獸，由“男孩”成長為“男子漢”。這樣一種留存在部落文明中的儀式，顯然已與當代文明觀念格格不入。正像作家薛濤在作品中提取的一個頗有意味的口頭語——“不太安全”。這種截然兩樣的精神氣質，恰恰是《樺皮船》中意欲碰撞、重尋與擦亮的。

作品首先處理的，是現代文明與原生態理念的銜接，讓鄂倫春小鎮上的爺爺托布，來到都市沈陽，照料自己的孫子烏日，讓托布須臾不離的樺皮船乘著火車來到城市小孩的身邊，讓迥異的文化氣息攪動城市與小孩的平靜日常。這里，作家呈現了觀念的碰撞，爺爺希望學校別留太多作業，孩子別把眼睛累壞；爺爺將孩子帶到公園的湖邊，在沒有救生衣的情況下讓他下水學劃樺皮船。在當代都市文明背景下，爺爺的所作所為顯出格格不入的滑稽，爺爺也從守著孫子打盹，到心中空虛，牽掛家鄉睡不著。小孩倒是在爺爺的故鄉講述與語言學習中萌發了回到老家塔河十八站的渴望。家鄉突發的洪水，托布帶不走的老伙計黑狗阿哈與紅馬紅9的失蹤，觸發了老人的堅決返鄉。面對爺爺的不告而別，孫子烏日的責任感被調動起來。他擔心托布在城里方向感不好，于是帶著樺皮船去追爺爺，共同登上了回鄉的K38列車。由此，“小孩兒”迅速地迎來了自己獨立面對的歸鄉旅程。而這樣的歸途，對于烏日來說，構成一次被動的“拔節”，“不太安全”變成了無數個“太不安全”，烏日需要獨立面對許多的未知，包括危險與挑戰。

作品多數時候以“小孩兒”稱呼這個拔節成長的男孩，透著薛濤語言獨有的富有解構色彩的幽默感和化嚴肅為輕松的敘事基調。這場匆匆開啟的旅行中，戲劇性的場景接二連三。小孩兒遇到的李阿哈，一個在外鄉迷失的半百老人，可謂真切的“人在囧途”。這是個很耐揣摩的人物形象，亦正亦邪。從蛛絲馬跡可以分辨出他曾經做過不體面的、甚至違法的事情，包括曾經欺騙過托布的鹿哨兒。而老年的李阿哈渴望回到家鄉，尋求安定。這個人物身上具有復雜性，他做了許多灰色的事情，也因此常常將自己的倒霉歸結為善惡有報，但即便如此，在回老家的路上仍有貪念，還曾經打過小孩的樺皮船的主意，直至在沼澤地遇險，被托布和小孩營救；他又同時葆有不曾泯滅的善意，對待小孩兒，他屢次妥協于自己的處事原則，施以幫助。還有開著面包車、做狗肉生意的胖劉，自言“我一個開狗肉館的，不是好人”，但又真實地替老人和孩子解憂，讓他們搭車，寬慰老人，稱自己車上的黑狗不是阿哈。這趟行程，既引領小孩真切地體悟到人性的復雜，同時傳達了一種善意的信念：人性深處都有不會泯滅的善。托布面對警察對李阿哈的詢問時，用質樸的語言道出了這份包容的善意：“我眼睛花了，看不見好人，也看不見壞人，只看見人。”

作品選取了典型的全知視角。眾多的形象，包括形象周遭的一草一木，都是勃勃的生命。它們因偶然的機緣而同處于一個場域之中，各說各話，又彼此聯系。小狍子古然，是除了爺孫倆之外的重要角色，它因傷被救，一路伴隨回鄉之路。烏日給小狍子起名為古然，但“古然心里亂七八糟的，不想跟這個小孩兒交流”，且始終徘徊在對人的不信任或信任、去或者留的矛盾之中。包括各種無生命的物，也靈動地參與故事交流。比如爺孫倆路上攔車，堅持帶狍子、樺皮船上車，司機“故作冷靜”，小客車“慌慌張張出了小鎮”。作品為萬物賦予情感，讓故事沉浸于一個處處都在眨眼睛的、萬物靈動的世界。這樣的描寫令作品跳出了素樸的寫實，具有輕靈的浪漫氣質。那些曼妙的交流，如柳根魚來給爺爺托布和阿哈送行，首尾相連追隨樺皮船的場景；又如一群狍子跟著鹿哨兒聲返回山林的場景，喚醒了現代都市文明中久違的眾生世界的傳奇感。

作品的結尾，回到了夢境般的開篇，在鄂倫春老人托布靜默的注視下，小孩兒將“不太安全”的顧慮拋開，勇敢面對挑戰，獨自劃著樺皮船到達對岸，躍身紅馬背，穿過白樺林，向山頂飛奔。這樣一趟意外的旅程，對小孩兒來說，有著“成人禮”的意味。他沒有被未知嚇退，沒有被危險嚇倒，始終沒有失去心中的愛、善良與正義。作品中，除了小孩兒，其他都在“回歸”，李阿哈回歸良善，狍子回歸山林，樺皮船回歸河流，阿哈與紅9回歸故地，小孩兒在周遭的回歸中不斷校正著前行的方向。他知道了自己是從哪里來的，也被這次返鄉之旅喚起了心底的豐富敏銳的感知能力，博大的善意與愛意，和迎接未來、無懼挑戰的勇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