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秋日的陽光坦誠而灑脫，它照著依舊蔥郁卻已初現斑斕的樹葉，與此同時，又在地面上留下斑駁的樹影。

兩位頭發花白的老人，正在樹蔭下親切地交談。我聽得出她們說的是俄語，伴隨表情和肢體的“補充說明”，似乎是在回憶什么——雖然我上中學時學過俄語，但早已忘得一干二凈，只能偶爾聽懂一兩個單詞。為了不露怯，我只好躲在不遠處，靜靜地看著她們。

坐在輪椅上的女士，是中共“五老”之一林伯渠的長女林利教授，她時而微笑，略作回答；時而和旁人打招呼，說“hello”。坐在長椅上的女士，是瞿秋白與楊之華的女兒瞿獨伊，離休前，她在新華社國際部俄文組工作。

微笑、搖頭、拍拍肩膀……兩位老人仿佛在重溫人生的某些階段，仿佛回到了在蘇聯的少年生活。突然，一幅列維坦風格的油畫在我面前定格，吸引我看了許久……

二

“瞿老太”——只有我這樣稱呼她，這是尊稱還是戲謔，我也搞不清楚。四十年前我對她說：“我叫您阿姨吧，仿佛把您叫老了；我叫您大姐吧，輩分又給弄錯了。雖然您比我年長二十多歲，但既唱歌又跳舞還游泳，比我都活躍，到底應該怎么稱呼您呢？”

“那就叫我瞿老太，就這么叫……”她爽快地大笑起來。

瞿老太生于1921年11月5日。1928年5月，年僅六歲的她跟隨參加中國共產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的媽媽楊之華秘密來到莫斯科，由于瞿秋白已先期抵達，所以在“六大”前后，他們一家三口有了一段短暫相聚的時光。

“六大”結束后，瞿秋白留在莫斯科，擔任中國共產黨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團長。因為一時找不到合適的幼兒園，小獨伊先是被送到一家孤兒院，在那里待了三四個月，而后住進森林兒童院，最后才在莫斯科郊外的國際兒童院安頓下來。1930年夏瞿秋白和楊之華奉命回國工作時，忍痛把小獨伊留在了這里，并委托友人鮑羅廷夫婦幫忙照看。瞿老太告訴我，國際兒童院里既有像她這樣的中共領導人的孩子，也有來自日本、波蘭等幾十個國家的孩子，大家經常在一起玩耍，相處得十分融洽。

工作不忙的時候，瞿秋白和楊之華會來國際兒童院看望小獨伊。一次，他們倆給小獨伊帶了些糖果，小獨伊欣喜地看著漂亮的糖果，抬起頭來問爸爸：“我可不可以把糖分給小朋友吃？”爸爸說：“當然可以！”話音剛落，她就高高興興地去給小朋友分糖了。

在第一個建立社會主義制度的蘇聯，從小就培養每個人“無私奉獻”的精神。小獨伊在這樣的環境里長大，“無私奉獻”不僅成為她的堅定信仰，更成為她一生的行為準則。

三

上世紀八十年代，西北地區出現過一次嚴重的自然災害，百姓生活面臨極大的困難和挑戰。當時我國的經濟相對落后，便號召大家捐款捐物。我所在大院的住戶，基本上都是1978年之后住進來的老干部，大家慷慨解囊，傾力相助。一天早晨，我見瞿老太從收集站出來，趕忙迎上前問她：“您捐什么了？”

“李何的皮大衣！”她說。

我驚訝地瞪著她：“那可是文物啊，您怎么給捐啦？”

“受災的群眾需要啊！”

李何，瞿老太的丈夫，他們倆同為新華社莫斯科分社的創建者。李何文筆出眾，瞿獨伊精通俄語，建社初期人少事多，采訪、寫稿、編輯、發稿等工作，就靠這兩位年輕人完成。每當瞿老太向我述說這段往事，臉上都洋溢著激情。我上小學、初中時正逢中蘇友好的“蜜月期”，讀過許多蘇聯小說、看過許多蘇聯電影，所以在聽瞿老太述說時，我極易受到感染，仿佛自己就在現場。有好幾次，我們倆哼著《喀秋莎》和《小路》在小花園里漫步，沉浸于濃濃的回憶。

我深知，她捐獻的是一個優秀共產黨員的愛心；我遺憾，國家因此少了一件珍貴的文物。不知李何那件在蘇聯工作時穿的大衣，到底分給了哪位群眾？如果是位老人，或許他還會穿一陣兒；如果是位年輕人，或許他會因大衣樣式的陳舊而迅速厭棄……我真想把這段往事講給那件大衣的新主人聽。

四

版畫在中國的發展有兩條脈絡：傳統木刻版畫一脈及新文化運動后學習、借鑒珂勒惠支的西方版畫一脈。得益于蔡元培、徐悲鴻、林風眠等先驅的推動，現代美術教育自二十世紀初便開始在中國發展，無論是國立北平藝專還是國立杭州藝專，都開設有版畫專業。

美術創作與時代同呼吸、共命運，由于魯迅先生“率先垂范”，一大批版畫家涌現出來。眾所周知，瞿秋白和魯迅是“文友+戰友”的關系，許多版畫家都以此為題材進行過創作。

十年前，北京電視臺原資深導演、攝影師武寶智對我說：“周令飛回來了，我想約你們認識一下。”我說：“好啊，我愛人在參加政協會議時結識了周海嬰。對了，應該把瞿老太也請來。”

商議好具體的細節，我去請瞿老太參加這次會面，后來我又想起中央美術學院的教授楊先讓，他創作過魯迅和瞿秋白的版畫——魯迅的嫡孫、瞿秋白的女兒、創作魯迅和瞿秋白版畫的藝術家在一起，這是多么有意義的一件事啊！

那次會面的場景十分溫馨，大家交流得坦誠而愉悅，還留下了許多合影。

五

“獨”字在人們的交流中經常會用到，在古詩詞里見的就更多了，但由于其特殊的含義，很少用在人名上。“您的名字是誰給起的？”我問瞿老太。“是爸爸給起的。”她笑瞇瞇的，滿是童真和幸福。我說：“用‘獨’字起名是需要魄力的，我只知道一個‘獨秀’。”“嗯，爸爸非常愛我，”她說，“他在寫信的時候總稱呼我為‘小獨伊’，在信的末尾總是落款‘好爸爸’……”

2018年，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秋之白華·楊之華珍藏的瞿秋白》一書，瞿獨伊的女兒李曉云對許多珍貴的照片、書信、詩稿和文稿進行梳理與解讀，使讀者深入了解這位革命先行者純真的內心世界和對偉大理想的不懈追尋。就是從這本書里，我讀到了“‘好爸爸’給女兒的信”。

猶記得幾年前，我和愛人一同參觀一個油畫展，展品中有一幅瞿秋白的油畫像。當我們在它前面站定，竟異口同聲地說：“瞿老太真像她爸爸！”

我把這件事告訴了瞿老太，她笑了，對我說：“我媽媽也和我說過，你怎么越來越像你爸爸了？”

是心靈感應嗎？我無法解釋。

瞿獨伊原名沈曉光，生父是沈劍龍。1924年，楊之華與沈劍龍離婚，同年11月與瞿秋白結婚。1925年的春天，楊之華把三歲半的沈曉光接到上海與瞿秋白一同生活，瞿秋白對這個可愛的小姑娘視如己出，還給她起了一個頗富深意的名字——獨伊。我能理解作為文學家、翻譯家的瞿秋白的內心是多么宏大、多么富饒，他在前妻王劍虹病逝后遇到了真誠又美好的楊之華，有著博大愛心和高尚修養的瞿秋白深愛著楊之華，也深愛著她的女兒。

我說：“我在初二時讀過《茨岡》，是一個很舊的譯本。”

“那就是我爸爸翻譯的。”瞿老太回答道。

“新文化運動”后，有許多外國名著被翻譯成中文出版，由于譯者的身份不同、對中文的掌握程度不同，將同一本書譯出多種風格是很正常的事。這本《茨岡》之所以給我留下很深的印象，是因為它充分展現出譯者的修養與情懷。

能夠寫出“我是江南第一燕，為銜春色上云梢”的瞿秋白，深愛著瞿獨伊，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六

因為我父母都是非常出色的老師，所以我一直將老師視作自己最理想的職業。社會動蕩變遷，直到三十六歲我才如愿登上講臺，成為美術教員。

父親對我的影響很大，從小我就守在他身邊，看他如何教學、如何輔導學生、如何點評作業……得益于年少時的熏陶，我這個“半路出家”的美術教員的教學活動開展得相當豐富，其中有一項是我認為最有意義，也是很少有人能做到的——帶領學生們拜訪革命前輩，聽他們講述自己親身經歷的故事。其中拜訪次數最多的人，就是瞿老太。

瞿老太給學生們講的故事有她小時候在國際兒童院的生活，有在新疆與軍閥盛世才的殘酷斗爭，有她用俄語向全世界播報毛主席在開國大典上的講話，有她在蘇聯籌辦新華社莫斯科分社的經過……她講得十分激動，學生們聽得十分認真。

瞿老太生性活潑，平日里愛好唱歌、跳舞和游泳。訪問臨近結束，我總請她給學生們唱個歌或跳個舞，學生們在驚訝之余，流露出欽羨的目光。

回到學校，我讓學生們寫日記，如實記錄自己的感受。有一篇日記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直到現在我都記得：“孫老師帶我們走進一幢五層的住宅樓，敲開二樓的一個單元門，開門的是一位瘦瘦的、和善的老人。孫老師介紹說，這就是瞿奶奶……當時我非常驚訝，在我的想象中，瞿奶奶應該是白白胖胖的，家里有司機、有廚師，住很大的房子，沒想到這位革命烈士的后代就住在這么一個普通的洋灰地的單元里。”

這個感受很真實。當時的社會已經開始流行“下海經商”，人們的攀比心態越來越重，生活的“代溝”越來越大。

后來，我把這個學生寫的日記告訴了瞿老太，她大笑起來：“我要司機干嗎？我要保姆干嗎？有小時工每天幫我擦一擦地已經很好了！”

我知道，那會兒的她很忙，尤其是在瞿秋白的名譽重新恢復之后，有許多后續的整理工作都需要她來完成。我由衷佩服她強大的記憶力和充沛的精力，還有那雙永遠充滿笑意的、澄澈而清純的眼睛。

我忘不了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