薩爾瓦多作家奧拉西奧·卡斯特利亞諾斯·莫亞（Horacio Castellanos Moya）是拉美后“文學爆炸”時代的重要作家，代表作有《錯亂》《惡心：托馬斯·伯恩哈德在圣薩爾瓦多》《記憶暴君》《歸國夢》《鏡中的女惡魔》《與蛇共舞》等，曾獲得西班牙語文學界最高獎項之一“曼努埃爾·羅哈斯獎章”。 近日，莫亞的小說代表作《錯亂》由后浪文學推出，這是他的作品第一次被譯成中文引進出版。

《錯亂》講述了一位逃亡作家的故事，他受雇于一個拉美國家的教堂，要編輯一份口述檔案。檔案長達一千一百頁，記錄的是當地原住民對十年前軍隊屠殺的泣血證詞。在編輯過程中，作家漸漸神志錯亂，而與此同時，仍然統(tǒng)治著那個不具名拉美國家的劊子手也在逼近。

盡管小說并未點明拉美國家，但讀者可以推測出小說的背景是長達36年的危地馬拉內戰(zhàn)時期軍隊對國民犯下的種種暴行，那份口述檔案也影射了由危地馬拉天主教會發(fā)起的“歷史記憶恢復計劃”。

近日，莫亞的小說代表作《錯亂》由后浪文學推出，這是他的作品第一次被譯成中文引進出版。

中美洲至今仍是全球暴力現象最集中的地區(qū)之一。在一次馬德里美洲之家文學論壇上，莫亞說“我們也是一場大屠殺的產物。這就是為什么，我們平時如此熱衷于開玩笑。我們用笑來抵御精神錯亂。”《錯亂》也是一部荒誕不經的黑色喜劇，羅貝托·波拉尼奧曾這樣說過：“他（莫亞）作品中犀利的幽默，仿如巴斯特·基頓的電影，又似一顆定時炸彈，足以威懾那些蠢蛋（民族主義者）脆弱的穩(wěn)定感，讓其失控，恨不得把作者吊在公共廣場上。”

《錯亂》在中國上市后，莫亞接受了澎湃新聞記者專訪，這是他就《錯亂》接受的第一個中文媒體專訪。他坦言自己對中國還不大了解，對中國當代文學也了解甚少，但他會時不時讀一讀李白和杜甫，“他們的詩非常美妙，或者是莊子筆下的深邃哲思。”奧拉西奧·卡斯特利亞諾斯·莫亞（Horacio Castellanos Moya，1957— ）

奧拉西奧·卡斯特利亞諾斯·莫亞（Horacio Castellanos Moya，1957— ）

【對話】

小說里，“恐懼”一直伴隨著主人公

澎湃新聞：《錯亂》這部小說耗時多久完成？最初的靈感來源是什么？

莫亞：加起來大概五個月。但是分兩個階段完成的：2003年初開始寫，中途擱筆，之后于2004年中旬完成。故事圍繞一份發(fā)布于1997年的危地馬拉人權報告展開，但它不直接描寫報告，而是講述這份報告對那位編輯所造成的心理沖擊。

澎湃新聞：那位編輯——小說主人公“我”是一個因政治原因流亡在外的作家：口出狂言、有被害妄想、為了五千美金接受了一份自己其實并不想做的工作、通過男女關系發(fā)泄壓力……你對這個主人公是一種怎樣的態(tài)度？我感覺帶有一點戲謔和諷刺？

莫亞：主人公是個復雜的、有些自相矛盾的人物。我沒有對他抱有戲謔的態(tài)度。如果不能深入人物內心，我就寫不出這部小說，而戲謔、嘲諷會造成一種距離，阻止我的寫作。這個人物可能有點好笑，但這些好笑的成分源于他的性格，源于他的世界觀和神經紊亂為他招致的一系列遭遇。

澎湃新聞：你在主人公的心理活動上花了很重的筆墨，比如面對沉重的屠殺口述檔案，“我”更看到了它們的文學性，而非政治性、歷史性，這樣的寫法背后潛藏了你的哪些想法？

莫亞：小說在本質上就是心理的，是對某種精神狀態(tài)、某種思維方式和歸屬感的構建。就《錯亂》里的主人公而言，他本人與他所身處的社會之間，存在一種持久的矛盾，而他就活在這份矛盾之中。他不相信他在做的事，但不得不做；他不相信所在團隊的價值觀，但還是得假裝相信。他是一個沒有信仰的人，被夾裹在一個彌漫著信仰的環(huán)境，不單是宗教信仰，還有對那些所謂對人類至關重要的價值的信仰。

澎湃新聞：在這個故事里，“恐懼”一直伴隨著主人公，包括對政治迫害的恐懼、對屠殺記憶的恐懼、對情殺的恐懼、對性病的恐懼……它們是那樣無處不在。然而似乎也正是因為“恐懼”，“我”免于大主教那樣被暗殺的命運。作為一個作家，你如何理解“恐懼”？你認為什么樣的“恐懼”是人類無法克服甚至面對的？

莫亞：恐懼是人性的組成部分。尼采在《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中談到，恐懼是人類一項基本的、代代相傳的情感。恐懼是害怕被推到極端，推到爆發(fā)的頂點。恐懼將永遠與我們同在，一些時候被掩蓋，另一些時候則表露無遺。

澎湃新聞：小說有一處細節(jié)給我留下很深的印象，是說主人公關在靈修院里，面對大屠殺受害者的證詞，時不時注意力渙散，只有幻想自己是大屠殺的施虐者才能暫時解脫。這處細節(jié)很耐人尋味，它同時點到了三個錯亂的主體：大屠殺的受害者、大屠殺的施虐者、以及時隔多年后大屠殺的見證者。這樣的描寫承載著你對人性的哪些觀察？你是否認為施暴是人的一種天性？

莫亞：毋庸置疑，暴力是人性的一部分，是其寬泛意義上的自然屬性的一部分。借助教育和立法，漫長的文明進程力圖馴服人的暴力傾向，但人的暴力可以被控制、被平息，卻不可能消失，除非人類這個物種消失。暴力和恐懼是同一枚硬幣的兩面。

澎湃新聞：對作家而言，寫小說的過程或許也是一個思考的過程。你在《錯亂》中主要思考了哪些問題？

莫亞：我在寫作過程中，思考的問題都是很具體的，就是如何讓情節(jié)、人物、環(huán)境、場景等要素之間保持連貫。我不會思考那些寬泛抽象的問題。只有在寫完之后才會想一想。我的寫作過程是直覺的，而不是觀念的。

身為作家，可選的東西十分有限

澎湃新聞：你抗拒“政治小說作家”“暴力小說作家”這類標簽，但你也曾坦言自己的寫作充滿了暴力元素。身為作家，你認為什么是自己可選的？什么是自己不可選的？

莫亞：可供我們選擇的東西十分有限。我們是社會環(huán)境、家庭出身、以及各種人際關系的產物，無法完全超越這些限制。創(chuàng)作主題作為我生活的一部分，是被強加到我身上的，它們是我的個人經驗、我所身處時空的一部分。我唯一能選擇的是表達方式、觀察角度，以及最終如何將其訴諸筆端。但即便是在這些主動選擇中，我也依然時刻被自己的本性、自己的感官條件制約著。例如，我依然不確定，自己究竟是視覺還是聽覺更加敏銳，而這就會反映在我的敘事風格之中，會影響到我究竟是更加擅長描摹環(huán)境還是創(chuàng)造聲音。我們的選擇范圍極小。我喜歡古希臘人的命運觀。

澎湃新聞：作為拉美作家中的一員，你認為你的文學資源從何而來？你曾說：“比起魔幻現實主義，我們這一代拉美作家，在如何理解世界和我們所談論的東西這個層面上，更接近美國作家。”為何你這一代拉美作家的世界觀“更接近美國作家”？這和你們的閱讀來源有關嗎?

莫亞：我說這句話有其特定語境。當時我正滿懷熱情地閱讀二十世紀前半葉那些偉大的美國作家：福克納、海明威、雷蒙德·錢德勒、杜魯門·卡波特、弗蘭納里·奧康納、達希爾·哈米特，卡森·麥卡勒斯，等等。我對美國當代文學無感。美國當代文學界彌漫著一股由清教徒感傷主義（sentimentalism）主導的意識形態(tài)風氣，我沒什么興趣。

澎湃新聞：在拉美文學中，你有特別喜歡的作品嗎？

莫亞：“最喜歡”這個詞，我們當代人很愛用。我會用它來形容物品，但不會用來形容文學。有一些作家和作品，我會不斷重讀（奧內蒂、魯爾福、博爾赫斯、塞薩爾·巴列霍、卡夫雷拉·因凡特，羅格·達爾頓，這幾位是首先躍入腦海的）。為什么喜歡他們？因為他們給予我啟迪，關于人生，關于活在這個世上意味著什么，關于如何從事文學，以及如何看待作家這個職業(yè)。

澎湃新聞：在寫作與閱讀之外，你平時還對哪些事物或話題感興趣？

莫亞：我偶爾看電影。閱讀報刊時，比較關注國際政治板塊和犯罪新聞。下午會出門喝杯啤酒。余下的時間，沉默。

澎湃新聞：《錯亂》是你的作品第一次被翻譯成中文、引進中國出版。此前你對中國有哪些了解？又有哪些困惑？就這部作品而言，你對中國讀者有什么期待嗎？

莫亞：我對中國的少許了解，其來源僅限于西方國家報紙雜志上刊登的一些報道。只有親自去過一個國家才有可能談得上了解。比如，我在德國住過兩年，在墨西哥住過十三年，西班牙兩年，又去了危地馬拉兩年，日本住過六個月，來到美國已經十二年，如今大段時間待在瑞典陪女兒。對于這些國家，我勉強能評論上幾句，但對于如此廣袤和歷史悠久的中國，我迄今從未拜訪過，因此不敢發(fā)表任何觀點。法國作家安德烈·馬爾羅有一次采訪毛澤東，問后者如何看待1789年法國革命，毛回答說，針對那場事件發(fā)表觀點還為時尚早。如此理解時間和歷史，我覺得很有意思。

澎湃新聞：你看過中國作家的作品嗎？如果有，我也很想聽聽你對中國文學的評價。

莫亞：抱歉要讓您失望了，對不了解的事物發(fā)表觀點，有失謹慎。在當代媒體上享有盛譽的那些中國作家，比如莫言和麥家，我都沒有讀過。總有一天會讀的。我會時不時讀一讀李白和杜甫，他們的詩非常美妙，或者是莊子筆下的深邃哲思，但對中國當代文學了解甚少。

小說創(chuàng)造它們自己的現實

澎湃新聞：在你看來，“見證文學”（以瑪雅-基切族人權斗士里戈韋塔·門楚的自傳為代表）的支柱是歷史真相，然而現實復雜，始終不存在唯一的真實講述。你曾在墨西哥及危地馬拉做過二十多年的新聞工作——即我們說的“非虛構”，這一經歷是否也影響了你對“見證文學”的態(tài)度？

莫亞：我想，正是那段經歷讓我明白了自己為什么不喜歡作為一種文學體裁的“見證文學”。一群人借由講述自己的受害經歷來宣傳某種政治觀點，他們把這類書寫稱為“見證文學”。我對政治宣傳員無感。我感興趣的是記憶，是承載記憶的自傳類寫作，而這些文字所凸顯的書寫者形象，其內心所有矛盾、不幸、品德以及怯懦，必定是表露無遺的。

澎湃新聞：近十年，中國文學界越來越關注“非虛構”，亦有觀點認為以小說為代表的虛構已經無法回應今天的現實，無法和當下建立真實有效的關聯(lián)，所以只能轉向非虛構尋求一種幫助。在你看來，什么樣的文本表達可能和當下建立真實有效的關聯(lián)？

莫亞：該情形源于一場因欠缺深思而導致的誤解。小說從來都不具備“和當下建立真實有效的關聯(lián)”的功能。有一部分可以，另一部分則不能。司湯達、卡夫卡、梅爾維爾——姑且只舉這三個例子——都是在去世很多年、距離他們寫作的當下已經很多年之后，才被視作偉大作家。我根據您的描述推測，在中國也有許多人患上了那種被科技感染的疾病：認為只有當下的、瞬時的、能夠即刻從中獲取滿足的，才是值得書寫的。按照這樣的方式理解世界，就無法創(chuàng)造出持久的文學。我不會把文學創(chuàng)作視為當代眾多一次性用品中的一種。最近，在時隔幾十年后，我重讀了《卡拉馬佐夫兄弟》，發(fā)現它所傳遞的關于人類的領悟，比我讀到的絕大多數“當下”作品要多得多。

澎湃新聞：你正在創(chuàng)作新的小說嗎？2020年新冠疫情全球暴發(fā)，你的生活因此有了哪些變化？你是否冒出了一些新的思考？

莫亞：我不談論正在寫的東西，會帶來厄運，阻滯思緒。至于新冠疫情，它無非是讓我再次確認人類這一物種的脆弱性。疫情期間，在打疫苗之前，我四次飛躍大西洋，也曾在機場沙發(fā)上過夜。對于我而言，新冠大流行就是一場震耳欲聾的噪音；也是一場噩夢，因為旅行變得十分困難，而且口罩讓我喘不過氣。死亡？在我的國家，犯罪早成了一種文化，人人都得學著與死亡共處。我很怕死，跟所有人一樣，但我又知道那是不可避免的。死亡會在任何一刻突然降臨，而我也無力阻止它的發(fā)生。

澎湃新聞：2020年至今，新冠病毒已成為一批作家書寫的對象或基點。對此你怎么看？

莫亞：如果作家沒有那種攪動著自己的五臟六腑、要求自己非寫不可的主題，那么他們自然就會去當代現實中尋找題材，這是可以理解的。但我自己從來沒想過要寫一本關于疫情的小說，我不需要。等我的經驗沉淀下去后，未來或許會寫。“現實”是一個抓不住的概念，正因如此，小說才要去創(chuàng)造它們自己的現實，而小說中的真實，其依據是可信性，而不是它們所反映的時代。

注：本次專訪由《錯亂》中文譯者張婷婷提供翻譯幫助，特此感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