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歷三月，高原小城恰卜恰的色彩開始豐富起來，不再固守雪的潔白。周邊林子里百鳥的聲音開始爭鳴起來。歷經風雪磨礪的樹枝，儀態輕柔嬌嫩，梢頭吐出密密麻麻的芽苞，隨著緩緩吹來的微風，舒緩地搖擺著柔軟的枝條。夾在柳樹中的桃樹也開出了鮮艷的花朵，傳遞著春的喜訊。大地上淺淺的綠意渲染出濃濃的生機。

——選自趙有年小說《石頭村里杏花開》

茅盾曾評價葉圣陶的長篇小說《倪煥之》是一部“扛鼎之作”，其“鼎”之重主要表現在理想教育和社會改革兩個方面。讀完趙有年的《石頭村里杏花開》，深感作家筆下扶貧工作的艱巨性和扶貧對象的多樣性，實質上也構成了一個頗具分量的“鼎”，此鼎之重更多表現為“扶貧先扶志，攻堅先攻心”的精準扶貧理念，以及村民們艱苦奮斗、團結自立、改革創新等精神維度的追尋與突圍。這種精神理念貫穿于第一書記丹巴扶貧工作的各個環節，成為石頭村里杏花盛開的重要因素。

作家趙有年于2018年以駐村干部的身份前往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貴德縣尕讓鄉關家村開展精準扶貧工作，3年的工作實踐與“深扎”生活，不僅讓他有了業務能力上的歷練與提升，更有對鄉鎮貧困民眾生存境遇的真切體悟，這些“毛茸茸”的原生人物及其生活狀貌為這部長篇小說的創作提供了重要素材。相較于那種“體驗式”的創作方法，趙有年的工作和生活經歷更具泥土氣息和沉潛特質。放眼四顧，尕讓大地上的山川河流、草木牛羊、干部鄉民熟悉而又親切，所有與生命存在有關的透視點，都與作家的筆觸保持著內在關聯。

小說中的石頭村是一個地處半農半牧山區的貧困村落，村民們仰仗雨水種植，依靠草山吃飯，一旦出現天氣異常、草山糾紛、家庭變故等突發狀況，原本脆弱的經濟便會每況愈下，加之村民思想固化，往往采取一些錯誤的應對方式，因而貧困戶多、貧困程度深。第一書記及工作班子的到位，使得這個遠近聞名的“問題村”慢慢有了轉機。丹巴書記先是解決了草山糾紛問題，接著落實了貧困戶的摸排調查和認定工作，后又修通了石頭村通往外界的鄉村公路，繼而帶領村民開始創業，搞起了鄉村旅游項目。石頭村的旅游產業很快帶動了交通、水利、住建、電力和環保等諸多方面的聯動發展。曾經的貧困村、“問題村”終于摘掉了貧困和落后的帽子，成為脫貧致富路上的先進集體。雖然過程極其艱難，然而結局令人振奮。

小說成功塑造了丹巴這位奮戰在脫貧攻堅戰線上的第一書記形象。他年富力強，心懷理想，是一名敢作為、有作為、韌勁強、有擔當的基層好干部。作品對他的塑造并未停留在“高大上”的層面。實際上，丹巴書記也是個“帶有思想包袱”的干部，多年前的駐村經歷，以及個人的情感糾葛，包括事業上的挫敗感，不斷映現出一名基層干部復雜的心路歷程，這一歷程的展現也較為真實地反映了基層工作特別是精準扶貧工作的復雜性與艱巨性。而丹巴這一人物的成功塑造，使得這部長篇小說帶有了“非虛構”的某種特點，讀后令人感佩至深，并對精準扶貧這一宏大工程有了更深的理解。與此同時，噶杰嘉、娘吉、卓雅、才郎、索加大爺、龔守財、王英忠等人物形象鮮明突出，多種性格類型的對比書寫，使小說在人性探尋上抵達了一定的深度。

值得關注的是，帶有地域色彩的人物語言，使小說寫作在民族化與大眾化的拓展層面上具有一定的掘進意義。縱觀《石頭村里杏花開》，不難發現，其中的人物都深深浸染著極具哲理意味的文化因子，諸如“無籠頭的野馬難駕馭，無鼻圈的野牛難馴服”“不理家務事，不知生活難”“沒尺度的強硬容易折斷”等出現于對話場景中的“起興”語句俯拾即是。這樣的人物語言是沒有經過創作者二次想象和加工的原初表達，非常貼近當地的生活常態，生活真實與文學真實的有效結合由此可見一斑。

《石頭村里杏花開》主線明晰，伏筆精巧，在講述扶貧故事的基礎上，有效達成了對扶貧理念的釋讀，對奮斗精神的傳遞，對美善人性的挖掘，對家國情懷的書寫。整體而言，小說結構疏密有度，有力支撐起了扶貧攻堅這個“巨鼎”應有的現實分量和藝術含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