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兩篇小說是我的碩士畢業論文的一部分。

我在同濟大學讀創意寫作專業。學校說，必須選定一個主題，寫幾篇小說，再寫一篇與小說相關的論文——達到要求，才讓畢業。我一直沒太把畢業論文這種東西放在心上，總是想著要寫不被規定的小說。那時候，我已經快把《月光》寫完了，《去海口》已經構思了一大半。算了算時間，我沒有辦法為了論文再寫新的小說了。索性開始思考，如果非要安一個主題給這兩篇小說，安什么好呢，我發覺這兩篇小說都講了親情，一個是雙胞胎，一個是父女。我不想說我的論文主題是親情，這太土了。剛好那時沉迷哲學，喜歡列維納斯，他的書里總有“他者”“臉”這些詞。看到“他者”就想起了“自我”，“臉”很玄乎，“自我”也很玄乎，因為玄乎，也沒人敢說自己就一定掌握了這里面的真理，說錯了好像也不會被怪罪，于是我腦海中一個閃念，主題就叫“臉與自我”吧。

在《月光》這篇小說里，柳艾因為照鏡子突發意外，鏡子在面前破碎致使她毀容，即便在康復后，她也不再喜歡拉開窗簾，柳艾抗拒光的照射，實則在抗拒自己臉的顯現。袁媛的姐姐裸體站在玻璃旁，光照射在姐姐的身上，帶來植物的投影，袁媛站在姐姐的身后，光照射在袁媛的身上，帶來姐姐的投影，她們之間似乎有一面鏡子，有很多個瞬間，她們的身體就這樣重合在一起。斯賓諾莎在《倫理學》中說：“心靈具有清楚明晰的觀念，或者具有混淆的觀念，都努力在不確定的時間中保持其自身的存在，并且自己意識著它的這種努力。”袁媛為了保持自己的存在而希望姐姐消失，姐姐同樣為了保持自己的存在選擇了整容。整形醫院老板柳艾為了找回自己最初的臉，把最初的臉變成了整容模板，之后的好多個女孩，頂著和毀容前的柳艾相似的臉，袁媛的姐姐便在這其中。在柳艾看來，這些相似的臉可以被忽略，如果非要把這些臉的主人當成獨立個體，那姑且把她們叫作“靈魂”，“柳艾保持著對靈魂們的凝視，時間久了，她便知道在這個空間里，只有她一個人”。在此，柳艾人為地將“鏡子”擴大，立在醫院中，她看著身邊那些走來走去的女孩，就像看著鏡子里的自己。

在《去海口》中，劉圓圓面對著她送給流浪漢的鏡子問他，“即使我割了雙眼皮，還是很像我爸嗎？”劉圓圓在此并不是在質疑和父親面容上是否真的相似，更深層次的意義是，她害怕父親的形象在她的臉上逐漸稀釋，但當父親去世后，她懷念父親的僅有方式大概就是時常凝視鏡中自己的臉，好像臉也有輪回，她的臉繼承于父親，最終劉圓圓的這張臉變成了一個載體，承載著父親的臉。

袁媛暗自接近柳艾，她們的第一次見面是在柳艾家附近的墓地，小說并沒有交代袁媛為什么剛好出現在了墓地，也許是她跟蹤了柳艾，也許是巧合，而這種模糊的交代也是故意為之。柳艾因為醫院剛死了個女孩而心生愧疚，從文后可以看出，這個女孩就是袁媛的姐姐。如果人真的有靈魂，那此刻姐姐的靈魂，應該在暗中注視。袁媛大概是接收到了某種啟示，于是她和柳艾剛好在墓地相遇也就不足為奇了。墓地隱喻死亡，柳艾一步步走進墓地，也就一步步走近死亡。袁媛帶領柳艾在墓碑間行走，墓碑在此刻充當了亡者的“臉”，墓碑在月光的照射下變得有些神圣，臉佇立在此，死亡變得寧靜。死亡面具即為死者量身定做的臉模，死者在死后，這張面具永恒存在，永恒凝視，但不再有表情。袁媛與整容前的姐姐擁有幾乎一樣的臉，此刻袁媛坦然出現在墓地中，她自己的“臉”仿佛是為姐姐做的“死亡面具”，袁媛之所以戴著墨鏡，目的是不想讓柳艾看清她的臉，謎底不能很快揭曉，面具終將在某個合適的時機徹底展露。

而對于《去海口》的劉圓圓來說，她執意去尋找那張和自己相像的臉（未曾謀面的親生父親），與袁媛的姐姐類似的是，劉圓圓也因為和父親臉的相似選擇了整容，父親遺傳在她臉上的單眼皮被整容成了雙眼皮。這次整容并不存在與父親面容的競爭，而是因為劉圓圓知道，母親討厭看見和父親相似的這雙眼睛。劉圓圓與母親也必然有些許相似。在此刻，劉圓圓的整容可以看作一次“獻祭”，為養育她的母親，就像塵土必將回歸大地。在和父親平生第一次見面時，劉圓圓并沒有擺明自己的身份，她仔細觀察著許世祥的臉，認真記下他臉的細節。列維納斯在一次訪談中說：“當我們看見鼻子、眼睛、額頭、下巴并且能夠描述它們時，我們恰恰是以對待物的方式對待他人。”可以確定的是，劉圓圓起初對于父親的觀察是不帶任何情感的，許世祥對于劉圓圓來說幾乎就是一個陌生人，她帶著足夠的好奇心去探索，像探索一處洞穴，只是需要比普通的景點更多幾分耐心罷了。在火車上與許世祥初識時，劉圓圓時刻提醒自己戴著墨鏡，此刻，劉圓圓和袁媛形成了一種互文——兩人同在墨鏡之下，袁媛為了接近殺害姐姐的“兇手”，劉圓圓為了接近使自己出生的“推手”。在知道許世祥得了癌癥且時日不多時，劉圓圓的內心發生了改變，去海口的火車需要輪渡，為了安全，火車的窗門緊閉，車內各種氣味混雜在一起。如果從化學的角度來看，車內的分子四處飛騰，彼此擠壓，人和人之間的能量逐漸累積，馬上達到了一個頂點。火車緩慢入海，陽光灑在窗玻璃上，劉圓圓拍了張大海的照片發給了母親，母親回了句“好看”，劉圓圓接著便問許世祥大海好看嗎，許世祥也說“好看”，至此，一家三口仿佛團聚在了一起。陽光穿過劉圓圓的墨鏡，墨鏡對面許世祥的形象變得不再那么灰暗。

接著，劉圓圓決定摘下墨鏡，她第一次把臉坦誠地顯露給父親。西蒙娜·薇依在《重負與神恩》中說：“死者的在場是想象中的，但他的不在場卻是現實的；從此，不在場便是他顯現的方式。”對于劉圓圓來說，她把真面目完整地展示于父親，是因為面前的父親即將死去，此后父親的真實存在均是以不在場的方式顯現，劉圓圓原諒父親長久以來對于她成長的不在場，父親對劉圓圓來說，從“物”變成了“即將死去的肉身”，和父親相對而坐吃著刀削面，幾乎可以算作僅有的和父親這一主體相處的機會，至此，父女倆開始和解。

這兩篇小說，我偏愛的是《去海口》，付出較多心力的也是《去海口》。我一直想寫我爸，我是多么愛我爸，他是個很帥的瘦男人，熱愛文學，喜歡在墻上寫詩小的時候我看不懂他的詩，長大后，我才發現他的詩都是好詩。我爸有時脾氣很差，所以我逃避和他講話，但依舊，我是多么愛我爸。我爸在我心里，就是一團背影，他在火車上看窗外的背影，他在大連看海的背影，他去養雞場踩了一堆屎在給我買雞的背影。我把這些背影以及我的感受，都放在了許世祥的身上。寫的過程中，我腦海中反復出現著一輛綠皮火車，一會兒向左，一會兒向右，這種火車顛簸，從臥鋪到廁所，有時得扶著走，馬桶是不銹鋼的，經常有一股方便面味兒，沖水時嗖的一下，速度之快，力度之猛，好像整個人都要被它沖走了。我是個靠回憶過日子的人，我很怕，回憶也被嗖的一下沖走了。

有時，我用余光看我爸的背影，會有種感覺，好像我們父女從未謀面，我們從未長談過，也從未真正理解過彼此。即使我們都深知這一點，卻并不會為此做出什么努力。什么都不做，這樣也不壞。許世祥找到了他的故鄉，我還沒有找到故鄉，我爸大概也沒有找到，以我對我爸的了解，他如果找到了，會很興奮地盤腿坐在那里，喝著他用塑料桶盛著的白酒，一邊吹牛，一邊淚流滿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