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華大學藝術博物館近期推出“紅燭頌：聞一多、聞立鵬藝術作品展”，向觀眾展示了聞一多不為人知的藝術才能。聞一多是一位詩人、學者、民主革命戰士，也是一位畫家，不論在哪一個領域，聞一多都表現出熾熱的愛國之情。

為清華畢業紀念冊畫插圖，倡美育以救國

清華大學校內有一座“聞亭”，亭下是聞一多雕像，雕像后的黑色大理石墻面上，鐫刻著聞一多的名言：“詩人主要的天賦是愛，愛他的祖國，愛他的人民。”清華人在百年辦學歷程中，以實際行動塑造了兩個傳統——優良的文化傳統與光榮的革命傳統，恰如“紅燭頌”展覽介紹所言，聞一多是這兩項傳統杰出的代表人物之一。

聞一多與清華結緣是在1912年，這年只有13歲的聞一多考取清華學校（清華大學前身）。清華的社團活動極為豐富，這讓聞一多有機會發現與發展自己多方面的才華，在戲劇社、辯論會都能見到他的身影。

聞一多就讀清華時，曾得到美籍美術教師司達爾女士的鼓勵與指導。1914年夏，聞一多參加了圖畫校外寫生團，司達爾評價他的水彩風景畫“善露陽光，有燦爛晴日之景象”。聞一多也自認為“習書畫，不拘于陳法，意之所至，筆輒隨之不稍停”。1919年他與同學發起成立了美術社。

聞一多成立美術社，不僅是自己的興趣所在，也是其愛國思想的表現。1917年，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提出“以美育代宗教”的觀點，相關文章發表在《新青年》第三卷第六號，值得一提的是，這一年蔡元培聘請《新青年》的主編陳獨秀為北京大學文科學長，李大釗也在這一年底入職北大。蔡元培提倡要在中國實行美育，因為“純粹之美育，所以陶養吾人之感情，使有高尚純潔之習慣，而使人我之見、利己損人之思念，以漸消沮者也”。

聞一多也受到這一理念的影響，他的呼吁更加激切，更帶著青年人的熱情與浪漫。1920年10月，聞一多在《清華周刊》上發表了《征求藝術專門的同業者底呼聲》長文，他認為藝術與科學應當并重，當時科學已有一定的根基，藝術也應承擔起改造社會的重任，一方面將中國藝術“加入世界的資產里，使人類的精神底生活更加豐富”，另一方面“普及藝術，以‘藝術化’我們的社會”。他呼吁有藝術天賦的朋友們投入到這樣的事業中，聞一多決定身先士卒，“在我個人，寧肯犧牲生命，不肯違逆個性。何況我們治藝術，肉體上雖受點苦痛，精神上卻得了自由的快樂的賠償呢？”兩年后，聞一多成為當時僅有的留學美國專攻美術的清華學生。

聞一多在學生時代留下的美術作品，今天得見的是他為1921年度《清華年刊》制作的插圖和藏書票。《清華年刊》實際是畢業紀念冊，記錄該年畢業的學生情況、各院系任教教師名單、社團活動、體育活動及一些校園軼事。聞一多制作的藏書票上書寫清華“自強不息、厚德載物”的校訓，制作的插圖西式的風格中有中式的紋樣，具有鮮明的個人風格。其中一幅插圖《掌舵》，描繪大海上行駛的一條船，船工正升起巨大的風帆，帆上寫有清華兩個大字，插圖中的“AT THE HELM”意思是掌舵。這幅插圖很能表現當時清華學生的自我認知，他們是中國社會的棟梁，承擔著建設國家的使命，出海遠航是為了學習別人的先進技術與理念，學成歸來，報效國家。

為詩集設計封面，紅燭燃燒自己點亮他人

聞一多入讀清華第一年，因為英文成績不佳而留級，按照當時的學制，他應在1921年畢業，畢業紀念冊上也留下了聞一多的名字與照片，但他卻未能如期畢業。原因在于這年6月間，北洋政府拖欠教師工資，北京八所高校教師發起索薪斗爭，李大釗即因為領導此次斗爭而未能參加7月在上海舉行的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為了聲援索薪斗爭，一些高校學生提出罷考，對于清華學生而言，畢業大考至關重要，這關乎其赴美留學的前途，盡管校方推遲了大考日期，聞一多等人堅持罷考，錯過1921年畢業赴美機會，于1922年赴美。

從1912年至1922年，聞一多在清華度過了十年學生時光，他由一位青蔥少年成長為一位愛國知識分子，尤其五四運動讓他更加堅定了愛國信念。1919年5月4日當天，因為清華遠在郊區，并沒有參加城內的活動，當晚有進城學生返回校園，帶來了城內的消息，聞一多聽后極為激動，寫就一首岳飛的《滿江紅》，貼在清華食堂門口。隨后，清華學生開始罷課，聞一多積極參與其中，在清華學生代表團中的秘書部任職。

在5月17日聞一多寫給父母的家書中，他介紹了清華學生參加五四運動的情況，告知父母因學生代表團決定暑期留校辦事，所以不能回家休假了。他寫道：“男在此為國作事，非謂有男國即不亡，乃國家育養學生，歲靡巨萬，一旦有事，學生尚不出力，更待誰人？忠孝二途，本非相悖，盡忠即所以盡孝也。且男在校中，頗稱明大義，今遇此事，猶不能犧牲，豈足以談愛國？”

1922年至1925年，聞一多在美國學習美術，他輾轉就讀三所學校，都沒有獲得學位。在此期間，他出版了自己的第一部新詩集——《紅燭》。中國是詩的國度，中國人鐘愛以詩言志、以詩傳情，這造就了一種高語境文化，即許多情意不必明確寫出來，以一個典故或一個意象點出，讀者便能了然。聞一多用岳飛的《滿江紅》來表達自己對國土淪喪的激憤，他在《紅燭》中則利用李商隱的“蠟炬成灰淚始干”的經典意象，以紅燭之燃燒自己照亮他人，來表明革命志士犧牲自己啟迪民眾的精神。這首詩準確刻畫了聞一多的人生之路。

詩人是今天大多數讀者對聞一多的第一印象，他生前僅出版了兩部新詩集，一部是1923年出版的《紅燭》，一部是1928年出版的《死水》。這兩部詩集的封面都是由聞一多設計的。當時魯迅、聞一多等一些知名作家，對書籍封面設計很有興趣。

聞一多認為“美的封面可以輔助美育，美的封面可以傳播美術”，他偏愛簡約的風格，封面“須與本書內容有連屬的或象征的意義，不宜過于繁縟”。聞一多為徐志摩的《猛虎集》設計的封面堪稱經典，在泛黃的紙上用毛筆掃出幾條長短不一的橫線，恰似老虎身上的花紋。他為自己的《紅燭》設計的封面，只有大寫的紅燭二字，再無其他裝飾，紅燭二字如血一樣殷紅。他為自己的《死水》設計的封面是無光的黑色上加一長方形的黯淡金框，內寫死水二字，其質感即便在今日也覺得現代。

為人篆刻貼補家用，以筆為刀獻身革命

聞一多回國后，先后在多個學校任教，他是武漢大學文學院的首任院長，珞珈山這個美麗的名字就是他取的，他在這里開啟了對中國古典文學研究的歷程。聞一多曾說過“我愛中國固因他是我的祖國，而尤因他是有他那種可敬愛的文化的國家”，在他看來，愛祖國是情緒上的事，愛文化是理智上的事，因此在西潮泛濫之時，需要向世人揭示中國那可敬愛的文化，這是他從事中國古典文學研究的一大動力。

聞一多是湖北人，楚文化滋養著他，他投入了大量精力研究楚辭。他從事藝術時，浪漫而熱情，他從事學術時，冷靜而謹慎，凡提出新見解處必有依據，而自己拿不準的地方寧可付之闕如。在研究楚辭的同時，聞一多還研究起了古文字學，這為他日后從事篆刻甚至是解決生計問題幫助不小。

1932年，聞一多回到母校清華大學任教，此后直至生命結束，他一直沒有離開清華。清華大學藝術博物館中展出了一組聞一多的素描作品，這是他在1938年步行前往昆明的途中所畫的，沿途的風物看似寧靜，但畫家的心中實在難以平靜。1937年日寇發動全面侵華戰爭，清華等學校被迫遷至大后方，聞一多先隨校南遷到長沙，之后在1938年2月至4月間參加“湘黔滇旅行團”徒步從長沙走到昆明。

當時還有其他去昆明的更輕松的方式，但聞一多最終決定與部分學生步行至昆明。全程近三千里路，歷時兩個月才到終點，這是一次對體力與意志力的磨礪。聞一多認為“國難期間，走幾千里路算不了受罪”，而且他長期生活在大城市，任教于大學中，終日接觸的都是文雅之士，對于中國社會的實際情況并不了解，此行恰可以做一番了解。

1938年4月，由清華、北大、南開三校組成的西南聯合大學在昆明成立。聞一多繼續在西南聯合大學任教。戰爭年月，教授們的生活大不如前，紛紛開辦副業貼補家用，聞一多也不例外。聞一多曾說自己對繪畫的興趣讓位給了詩歌，對詩歌的興趣又讓位給了篆刻。以治印為副業，既是興趣所在，又是生活所迫。

清華大學藝術博物館展出了一則《聞一多教授金石潤例》，實際上這是為聞一多刻章所做的廣告，為聞一多宣傳的人士可謂群星燦爛，包括哲學家馮友蘭、文學家朱自清、文字學家唐蘭等，這也體現了教授之間相互幫助共渡難關的精神。聞一多為朋友所刻印章也出現在展覽中，他為華羅庚所刻印章有一段銘文：“頑石一方，一多所鑿。奉貽教授，領薪立約。不算寒傖，也不闊綽。陋于牙章，雅于木戳。若在戰前，不值兩角。”聞一多與華羅庚有通家之好，兩家曾住在一個屋檐下，用簾子一隔，一邊是文學家，一邊是數學家，也是美談一樁。

聞一多在西南聯大任教時，堅持反對國民黨專制統治，接受共產黨的領導，擁護共產黨民主建國路線，也因此成了敵人的眼中釘，必欲除之而后快。1946年5月，西南聯大結束使命，師生分批回遷。而就在這年7月，聞一多在昆明參加愛國民主人士李公樸的追悼會，發表演講，痛斥國民黨反動派，在回家路上遭刺殺身亡，時年47歲。

噩耗傳來，舉國皆驚。毛澤東、朱德在1946年7月29日致電西南聯大，對聞一多被害“至深悲悼”。此后，毛澤東又在一篇文章中，提到“我們中國人是有骨氣的”，所舉的例子是聞一多和朱自清，“聞一多拍案而起，橫眉怒對國民黨的手槍，寧可倒下去，不愿屈服。朱自清一身重病，寧可餓死，不領美國的‘救濟糧’”；“我們應當寫聞一多頌、寫朱自清頌，他們表現了我們民族的英雄氣概”。

倘若要選擇一個意象來歌頌聞一多的人生與藝術，必定是燃燒自己而照亮他人的紅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