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次的“20 世紀中國革命與中國現當代文學”會議的核心方法論，我認為仍然是社會史的研究視野；但另一方面，我們也很欣喜地看到這次大會表現出了足夠的開放性，表現出照田兄想更多吸收革命的同路人的總體設計。因此，按照姜濤先生的說法，比如姜濤本人、冷霜以及像我這一類面目相對模糊的同路人也被拉進革命隊伍，當然姜濤和冷霜的面目可能比我要清楚一些；而對我來說，則終于有了找到了組織的感覺，但是“紅旗”到底在我這里能打多久，我也說不準。不管怎樣，還是要再次感謝照田兄以及何浩兄的不棄。

我特別欣喜的是，這次會議的論文都是精耕細作的大文章，既精耕細作，同時又有大關懷，而且大部分文章都跟文本的具體解讀，以及美學、文學議題相關，或者把文學、作家和作品納入更宏闊的視野和語境進行討論，都是我本人感興趣的話題領域。

我今天的想法，要從董麗敏老師的論文開始談 ，但董老師不在場，所以對她只能缺席表揚。我覺得就論文寫作的境界而言，董老師的大作也許是堪稱典范的，問題意識特別鮮明突出，論述的層次和思辨的肌理，還有文本分析得恰如其分，都堪稱典范。如果一定要說有問題，就是你找不到吹毛求疵的縫隙，不留絲毫破綻，所以你的問題就只能從董老師文章的內部視野和內在邏輯中生長出來。我特別欣賞的是她的文章中對“文學 ”的討論，其實在評議階段，大家已經關注到她的文章中“文學”這個議題。因為在小說中指涉“文學”，尤其是集中地思考文學，把文學作為一個有征候性的象征物進行討論，《組織部來了個年輕人》的確堪稱不可多得的范本，也的確是我們討論“十七年” 文學文本中關于文學認知的最具有征候性的小說。

我的問題是，董老師揭示了或者說還原了王蒙小說中對文學理解的某種復雜性，甚至是那個時代所特有的悖論性。一方面小說里的兩個人物——劉世吾和林震，也包括林震背后的王蒙， 的確將文學定位為“一種單純的、美妙的、透明的生活”想象；但另一方面，董麗敏老師又認為在林震及其背后的王蒙的視野中，“文學與現實在政治層面上被看作是具有內在同一性的，因而是以理想方式介入現實的，就會被認為是社會主義治理所當然的努力方向”。也因此，文學的功能在這個小說中，或者在董老師的判斷中就呈現為兩種向度：一是現實政治的介入性；二是寄寓了理想和理想主義的超越性，超然于日常生活，有透明的、美妙的單純的特質。在我看來，這兩個向度之間構成的就是某種悖論的關系，在小說中呈現出來的是分裂的內在圖景，而不是一種同一性。但換一個文學時代，文學的介入性和超越性之間可能就不會呈現出這種分裂的關系或者是悖論的圖景。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王蒙的這篇小說對于我們理解“十七年”文學作品中關于“文學”本身的理解，是相當具有征候性的。這也是董老師大作對我的一個啟示，她提供了我們理解“十七年”文學以及文學和政治、文學和社會治理之間關系的一個具有方法論意義的思考圖式。

而“十七年”文學的一個更為主導的面向，可能就是這種文學與政治、與現實的自我同一性， 發展到極端，文學和政治就構成了邏輯層面的同義反復。而思考“十七年”文學的一個困難之處，正在于如何從文學與政治的這種同義反復中剝離出真正的文學的力量，文學作為烏托邦式的參照以及理想主義的激情，也包括剛才何吉賢先生討論到的一種文學的熱情……這樣的一些維度如何存在？又以何種方式存在于“十七年”的文學文本中？這就是社會史視野致力于解答的問題之一，而且做出了卓有成績的工作，尤其是在今天下午我聽到的社科院幾位同人發表的精彩的講話中，這個工作真的是卓有成效。

而文學和現實在政治層面上的這種內在同一性，也同時啟示我們，對延安到“十七年”文學的理解必然要建構文學與政治互為參照的視野。或者像何浩那樣建構文學、政治和社會的三維坐標，才能夠更合理、更有效地安置“十七年”的文學圖景。

但王蒙這篇《組織部來了個年輕人》更內在的悖論性在于，文學作為“夢想一種單純的、美妙的、透明的生活”的途徑，在小說中實際上是被壓抑的，文學的超越性、理想主義以及烏托邦特征，可能難以構成文學內部的結構性參照。而文學的超越性被壓抑的結果，就使文學更容易成為與政治自我同一的表達。因此，在文學的內部理解文學的超越性，可能就會像魯迅所說，是拔著自己的頭發想飛離地球的努力。因此，如何建立審視“文學”的超越性機制，就是一種從文學內部難以自我生成的維度。

那我們如何在外部或者是在更高的層次上去建構更高層級的描述呢？也許洪老師剛才的發言，包括這幾年他研究當代文學中的外國文學視野，類似這樣的努力方向會提供某種結構性的契機。就像王蒙《組織部來了個年輕人》中林震所攜帶的那本小說《拖拉機站站長和總農藝師》作為文本內的一個征候性象征物一樣。

最后，我想說的是，姜濤兄所欣賞的這次照田兄把我們這些同路人也拉進會議的壯舉，或許也是為革命文學和社會主義文學建立一些他者的眼光的舉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