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篇作品的誕生，看似是作家心緒的自然流淌，其實都是在時間與空間的某個交匯點上，“個人經歷”與“社會現實”迫切而又真誠地相遇，是在時代大背景下的作家的感悟。比如我剛剛完成的長篇非虛構作品《三條石》。這部中國作協重點扶持作品，是我最近幾年最為艱難的一次創作跋涉。在創作這部作品的三年時間里，我多次陷入困境，從初稿到終稿，經過反復刪減與增補，算下來有近十萬字被舍棄，望著被擱置在電腦中的廢棄文字，心疼得仿佛要流血。

“三條石”是天津一個地名，至今仍在使用，所有天津人特別是老年人沒有不知道它的。這里曾是天津民族工業乃至華北地區機器制造業的出發點。1860年，一個來自直隸的農民在這里支起了第一個鐵匠爐。很快，有了第一個打鐵小作坊。鼎盛時期，這片狹窄的區域有數百家小企業，因此也聞名于世，被《大公報》稱作“鐵廠街”，打鐵聲晝夜響徹在京杭大運河在天津的重要節點——海河三岔口。從這里賣出的產品以及走出去的企業分號，曾經遍布華北、西北地區乃至更遠的地方。后來隨著歷史風云變幻，“三條石”街名逐漸演變成天津民族工業的代名詞，“三條石老工人”成為某個歷史時期“根紅苗正”的身份縮寫。再后來，隨著工業科技時代的到來，“三條石”逐漸衰敗，如今依靠留存下來的地名，變成一段悠長的工業歷史回憶。

創作《三條石》這樣一部工業題材作品，與我人生經歷有著緊密聯系。1980年我高中畢業，走進一家全國聞名的“大國企”，生活中的驕傲也隨之產生：糧本上的每月糧食供給，一下子提高到了43斤；加班一次，能有兩毛錢的菜品補助。但是“大國企”的金字招牌并沒有讓我激動多久，很快陷入迷茫狀態。艱苦的重體力勞動，讓我對“工業、工廠、工人”產生強烈的厭煩情緒。那時候我窮盡一切辦法想要逃離工廠。也正是在這樣的生活焦慮中，我開始學習寫作。那時我怎會知道，四十年后當我開始創作與“三工”相關的《三條石》時，我又是多么感激當年的艱苦勞動，還有那么多的久遠經歷——少年時代無數次參觀“三條石革命歷史博物館”的遙遠隨想，與青年時代的工廠經歷倏然對接，在我將要步入甲子之年的歲月感慨中，《三條石》的創作激情也就不由分說地到來。

我要把我的“工人經歷”與天津這座“工業城市”相聯系，通過“三條石”這個“思考支點”，去講述天津乃至中國近代民族工業以及國家工業發展歷史。在構思這部作品初期，我多次前往故事發生地——三條石大街——去回憶這座城市的工業歷史；走訪我過去的工廠同事，通過“人和事”去喚醒我“勞其筋骨”的工人經歷，特別是微妙復雜的細節。同時我也在認真思考，應該用怎樣的體裁、怎樣的腔調去講述這個可能看似有些枯燥的故事。

為此我做了兩次試驗：一次是“題材試驗”。首先寫了一部中篇小說，名字就叫《三條石》，發表在《中國作家》（2019年7期）。小說發表后，《小說月報·大字版》立刻予以轉載。許多相識的朋友問我，為何要寫這樣一部工業題材的小說，同時還有不少人建議，為什么不寫成長篇作品？另一次是“體裁試驗”。盡管之前我通過中國作協“定點深入生活”，寫過兩部長篇報告文學，但我始終提醒自己，報告文學的寫作經驗，絕對不能帶到這部“非虛構”作品中來。所以在動筆《三條石》之前，我特別認真閱讀一些“非虛構”經典作品，有楊·T﹒格羅斯的《鄰人》，杜魯門·卡波特的《冷血》；帶有自傳性質的虛構作品，如哈珀·李的《殺死一只知更鳥》、太宰治的《人間失格》，以及帶有強烈自我印記的保羅·策蘭的詩歌，等等。為了充分掌握“實戰”經驗，我還“活學活用”，用“非虛構”的寫作手法，寫了兩篇“閱讀筆記”小說——《李和卡波特來到耶德瓦布內》和《灰燼上空的亮光》。

即使如此精心準備，在《三條石》寫作過程中，還是遇到了大麻煩——關于素材的取舍。剛開始動筆的時候，沉浸在激動之中，沒有意識到這一點，當時面對數百萬字的資料，依舊感覺太少了，還在拼命收集。這和我在創作初始定下的基調有關：要站在歷史縱深角度，用“文化視角”去看工業發展，不僅要寫天津工業、中國工業，還要寫世界工業強國發展歷程，還要寫中國與工業強國之間對比以及各自國家成敗經驗。所以寫作開始時，總是感覺有許多話要講，任憑自己情感奔瀉而下。那段時間，我每天很早很早就起床，簡單洗漱之后，立刻坐在電腦前。面對屏幕，許多久遠的個人往事與數百萬字的資料相互融合，如汪洋大海一樣把我徹底淹沒，幾個月后計算數字，一下子寫了三十萬字。盡管之前我也有過三十萬字的寫作經驗，但這次還是讓我備感驚慌，沉靜下來才覺得內容過于龐雜。

于是幾個月后又開始進行刪減，才發現刪掉的部分正是自己之前最得意的地方。為什么“得意之處”反而被刪掉，道理其實非常簡單。因為“得意之處”常常是猛然切入進來的，是沒有進行深入思考的、沒有經過時間沉淀的內容。始終埋伏在心中的感覺，才是“久經考驗”的歲月之情，它們在作家心中已經儲存許久，早已成為親密的朋友。因為友情篤深的朋友，絕對不會讓你一驚一乍，你太熟悉它們了，所以它們看上去不是特別驚艷，這才是去掉水分后的真正的素材。

但最大的問題還不止這些，而是我為什么要寫這樣一部作品，難道僅僅是書寫個人情感嗎？表面上看一部作品的構思、書寫，是作家自己的事，似乎與國家、與時代無關。但只要深究下去，一定是時代背景對作家思考的激活。2015年5月國家正式提出制造強國戰略，第一步是2025年邁入制造強國行列；第二步到2035年中國制造業整體達到世界制造強國陣營中的中等水平；第三步到新中國成立一百年時，綜合實力進入世界制造強國前列。為什么要制定這個戰略？縱觀世界強國，沒有不重視制造業的，因為制造業是立國之本、興國之器、強國之基。隨著時間的推移，我們對制造業重要性的理解也在不斷加深，制造業是國家發展進程中公開的“隱秘的力量”。“三條石經驗”不僅是天津的也是中國的，它是一枚工業教材的“活化石”，可以供我們從文化角度進行深入研究、認真分析。因此所謂的“任何一次書寫，都是恰好到來”，其實就是作家“小我”的思考，與時代“大我”的精神契合。

（作者系天津市作協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