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來想試著談另一個題目，因為想到我們這個會議的題目是“20世紀中國革命與中國現當代文學”，但會議進行到現在已經接近尾聲了，從會議提交的論文和各位的發言來看，我們的討論中還沒有充分討論諸如“如何理解作為革命世紀的20世紀中國”“從革命世紀的角度理解20世紀中國文學，它包含了哪些基本的命題？賦予了20世紀中國文學怎樣的特質”等這些基本的也是重要的問題。現在的研究中，處理的問題越來越具體、瑣碎，雖然就研究而言，細讀和個案的深入 、透徹研究都是必要的，但缺乏對更具整體性的、基本的重要問題的興趣和關注，這樣的研究也必然如一盤散沙，不能讓人滿意。

本次會議探討的“20世紀中國革命與中國現當代文學”，可說是一個新的研究視野。在這個新的視野下，一些新的議題出現了，一些封閉性的材料和文本被激活，一些邊緣性的或已經走進“死胡同”的話題也重新變得重要或有了重新討論的可能。如通過“社會史視野”對一些作品和作家的重新解讀，政治和政策性的文獻、地方文獻也被有機地結合到文學研究中。當然,討論“20世紀中國革命與中國現當代文學”，最近幾年還有其它重要的嘗試努力，比如，剛才洪老師談的問題，在全球革命的視野下，20世紀中國文學與世界文學的關系又有了重新考察的可能，并且在現在的研究格局中變得重要了起來。但視野的擴展在帶來新的議題和激活新的材料的同時，并不一定帶來新的整體性的視野，新的整體性視野還有待于研究者的進一步努力。

今天早上開會前，我曾跟薩支山聊了一下我關于“20世紀”的理解，以及關于“20世紀中國文學基本問題”的一些想法，薩支山說你談的問題太復雜了，那么大的問題在短短的15分鐘內很難說清楚。所以最初的想法就否定了。上午會議茶歇的時候，我也請教了蔡翔老師在圓桌會議上想談的題目，蔡老師說他想談“1960年代和浪漫主義”的問題。我就臨時改變了主意，改了一下我的題目，想談一談“熱情”作為20世紀文學中的基本情感動力的問題。我談的問題與蔡翔老師剛剛談的問題比較相關，他講了1960年代的浪漫主義問題，他說浪漫主義寫作方式是要再度點燃激情的可能性。這次會議吳寶林提交的論文也談了胡風在討論愛倫·坡觀點時涉及的關于激情的問題。我有一個基本的觀點，即20世紀中國文學中，激情——在中國文學的自我表述中，是“熱情”，當然，“激情”(passion)與“熱情”是有區別的，我這里不作展開——是一種基本的情感動力。這種情感動力既是個人性的，又是社會性的。也就是說，“熱情”既是推動個人投身文學，以一種情感性的敘事或抒情的文學形式表達自我,同時也是建構個人與社會、民族及國家之間的關系，建構自我與他者之間的關系的方法或橋梁。在我看來，“熱情”不僅是20世紀中國文學的基本情感動力，也是20世紀中國文學的基本倫理價值追求，同時也是20世紀中國文學的基本認知范式。

我最近正在寫一篇文章，這篇文章是想討論 “熱情”作為文學特別是作為20世紀中國文學的一個基本動力的問題。我的文章將主要圍繞丁玲的創作和文學生涯展開，這里，我簡單介紹一下我討論這一問題的起點問題。

我先讀一首馮雪峰的短詩，是馮雪峰《湖畔詩集》里面的一首詩，寫于1921年，詩名是《伊在》。馮雪峰這樣寫：

人們淚越流得多，

天公雪便越落得大。

我和伊去玩雪,想做個雪人，

但雪經我們的一走，

便如火燒般地融消了。

我們真熱呵！

全詩就這么幾句。我們現在一般都只把馮雪峰當作一個文學理論家，往往忘記了他還是“湖畔詩人”出身。而“湖畔詩人”則是五四新文化運動催生出來的典型的“新青年”。讀了這首詩以后，我就特別想到了1946年夏天，丁玲從延安到河北，在張家口的時候，她收到了馮雪峰的來信。這是經過十年的戰火阻隔、人生動蕩之后，兩位文學上互相信任的摯友第一次恢復通信，丁玲收到了她最信任的文學摯友馮雪峰的回信。在信中——丁玲的去信現在找不到了，馮雪峰的回信則找出來了——馮雪峰向丁玲交代了一些生活上的事情之后，就特別突兀地討論起一個嚴肅的問題，即關于“平靜和熱情”的問題。馮雪峰說，讀了丁玲關于自己這八九年來的生活經歷的介紹，他感到了“丁玲的性格并沒有變化，只是心情可能有些不同了，但這不能不說是一種進步”。然后就接著說：

“‘平靜’是和‘熱情’一樣需要，無論寫文、無論做別的事情，我們所要注意的。大抵‘平靜’須是見到深廣，沉著而堅毅地工作的意思，所以這是‘熱情'之最高級的表現。否則，‘平靜’往往是開始枯萎和停滯，對革命或創作的探求力、沖動性減退了的表現，那也是不好的。它的不好并不下于小資產階級的任性。”

馮雪峰寫這封信的時候，正準備要寫一篇總結丁玲在十五六年中創作和精神的變化，也就是馮雪峰所稱的“心的經歷”的大文章。他當時也正在系統地閱讀丁玲10多年來創作的作品，替丁玲編一本作品集。在這封信里，馮雪峰給丁玲建議說：你工作了這么多年，生活了這么多年，斗爭了，也被斗爭了這么多年，是時候了你要寫一個概括性的、一個大的作品。正是在馮雪峰的建議和鼓勵下，丁玲燃起了寫一個大的作品的雄心和熱情，投入了《太陽照在桑乾河上》的創作。我從這個信里邊,反過去看馮雪峰更早時候寫的評論丁玲的一些文章，發現了“熱情”也是馮雪峰一直以來在評論丁玲的時候一個經常出現的關鍵詞。前面提到的馮雪峰正在寫的那篇評論丁玲的“大文章”，就是寫于1947年10月的對丁玲此前小說創作進行總結的評論《從<夢珂>到<夜>——<丁玲文集>后記》。我統計了一下，在這篇5200多字的評論當中，“熱情”這個詞出現了不下15次。在馮雪峰的理解里，“熱情”是作為一種內在的基本動力，貫注于丁玲的創作生涯：從五四運動所喚起的青年追求戀愛自由的熱情，到將這種朦朧的熱情和當時人民大眾的解放要求連在一起，把他們的熱情向著當時另一些青年的革命熱情的方向發展；從概念的向往、站在岸上似的興奮的熱情和贊頌，到實際卷入人民大眾的苦難的斗爭；以誠懇的熱情，與生活進行真實的肉搏，不僅作為一個參與實際工作的實踐者，并且作為一個藝術家，在長期艱苦而曲折的斗爭中改造和生長，在新的對象世界中長期生活，用新的世界的意識和心靈，用感動力，而不是用概念和公式的說教去感服讀者，使他們也走進新的世界。顯然按馮雪峰的理解，“熱情”對于丁玲，不僅是她從追求自由的這樣一個少女投身文學創作，成為反抗性的文學青年的基本動力，“熱情”也是她從一個文學青年跑到前進的社會中去，使自己得到生活的光和力的“熱力的橋梁……”“熱力的橋梁”是馮雪峰提出的一個概念。我認為用“熱情”來概括丁玲的情感動力非常有啟發。

再舉一個例子，就是瞿秋白對丁玲的一個評價。大家都知道，1980年代初的時候，丁玲在一篇回憶文章當中說，瞿秋白曾說過：“冰之是飛蛾撲火，非死不止。”怎么理解這句話？丁玲本人在晚年回憶瞿秋白的一篇文章中解釋了這句話。她說：

“他(指瞿秋白——引者)指的是我在22年去上海平民女校尋求真理之火，然后飛開了。23年，我轉入上海大學尋求文學真諦，24年又飛開了。30年，我參加‘左聯’，31年,我主編《北斗》，32年，我入黨，飛蛾又飛來撲火。”

然后丁玲又接下去強調說：

“是的，我就是這樣離不開火！”

且補充說：

“他還不知道，后來33年，我已幾瀕于死，但仍然飛向保安。50 年代被劃為右派， 60年代又被打成反革命，但仍是振翅飛翔，我還要以我的余生振翅翱翔，繼續在火中追求真理，為謳歌真理之火而死。”

丁玲借此梳理了自己一生“飛蛾撲火”的生命軌跡。在她的解釋中，引導她不停地“振翅撲火”的動力，是對真理的追求。

循著丁玲的問題，我們可以繼續追問：這種幾起幾落，仍然追求不止的動力是什么?昨天張煉紅老師在評論姚丹老師的文章時說過，丁玲的創作和生命歷程中——其實不止丁玲——有貫穿性的東西在。我自己覺得這個貫穿性的東西是值得從她的文本當中、她的生命經驗當中去尋找的。而且不僅要尋找到某種概念的東西，還要尋找它的存在基礎。我找到的這個東西是“熱情”！“熱情”是一種獨特的個性嗎？比如在丁玲這里，它是不是屬于丁玲的一種獨有的個性呢？還是如丁玲自己在解釋瞿秋白的說法時提到的，是跟信仰、跟尋求“真理之火”有關系呢？我覺得這兩種解釋都可能只是答案的某些部分，而不是答案的全部。因為如果是作為個性的話，個性有不穩定性，一定程度上個性可以解釋一個人的行事風格，但很難完整解釋一個人的整個生命歷程，我們說“性格決定命運”，也只是從總體方向上說的。另一種解釋，即從信仰角度解釋，這是丁玲的自我解釋中比較強調的因素，但是信仰本身是一個過程，而并不是一開始就存在的，或者是一種貫穿性、持續性和直接的動力，信仰本身也不是一種固定的狀態，雖然它一旦形成，可能有一定的穩定性。信仰從最初的形成，到成熟、完善，歷經各種考驗，還需要某些外在的推動力，而且，它在不同的歷史情境下還會表現為不同的形態。具體說，信仰并不能解釋丁玲早期為何投身文學、并推動她向左翼轉變。也就是說，如何解釋丁玲在信仰形成以前，以及在信仰遇到挫折時候的情感動力問題呢？這就需要我們去尋找丁玲文學和生命背后貫穿性的、持續性的情感動力問題。這里，我覺得馮雪峰提出的這個“熱情”的問題，也許是更加基礎性的、也是更加具有說服力的因素。

如果要展開談這個問題，我想我們首先要結合丁玲的創作和生命歷程的不同階段，闡釋“熱情”所展示的不同形態。

在丁玲早期的創作中，我們可以用丁玲自己使用的一個說法，即“熱情的針氈”，來概括“熱情”在這一階段的形態。作為一個“后五四”時代的文學青年，丁玲說自己像坐在一個熱情的針氈當中一樣：“反過去也刺著，翻過來也刺著，似乎我又是在油鍋里聽到那油沸的響聲，感到渾身的灼熱。”我們都知道，在這一階段，丁玲在思想上與無政府主義有較深的關聯，所以，需要注意的是，在早期的這個階段，“熱情”作為推動她走上文學道路的基本情感動力，它的體現方式，是以一種特別的、否定的面目出現的，是以某種自我批判和自我毀滅的方式來呈現的。然后到了她的創作和生命中的另一個階段，也就是她的“左轉”的階段，在這個轉化的過程中，“熱情”也是她的基本的情感動力和支撐。在這個過程中，原來那種否定性的情感力量由于突破了個人的限制，走向了一個集體性的主體認同，獲得了某種方向感，所以在突破個人限制后，與具體的人、具體的 “關系 ”發生了關聯，這種否定性的力量就發生了反轉。這個過程當中，“熱情”與行動的關系是一個需要討論的重要問題。然后是到了延安之后，直到后來的1950年代上半期主持中國作協工作、舉辦文學講習所這一時期，丁玲一直在強調 “深入生活”的問題， 我認為丁玲關于“深入生活”的提倡是20世紀中國作家中最為獨特也較為系統的，甚至可以認為是一種基于創作主體立場的“創作論”，而在這一作為“創作論”的“深入生活”方法中，“熱情”是克服作家與經驗對象、工作與創作、知識與實踐以及不同人群之間的隔閡的最有力的工具,是一切行動的“熱力的橋梁”。

我這里所談的“熱情”當然與海外中國文學研究中所談的“抒情傳統”問題是兩碼事。從理論上梳理的話，倒是與政治哲學中所談論的“激情”問題有較為密切的關系。我們都知道， passion(激情)是支撐宗教信仰的最基本、最重要的情感基礎，啟蒙運動之后，上帝被拉下神壇，在世俗化社會，passion的問題發生了怎樣的變化？或者換一種說法，在世俗化社會中，個人與公共性事務發生關聯的情感基礎是什么？更具體地說，在世俗社會中，個人跟政治發生關聯的情感方式是怎樣的？它的情感基礎是什么？我們去考察20世紀的歷史，無論是在革命政治動員、革命政治里邊，還是在選舉民主政治里邊，都離不開激情的推動。在20世紀中國文學中，從五四開始，從魯迅、郭沫若，從我們上面提到的作為“五四新人”的“湖畔詩人”，到巴金，到我這里具體分析的丁玲一生的創作和生命歷程，甚至到1980年代的“新時期文學”，作為為20世紀歷史巨變提供基本價值觀和情感動力的現代文學，“熱情”都是其背后最為重要的情感和倫理的動力。

最后，當然還有一個問題，就是剛才蔡翔老師所說的，其實也跟他所勾勒的，就是1960年代的浪漫主義怎樣最后走向現代主義的這個過程有關系的，就是說由熱情所構成的，將其作為基本動力的一種文學的實踐的方式，它所帶來的限度是什么，我覺得這里面需要討論的問題還是比較多的，比如就丁玲的寫作來說，長篇小說她就寫了《太陽照在桑乾河上》，到了生命的晚期，她一直還在努力，但并沒有成功。我覺得她創作上比較成功的還是在塑造人物上。剛才蔡老師也說到了，就是說在這樣的一個脈絡里邊，現實主義的道路帶來了很多限制性的東西，我覺得這個也是構成丁玲自己創作的一個重要的內部限制性因素。具體地說，就是“熱情”的持續性問題、“熱情”與“冷靜”的理性的齟齬問題、“熱情”與真實的問題，等等，這些都構成了不斷的挑戰。但是丁玲在塑造人物上，我覺得就像馮雪峰所說的，因為有“熱情”作為一個“熱力的橋梁”，給她提供了很多特別的、別的作者沒有的一些便利和變化。所以，在丁玲這里，我們可以說，“熱情”既是有力的工具，也可能是一種限制性的條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