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子的學問，綜羅百代而廣大精微。朱子在所耕耘之學問領域，既注重其獨立性，又善于統貫綜合之。就朱子《詩》學來看，學界常就《詩集傳》展開研究，而對朱子《四書》經學中的詩學，則少有論述。然如將《詩集傳》與《四書集注》稍加比照，即可發現同樣的詩句在兩種文本中往往呈現出不一樣的意義。此同詩異訓的現象表明，在《詩集傳》之外，朱子還有一種居于四書學視角的詩學。就五經與四書關系而言，《詩經》與《四書》關系最為密切，約有八十處詩句為《四書》所引，另尚有論詩之說數處。有些詩被各書多次引用，如《文王》即被引用7次，體現了文王的特殊地位。

《四書》對《詩》的引用，采取斷章而取義的方式，僅選片言只語以為議論之資。所引《詩》最短者僅三字，即孔子以《駉篇》“思無邪”為《詩》之大旨。《四書》對《詩》之“取義”服從引用之需要，常不同于其原義。朱子在《集注》中明確揭示此點。如《孟子》引《閟宮》“戎狄是膺，荊舒是懲”來闡發“周公方且膺之”，朱子指出此乃“斷章取義”，借本來歌頌魯僖公之詩用于周公。又《論語》“三家者以雍徹”引《雍》詩“相維辟公，天子穆穆”，《詩集傳》以此為贊賞天子穆穆之容，《集注》則認為夫子引此意在譏諷三家“無知妄作，以取僭竊之罪”。《小旻》“戰戰兢兢”在《詩集傳》中主旨是擔憂“喪國亡家之禍”，而《集注》則斷其主旨為得道者的保身以“全生全歸”之學。《匏有苦葉》“深則厲，淺則揭”，《詩集傳》認為是“刺淫亂之詩”，而《集注》以為隱者借此表達對孔子汲汲救世行動之不滿。

朱子在指明《四書》就所引之詩斷章取義，借辭明意之時，而著力闡發了理學之工夫論。如《集注》與《詩集傳》對《文王》詩句之解釋即對照鮮明。《大學》新民章引“周雖舊邦，其命惟新”。《集注》解較《詩集傳》多“能新其德以及于民”這一言外之意，以契合其明德新民說。除此等“添油加醋”方法外，朱子還不惜改造原文之意，如《大學》知止章引“穆穆文王，于緝熙敬止”，朱子把“止”解為與“敬”相并列的實詞“所止”，“敬止，言其無不敬而安所止也”。而《詩集傳》則言，“止，語辭也”。且以全句主旨在文王之敬，故“止”作為語氣虛詞實無足輕重。朱子將“止”實義化則是出于強調“知止”工夫的需要，體現了以義理工夫定訓詁的理學解經特色。《大學或問》中對此有明確說明，認為斷章引詩，借辭明意，不合本義乃是慣例，“古人引詩斷章，或姑借其辭以明己意，未必皆取本文之義也。”朱子認為《四書》所引《詩》，除正面指點工夫用力外，還有從反面針砭為學弊病者。如《論語》所引“如切如磋”詩，即意在告誡學者當避免目光短淺、好高騖遠之兩種為學病痛。“不可安于小成，而不求造道之極致；亦不可騖于虛遠，而不察切己之實病也。所引《雄雉》‘不忮不求，何用不臧？’”既以之贊賞子路，同時又警告子路不當止步于此，而當向前更進于道。“唐棣之華”體現了圣人對為學工夫難易的中道把握。

朱子《四書》同樣注重闡發所引詩之哲理，將引《詩》與所在文本義理通貫之，體現了理學、經學、詩學的一體。如《中庸》引《旱麓》“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詩集傳》解甚平實，認為鳶飛魚躍乃是興之手法，通過鳶魚“怡然自得而不知其所以然”的存在狀態，表明豈弟君子必作乎人。《中庸章句》則視此意在論儒學道之體用，“子思引此詩以明化育流行，上下昭著，莫非此理之用，所謂費也。然其所以然者，則非見聞所及，所謂隱也。”是借鳶飛魚躍來呈現道體的流行不已，彰顯道體所具有的顯現之用和隱微之體之兩面。又引程子說，指出此體現了子思工夫所在，顯示了道體“活潑潑”的特質，當用心體會。此顯然是以理學思想挖掘本詩所無之意，此詩也成為宋明理學表達道體思想的普遍話語。又如《孟子》引《烝民》“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以證明人性本善。理學家對此詩特感興趣，以理學思想對之深入發揮，使之成為表達理學人性論與道體論的普遍話語，《孟子集注》所引楊時說，即以此釋《孟子》形色天性，認為“物者，形色也。則者，性也。各盡其則，則可以踐形矣”。以物、則作為一組概念來貫通形上與形下、實然與所以然之一體。

朱子還通過《四書》中有關詩之論述，表達了“詩本性情”的詩學觀。在《論語》“興于詩”章提出“詩本性情，有邪有正”之說，“詩本性情”道出詩的根源，實發諸人之性情，以表達所感所思，喜怒哀樂。詩并非脫離人之性情的高深之學，本是凡有性情之人皆所能者，正如閭里童稚所習聞之歌曲。“誦詩三百”章朱子又提出“詩本人情”說，再次強調詩乃是人有動于中、感物而動之情感的自然宣泄。既然詩是情感之表達，而情感自身存在“有邪有正”之兩面性，故《詩》之內容并非純善，而是如人情一般，同樣具有善惡兩面。《詩經》所收詩之內容并非全是正面向善者，也有所謂淫詩者，其意義在于勸善懲惡，最終使人恢復其本然性情之正，以達到教化人心之效。“凡詩之言，善者可以感發人之善心，惡者可以懲創人之逸志，其用歸于使人得其情性之正而已。”朱子于“子所雅言”章提出“詩以理情性”，可見詩既來自情性，又用于調理情性，而顯其教化之效，故夫子雅言之。至于《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朱子認為夫子贊賞此詩之用意，在于希望學人通過對此詩文辭音調之把玩鑒賞，來洞明其中所傳遞的性情之正。“欲學者玩其辭，審其音，而有以識其性情之正也。”朱子這一“有正有邪，勸善懲惡”之說解答了為何《詩經》中存在大量“淫詩”的問題，也回應了《詩經》如何落實詩教之困惑。他對《詩》“思無邪”之解亦緊扣此主旨展開，采用了從文本到讀者的視域轉換之法，認為“思無邪”并非《詩》之內容無邪，而是作為閱讀接受者之心的無邪，以此反對《詩序》“三百篇皆發乎情而止乎禮義者”說。并進一步指出“思無邪”之實質就是誠與敬之為學工夫。夫子告誡孔鯉學《周南》《召南》，蓋二詩所言乃是“修身齊家之事”，可見朱子論詩始終緊扣道德修養工夫，蓋性情仍落實于修養。

“得之言意之表”的學詩之法。朱子在《論語》“巧笑倩兮”章表達了對學詩之法的認識，認為子夏所提出的“禮后乎”說表明他領會了為學與學詩之法，不應拘泥章句之末，陷入固執拘蔽之中，而要做到得乎言意之表。針對孟子的“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為得之”說，朱子認為，此同樣表明對《詩》之理解不應拘泥個別文字以至于破壞全句之義，亦不可糾纏個別句子而損害作者之意，解釋的任務在于以自家之意來迎接獲取作者之本意。“不可以一字而害一句之義，不可以一句而害設辭之志，當以己意迎取作者之志，乃可得之。”此道出了解《詩》當得之言意之外，不為詞句所束之思想。朱子在《論語》“誦詩三百”章提出《詩》之內容涉及人情物理諸多實際知識，學者當由讀《詩》來提高自身實踐能力，發揮經世致用之才，“詩本人情，該物理，可以驗風俗之盛衰，見政治之得失”，最不可流于章句之學。朱子還認為，“夫子興觀群怨”章道出了學詩的全部方法，即“感發志意，考見得失，和而不流，怨而不怒，其緒余又足以資多識”。可見《詩》乃是一個包容廣大的體系，它關乎志向意念之感動激發，當由此來考察性情之善惡得失，做到性情之中和，即和不流，怨不怒，《詩》同時還是一套知識體系，由此可以增長見識。

總之，朱子四書學居于其經學與理學為一的立場，把握《四書》引《詩》斷章取義，以明己意的特點，居于理學義理與工夫指點、弊病針砭的視域，對所引《詩》句作出了不同于《詩集傳》之闡發，同時闡明了“詩本性情”的觀點，提出讀《詩》當得于言意之表的方法，體現了朱子四書學之詩學觀的自成一體，值得留意。

（作者：許家星，系北京師范大學哲學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