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文（《清末古籍影印小記》，見４月７日《藏書報》）談到清末影印古籍歷史及特點，也提到當(dāng)時影印古籍衰敗的原因，其實當(dāng)年石印業(yè)一落千丈的原因，固然同廢科舉有關(guān)，但更主要的還是印刷業(yè)主導(dǎo)下的古籍影印，主持者目光短淺且唯利是圖，又缺乏古書版本、出版專業(yè)方面的知識，注定了其曇花一現(xiàn)的命運。下面謹以同文書局為例，略加說明。為什么以同文書局為例？因同文書局在清末的古籍影印活動中，成績和影響最大，而且是國人開辦的首家石印書局，其停業(yè)的時間又在廢除科舉的八年之前，更具代表性。

光緒七年（1881），粵商徐鴻復(fù)、徐潤開設(shè)了同文書局，購備石印機12架，雇用職工500名，專事翻印古籍善本。《徐愚齋自敘年譜》光緒八年附記，對同文書局的始末作了一個簡要概括：“查石印書籍，始于英商點石齋，用機器將原書攝影石上，字跡清晰，與原書無毫發(fā)爽，縮小、放大悉隨人意。心竊慕之，乃集股創(chuàng)辦同文書局，建廠購機，搜羅書籍以為樣本，旋于京師寶文齋覓得殿板白紙《二十四史》全部、《圖書集成》全部陸續(xù)印出，《資治通鑒》《通鑒綱目》《通鑒輯覽》《佩文韻府》《佩文齋書畫譜》《淵鑒類函》《駢字類編》《全唐詩文》《康熙字典》，不下十?dāng)?shù)萬本，各種法帖、大小題《文府》等，十?dāng)?shù)萬部，莫不惟妙惟肖，精美絕倫，咸推為石印之冠。迨光緒十七年辛卯，內(nèi)廷傳辦石印《圖書集成》一百部，即由同文書局承印，壬辰年開辦，甲午年全集告竣進呈，從此聲譽興隆。唯十余年后，印書既多，壓本愈重，知難而退，遂于光緒二十四年（1898）戊戌停辦。”

堪稱“石印之冠”

說同文書局影印之書“莫不惟妙惟肖，精美絕倫，咸推為石印之冠”，絕非妄言，就以當(dāng)時最具影響力的兩部書《康熙字典》《二十四史》為例，便可證明。先說《康熙字典》。

同文書局從清光緒癸未（1883）開始影印《康熙字典》，當(dāng)年出了兩個版本，其中一種在天頭排列了篆字。原版《康熙字典》是沒有篆字的，這一版大概是《康熙字典》影印本中首次增加了篆字。此后增篆《康熙字典》便成為主流產(chǎn)品，廣受歡迎。光緒庚寅季春（1890），同文書局推出了半葉十八行，行二十四字本《康熙字典》，在字體縮小不明顯的情況下，比殿版十六行本節(jié)省近十分之一的篇幅，又增加了篆字，且編校精當(dāng)，字跡清晰，很快受到追捧。至遲在民國十四年（1925），中華書局便開始影印同文書局十八行本《康熙字典》，強強結(jié)合，由此開啟了同文書局本《康熙字典》暢行百年的輝煌史。1949年之前，中華書局本《康熙字典》，封面書簽均標有“同文書局原版”字樣，書前牌記為“同文書局原版中華書局精印”。1958年1月，中華書局出版發(fā)行了精裝本《康熙字典》，并在每頁下方標注“同文書局原版”字樣，至今重印了上百萬冊。

再說《二十四史》。武英殿《二十四史》，是中國早期石印業(yè)者最為看重的“熱門”，捷足先登的是同文書局。同文書局《股印二十四史啟》云：“欲窺全史者，非殿版不可，而殿版又非乾隆初印不可。蓋重修晚出之本，往往漸失其真，不足貴也。道光以前，累世承平，人文蔚起，通都大邑，必有庋藏全史，以備大雅觀摩；兵燹之后，斯文浩劫，志學(xué)之士欲求全史而讀之，蓋有登天之難焉。本局現(xiàn)以二千八百五十金購得乾隆初印開化紙全史一部，計七百十一本，不敢私為己有，愿與同好共之，擬用石印，較原版略縮，本數(shù)則仍其舊。” 光緒十年（1884），同文書局本《二十四史》陸續(xù)面世。該書高20厘米，寬12.6厘米，屬于32開本尺寸；半葉版框高15厘米，寬10厘米；十行，行二十一字。開本不大字卻不小，既便于庋藏，又省料利于降低書價。

眾說“同文本”

民國學(xué)者錢基博，對同文本《二十四史》頗有微詞，他說：“光緒間，泰西石印法初傳至中國時，粵之徐氏創(chuàng)同文書局，印精本書籍，最著名者為覆印武英殿《二十四史》，皆全張付印。徒以所得非初印本，字跡漫漶，乃延人描使明顯，便于付印；又書手非通人，遇字不可解者，輒改以臆，訛謬百出。尤可笑者，自言所據(jù)乾隆四年本，而不知四年所刻，固無《舊五代史》，又未見乾隆四十九年殿本，輒依殿板行款，別寫一通，板心亦題乾隆四年，書估無識，有如此者。然世乃以字跡清朗，稱為佳本。竹簡齋印《二十四史》，遂用同文書局本，故錯字一仍其舊。”

錢基博所云多不屬實。首先，謂“徒以所得非初印本，字跡漫漶，乃延人描使明顯，便于付印；又書手非通人，遇字不可解者，輒改以臆，訛謬百出”，似證據(jù)不足。殿本《二十四史》面世，至光緒十年同文書局影印之時，不過百年，《舊五代史》則又晚四十年，“字跡漫漶”應(yīng)屬個例；“延人描使明顯，便于付印”，系當(dāng)時石印業(yè)普遍之流程，即后來商務(wù)印書館亦無例外；至于“遇字不可解者，輒改以臆，訛謬百出”，不但錢氏未能舉證，后來也無人指出。其次，“又未見乾隆四十九年殿本，輒依殿板行款，別寫一通”，此說絕非事實。徐潤為清末著名實業(yè)家，“四大買辦”之一，兼任招商局會辦（其個人持股百分之五十以上），與李鴻章、張蔭桓等朝廷權(quán)貴關(guān)系密切，搞到一部初印殿本《二十四史》應(yīng)該不難。前引《徐愚齋自敘年譜》即明言“于京師寶文齋覓得殿板白紙《二十四史》全部”，同文書局《股印二十四史啟》又謂“本局現(xiàn)以二千八百五十金購得乾隆初印開化紙全史一部，計七百十一本”，《舊五代史》自當(dāng)在其中。并且，《舊五代史》皇皇一百五十卷二十四冊，“依殿板行款別寫一通”，寫后尚需雕版，談何容易！從時間上看，《舊五代史》與《史記》等均系“光緒十年甲申仲春”首版之書，根本沒有“別寫一通”的可能。實際情況是，同文書局編印者誤以為所購之《舊五代史》（乾隆四十九年校刊本）非初印，特將中縫“乾隆四十九年”改為“乾隆四年”，冒充“初印”。此舉雖屬無知妄為，與“依殿板行款別寫一通”性質(zhì)不同，同文書局《舊五代史》系乾隆四十九年殿本是沒有問題的。同文本《二十四史》因印制精良，后為竹簡齋、中華書局多次翻印，銷量多達上千部。

先行者的貢獻

總體上看，同文書局影印本的質(zhì)量在當(dāng)時堪稱一流，因而《康熙字典》《二十四史》等書，成為同行翻印的底本，并標注“同文原版”以提高身價。另外，同文書局影印書品種繁多，凡當(dāng)年熱門之書應(yīng)有盡有，除前文徐潤自述之書外，能見到者尚有《三禮圖》《經(jīng)學(xué)輯要》《四書經(jīng)史摘證》《宋本說文解字》《說文解字雙聲疊韻譜》《爾雅音圖》《切韻指掌圖》《韻史》《紀元編》《欽定四庫全書簡明目錄》等上百種，皆紙張白凈，字跡清晰，質(zhì)量上乘。

然而，細查之下可以發(fā)現(xiàn)，同文書局所印之書，與其他大小書莊之書并無本質(zhì)區(qū)別，多為重復(fù)出版，版本也是常見的清代通行本，所謂《宋本說文解字》《宋本切韻指掌圖》，實為清代翻刻本。在此情況下，同文書局精心校閱、印制及優(yōu)質(zhì)的紙張材料，反而增加了成本，在“劣幣驅(qū)除良幣”的大環(huán)境下，“印書既多，壓本愈重”，直至關(guān)張停業(yè)，就不足為怪了。無獨有偶，情況與同文書局相似的點石齋石印書局，也于宣統(tǒng)元年（1909）停業(yè)，并入上海集成圖書公司。

發(fā)人深省的是，歷經(jīng)清末三十余年，數(shù)十家書局書莊翻印古籍的熱潮后，張元濟先生在1920年寫就的《四部叢刊啟》中，感嘆道：“自咸同以來，神州幾經(jīng)多故，舊籍日就淪亡，蓋求書之難，國學(xué)之微，未有甚于此時者也。……此其所收皆四部之中，家弦戶誦之書，如布帛菽粟，四民不可一日缺者。”這段話，幾乎全盤否定了此前的古籍影印成果，雖略顯武斷，卻也八九不離十。

清末古籍影印最大的成績：在照相石印技術(shù)及古籍版式設(shè)計等方面，積累了不少經(jīng)驗，為民國時期古籍影印的大發(fā)展，打下了一定的基礎(chǔ)。例如，同文書局殿本《二十四史》、十八行本《康熙字典》等書的開本，堪稱“黃金”尺寸，商務(wù)印書館的《四部叢刊》與此相仿，大概受到啟發(fā)。張元濟先生對此開本的評價甚高，曰：“雕版之書，卷帙浩繁，藏之充棟，載之專車，平時翻閱，亦屢煩乎轉(zhuǎn)換。此則石印，但略小其匡而不并其葉，故冊小而字大；冊小則便庋藏，字大則能悅目。（《四部叢刊啟》）”再有，“四拼頁”“九拼頁”等割裱縮印方式，也為后人大量采用，如中華書局影印的《古今圖書集成》，開明書店的《二十五史》，都是九拼頁，將鴻篇巨制的古代名著大幅縮小，為大部頭古籍圖書的普及，作出了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