達爾文

自大航海時代（十五世紀末十六世紀）至現(xiàn)代的二十世紀，牛頓（Isaac Newton 1643-1727）、達爾文(Charles Robert Darwin1809-1882)、愛因斯坦（Albert Einstein 1879—1955）三位科學家分別以現(xiàn)代數(shù)學、現(xiàn)代生物學、現(xiàn)代物理學，改變了傳統(tǒng)知識系統(tǒng)，奠定了今天幾乎可以涵蓋所有自然科學門類的基礎，而且由此建構(gòu)的世界觀和知識改變了整個世界！

達爾文的《物種起源》（On the Origin of Species），自1859年初版首印之后，由作者不斷修改、增刪，主要是增加新內(nèi)容，一直到1872年，《物種起源》出版了最后一版即第六版。1872年至2022年，倏忽便是150年！

從1920年第一本漢譯本問世到2021年一百年間，除個別版本外，漢譯的版本大都依據(jù)的是《物種起源》的第六版。

無論漢譯的數(shù)量，還是大眾的認知、接受和普及來講，達爾文的《物種起源》比牛頓的《自然哲學的數(shù)學原理》和愛因斯坦的《廣義相對論的基礎》更為國人熟知。通過梳理《物種起源》一百年間的漢譯，以此紀念從十九世紀中后期至今一直影響著世界和中國的這部關于生物進化、生命起源的偉大著述。

一

《物種起源》的眾多漢譯

《物種起源》的第一個漢譯本是馬君武（晚清民初政治活動家、教育家，德國工學博士中國第一人）1920年譯出,并由上海中華書局（1912年上海成立，1954年總部遷至北京）出版。中文書名為《達爾文物種原始》，共四冊，1920年至1936年，中華書局以“新文化叢書”多次重印。后又以此版本，改四冊為上下兩冊，1957年由臺灣中華書局新印，并于1968年、1984年重印。就筆者的藏書而言，沒見過大陸1949年后重印的馬譯。

二十世紀的后五十年，大陸的第一個漢譯版為周建人、葉篤莊、方宗熙所譯。此譯，由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1954至1956年以每年一分冊共分三冊印行。后由三聯(lián)書店轉(zhuǎn)商務印書館，以“漢譯世界學術名著叢書”于1963年重印，至1995年前，以原三聯(lián)書店三分冊格式多次重印。1995年在此譯本基礎上，經(jīng)葉篤莊修訂后以“修訂版”重印。重印時，不再分冊。此版2005年以普通版格式印行（但這個版本沒有署譯者名），2017年，商務印書館以“漢譯世界學術名著叢書”的“120年紀念版”精裝本印行。此譯，商務印書館2020、2021年又以新的版式再次印行。周、葉、方譯本，應當是《物種起源》印次最多、印數(shù)最多、影響最廣的漢譯經(jīng)典。臺灣商務印書館1999年印行了這個譯本。

在此五十年間，除周、葉、方譯本外，還有謝蘊貞譯本（科學出版社，1972）、王敬超譯本（中國社會出版社，1999年）等少量漢譯本印行。

進入二十一世紀，《物種起源》的漢譯，打破過去五十年間的寂寞，在第一個十年、第二個十年的二十年間，呈繁花競放態(tài)勢——

2005，周建人、葉篤莊、方宗熙譯本，商務印書館從“漢譯世界學術名著叢書”抽出單獨重印。

2005，舒德干譯本，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2018年，該譯本在譯者沿達爾文航路游訪后以增訂版方式重印。

2010，苗德歲譯本，譯林出版社出版。2014年接力出版社出版了苗德歲譯、郭警繪《物種起源·少兒彩繪版》。

2012，李虎譯本，清華大學出版社出版。2021，再以《物種起源：現(xiàn)代注釋版》印行。

2014，何滟譯本，重慶出版社出版。

2014，王之光譯本，譯林出版社出版；2016，譯林推出雙語版。

2015，焦文剛譯本，北京聯(lián)合出版公司出版。

2017，文舒編譯本，中國華僑出版社出版。

2017，余麗濤譯本，北京理工大學出版社出版。

2020，朱登譯本，天津科學技術出版社出版。

2020，韓安、韓樂理譯本 新星出版社出版。……

1859年版即初版《物種起源》扉頁

1949年《達爾文自傳》

二

特別值得一說的譯本

在如此繽紛的漢譯《物種起源》中，有幾部特別值得一說。1.清華大學李虎譯本。李譯是根據(jù)[美] 詹姆斯·科斯坦的注釋本所譯，科的注釋本是以《物種起源》第一版為底本所注。2.2018的彩圖珍藏版舒德干譯本，因譯者2015年以高級科學顧問身份前往加拉帕戈斯群島考察即沿達爾文考察路線尋訪，使得舒譯極具現(xiàn)場感。尤其是文末附有譯者《進化論的十大猜想》一文，使得150多年前的《物種起源》具有當代感。3.苗德歲譯本在譯林出版社以不同的裝幀多次印行，直到2020年再次印行。由于苗譯不限于《物種起源》第六版而吸收了第一、第二版內(nèi)容，苗譯2020版譯序自詡其譯本“是一本與其他中譯十分不同的書”。4.韓安、韓樂理譯本。據(jù)說是韓樂理（韓安之子）按韓安1953年的手稿所譯。

《物種起源》漢譯進入到二十一世紀，還有一個特點，就是有了多種西人新近的簡寫（或改寫）本的漢譯。其中兩本很是驚艷。一本是人民郵電出版社2020年9月初版一印半年后2021年6月便三印的《達爾文的物種起源》插圖本。此本的插圖是法國人貝爾納·皮埃爾·莫蘭和喬吉婭·諾頓埃·沃基斯基（兩人都是法國著名電影人）繪圖的法文簡寫本。原本的插圖，在漢譯本里顯得非常華美。另一本是英國人麗貝卡·斯蒂弗改寫的《達爾文發(fā)現(xiàn)了什么——今視角〈物種起源〉》。此本的精彩之處，是將當今生物進化研究的最新學術成果，置于與《物種起源》的比較：或證實達爾文正確的預見和超越時代的眼光，或糾正達爾文因為當時的條件所限所作出的一些錯誤結(jié)論。

1956年周譯物種起源三分冊三聯(lián)版

2020年苗譯《物種起源》

2020年陳紅譯《小獵犬號航海記》

三

漢譯譯本的差異

主要依據(jù)1872第六版《物種起源》的漢譯，因為時間，更因為各譯者的英文水平、專業(yè)水平和其他因素，各譯本之間的不同，便是一定的。就筆者通讀過的幾種漢譯譯本，簡單地談談漢譯諸本的差異。

無論讀過《物種起源》的，還是僅僅知道點兒達爾文的，抑或從未接觸過這部偉大著作的，“自然選擇即最適者生存”都為大多數(shù)人知道。

“適者生存”有著不同漢譯：

“在這樣的情況下，只有最敏捷的和最狡猾的狼才具有最好的生存機會，因而被保存或被選擇下來，——只要它們在不得不捕獵其他動物的這個或者一些其他季節(jié)里，保持足以制服它們的犧牲獸的力量。”（周建人、葉篤莊、方宗熙譯本，三聯(lián)書店，1954—1956，下簡稱“周譯”）

“在此情形下，我無理由懷疑，只有最迅捷的和最細長的狼，才有最好的生存機會，故得以保存或得以選擇了——假使它們在不得不捕獵其他動物的這個或那個季里，仍保持能制服其他獵物的力量。”（苗德歲譯本，譯林出版社，2020，下簡稱“苗譯”）

“在這種情況下，當然只有跑得最快、體型最靈巧的狼才能獲得最好的生存機會，從而獲得選擇和保存，當然它們還必須在各個時期都保存足夠的力量，因為它們可能被迫需要去捕食其他的獵物。”（朱登譯本，天津科學技術出版社，2020，下簡稱“朱譯”）

再如“自然選擇作用”的不同漢譯：

“正如近代地質(zhì)學差不多排除了一次洪水能鑿成大山谷的觀點那樣，自然選擇也將把連續(xù)創(chuàng)造新生物的信念、或生物的構(gòu)造能發(fā)生任何巨大的或突然的變異的信念排除掉的。”（周譯）

“自然選擇的作用，僅在于能保存和積累的每一個有利于生物的極其微小的遺傳變異；正如近代地質(zhì)學近乎拋棄了一次洪水大浪就能鑿成深的谷的觀點一樣，自然選擇，倘若是一條真實的原則的話，也會排斥掉持續(xù)創(chuàng)造新生物的信條，或生物的結(jié)構(gòu)能發(fā)生任何巨大的或突然的改變的信條。”（苗譯）

“自然選擇的作用就是把將無數(shù)微小的遺傳變異積累并保存起來，被保留下來的變異通常都是對個體有利的。由于近代地質(zhì)學已經(jīng)拋棄了諸如一次大洪水就能形成一個大山谷的觀點，因此，自然選擇原理會消除人們不斷創(chuàng)造新生物的觀點，或改變?nèi)藗儗ι锝Y(jié)構(gòu)突然發(fā)生重大變異的觀點。”（朱譯）

幾種漢譯，連最重要的目錄所建構(gòu)的系統(tǒng)文本也有差異。如筆者所舉的這幾種漢譯，周譯、朱譯共十五章，苗譯共十四章。即便十五章或者十四章，其目錄也不一樣。以周譯和朱譯的十五章為例：（括號里為朱譯目錄，相同的不重復）：1.家養(yǎng)狀況下的變異 2.自然狀況下的變異 3.生存斗爭 4.自然選擇即最適者生存 5.變異的法則 6.學說的難點 7.對自然選擇學說的種種異議 8.本能 9.雜種性質(zhì) 10.論地質(zhì)記錄的不完全（地質(zhì)記錄的不完整）11.論生物在地質(zhì)上的演替（古生物的演替）12.地理分布（生物的地理分布）13.地理分布續(xù)（生物的地理分布續(xù)）14.生物的相互親緣關系：形態(tài)學、胚胎學、殘跡器官（生物的相互親緣關系：形態(tài)學、胚胎學、退化器官的證據(jù)）15.復述和結(jié)論（綜述和結(jié)論）。

正是由于所據(jù)的底本的差異，導致十四章的內(nèi)容少于十五章的內(nèi)容。而譯林版的王之光譯本就沒有“自然選擇的作用”這一段文字。當然，不是每一位接觸《物種起源》的讀者都會像筆者這樣觸摸過不同的譯本。但如此眾多的譯本，其不同譯本（無論優(yōu)莠）所呈現(xiàn)的繽紛圖景，應該說仍給億萬讀者提供了不同的想象空間和思考空間。此，美事一樁！善事一樁！

1971年嚴譯《天演論》

1936年馬君武譯本

四

嚴復的《天演論》和《物種起源》的樂觀

說《物種起源》的漢譯，一定得說嚴復漢譯赫胥黎（Thomas Henry Huxley，1825-1895）的《天演論》。

從漢譯的先后看，中國是從《天演論》最先知道“進化論”的。清·光緒丙申年（1896），畢業(yè)于英國皇家海軍學院的嚴復翻譯了英國赫胥黎的《進化論與倫理學》（Evolution and Ethics）的“進化論”部分，取名《天演論》出版（《進化論與倫理學》漢譯全本直到2010年才由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譯、校宋啟林等）。赫胥黎自稱是“達爾文的獵犬”（見周譯1995年商務版第13頁譯者腳注），又因赫胥黎的這部鼓吹進化論的著作，多是作者的演講，因此它比《物種起源》大眾化、通俗化。重要的是，嚴譯符合國人當時的閱讀習慣：其一，《天演論》按《論語》“章句”的方式漢譯（全書共三十五篇，上卷十八下卷十七）；其二，嚴復所譯的“物競”和“天擇”高度且簡明地概觀了達爾文的進化論。嚴譯是這樣的：

雖然天運變矣，而有不變者行乎其中。不變惟何？是名天演。以天演為體，而其用有二：曰物競，曰天擇。此萬物莫不然，而于有生之類為尤著。物競者，物爭自存也，以一物與物物爭，或存或亡，而其效則歸于天擇；天擇者，物爭焉而獨存。……天擇者擇于自然，雖擇而莫之擇，猶物競之無所爭，而實天下之至爭也。（《天演論上·察變第一》）

由此，達爾文《物種起源》里反復論述的“自然選擇即最適者生存”的進化論理論，由嚴譯的“物競天擇”兩詞四字在中國大地上不脛而走。《天演論》1949年后第一次印行是1971年3月，由科學出版社出版，并注明“只限國內(nèi)發(fā)行”。1971年3月，我初中二年級春期。翌年1972年，科學出版社印行了謝蘊貞《物種起源》的漢譯。1972年1月，初中還剩下一期，便上山下鄉(xiāng)到廣闊天地接受貧下中農(nóng)的再教育。一去便是四季栽秧四季打谷，自然沒有見過當時出版的《天演論》和《物種起源》。等知道“天演論”或者“進化論”時，已經(jīng)是漢譯西方著述潮水般涌現(xiàn)的上世紀八十年代初中期了！那時在鄉(xiāng)間教書的我，買漢譯西書、讀漢譯西書，或許比讀中國老祖宗的書還要多。這一買書、讀書習慣直到今天。

說回《物種起源》的繽紛漢譯。

無論是《物種起源》初版的1859年，還是最后一版1872年，那時的西方學界，對前方和未來，充滿著渴望且無比樂觀。不同漢譯的《物種起源》保留了這樣的樂觀：

生命及其蘊含之力能，最初由造物主注入到寥寥幾個或單個類型；當這一行星按照固定的引力持續(xù)運行之時，無數(shù)最美麗的與最奇異的類型，即是從如此簡單的演化而來，并依然在演化之中；生命如是之觀，何等壯麗恢弘！（苗譯）

最初，造物主將蘊含生命的力量賦予一個或幾個生命，當這顆星球沿著永恒不變的重力法則持續(xù)運轉(zhuǎn)之時，它上面的一種或幾種最簡單的生命形式，演化出了最美麗的與最奇特的類型，并仍在演化中；生命作如是觀，何等壯麗輝煌！（潘雷譯《達爾文的物種起源》）

這是《物種起源》的最后一段話，英文原文是這樣的：

There is grandeur in this view of life,with its several powers,having been originally breathed into a few forms or into one;and that,whilst this planet has gone cycling on according to the fixed law of gravity，from so simple a beginning endless forms most beautiful and most wonderful have been，and are being,evolved.

（除“1859年版即初本《物種起源》的扉頁”采自維基百科外，其他圖版，都是本文作者的藏書圖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