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影是否非得講故事？這是可爭議的話題。導演是否該寫小說？不必爭議：導演就是導演，多少編劇和小說家等著導演找他們呢。

嗜好文學而終于去拍電影的個例，卻是有的，眼前的萬瑪才旦，又是小說家，又是好導演。在他手里，文學如何走向電影，電影如何脫胎于文學，可以是個話題。

我喜歡萬瑪的每部電影，好久好久沒看過這么質樸的作品，內地電影好像早就忘了質樸的美學。什么是質樸呢？譬如阿巴斯。誰會說阿巴斯的作品不好嗎？可是誰能拍出他那種無可言說的質樸感？

而“質樸”在萬瑪那里是天然的，雖然他的每部電影故事各異。

是因為藏族人才有的那種質樸嗎？沒有簡單的答案。宗教，絕對是淵源之一，然而萬瑪的影像故事處處是我們時代的日常生活。當然，他十分懂得影片能夠給出、應該給出的懸念、驚奇、無數細節，就像內地一流導演做到的那樣，但他的每部電影都被他天然賦予了質樸的美學。

藏語，是萬瑪的母語，他實現了語言跨越，用漢語寫小說。在萬瑪的漢語小說里，質樸呈現為“本色的寫作”。這不是對他行文的貶抑，而是，小說自身的魅力、說服力、生命力，亦即，說故事的能量，尤其是想象力，生動活潑地被他有限的詞語建構起來。

萬瑪早期的若干小說，我讀過，有位“站著打瞌睡”的女孩，難以忘懷，這就是小說家的天分。換句話說，什么能進入小說，成為小說，萬瑪異常敏銳。他的寫作還活躍著另一種想象力，指向藏地的神話與民間故事傳統，講說奇幻故事，而其中的人物似乎個個活在今天的藏地。

我不知道這是出于想象力，還是寫作的野心。

眼前這批萬瑪的新小說，展示了進一步的雄心，而且更自信了。他的篇幅比早先加長，擴大了故事的跨度，人物、情節，主題，更顯復雜，不再框限于鄉村素材，小說人物開始進入城市，進入攝制組，進入咖啡館，進入詩人的日記……原先的鄉村主題也增添了敘事的幅度，故事更抓人，情節更離奇——當然，他再次嘗試了類乎神話和寓言。

但我讀著萬瑪的小說，很難忘記他的電影。在他手里，電影與小說是兩件平行的、愉悅的事，還是未必交叉，卻又彼此啟發？

書寫早期小說的萬瑪，并不知道還要過二十年才會去拍電影，那時，他的夙愿是當個作家——相對于內地夢想當導演的小子，一個藏區青年的電影夢，不知要艱難多少倍——他聰明而勤奮，同時用藏漢語寫小說，并彼此翻譯，二十多歲就出版了小說集。他不知道，這些小說悄悄孕育著他的電影。

有趣的是，當新世紀初，萬瑪進入北京電影學院，開始拍處女作，他還認真寫了劇本，并未意識到先前的某些小說可以“變成”電影。而覺醒的電影意識告訴他，必須添加影像語言。《塔洛》《撞死一只羊》全部采用了他的小說，并在電影中豐滿了故事的羽翼。

現在，當萬瑪推出這批新小說時，他已是個獲得肯定的導演，經驗豐富，深知構成一部電影的所有秘密，但他仍然熱衷于寫小說。

問題來了：理論上，從此他的每篇小說——文字的編織物——都有可能成為電影劇本。我無法知道當萬瑪繼續寫小說，他內心是否會掂量：這篇小說能不能變成電影？而我，他的讀者，因此被萬瑪感染了一種微妙的意識：他使我在他的小說中，想象電影。

最近他寫了些什么呢？

譬如《水果硬糖》里那位神奇的母親。她的頭胎日后成長為理科優等生，十多年后，第二個孩子被發現是位活佛。可能嗎？為什么不可能！我愿相信這兩兄弟跨越了藏地的過去和今日，這偉大的生育如草根般真實，我也愿意將這篇小說看作萬瑪的又一個寓言：藏地，就是那位母親。

《故事只講了一半》回應了萬瑪的早期電影《尋找智美更登》。那是找尋傳奇的故事，換句話說，在萬瑪的主題中，他的故鄉一再被拉回高原的記憶，而在這篇故事中，講述者的亡故，將記憶帶走了。

《切忠和她的兒子羅丹》，再一次，萬瑪采用了敘述中的敘述。那是他格外擅長的本事——他的兩部電影嵌入了故事中的故事。《尋找智美更登》的中年人在車里一路講述戀愛往事，不知道他身后坐著失戀的姑娘，跟車去找戀人討個說法；《氣球》中那條次要的線索，動人極了：因失戀出家的姑娘意外碰到前男友，發現他倆的愛與分手，已被男友寫成小說。這位尼姑多么想讀到那小說，然而被她的姐姐，女主角，一把扔進爐膛燒了。

《特邀演員》的焦點，是那位老牧民與少妻的關系，第一次，萬瑪的小說出現了電影攝制組。那是二十世紀的新事物，與故事中以古老方式結合的草原夫妻，遭遇了另一種關系。萬瑪似乎從未忘記在他的視野中雙向地觸及“過去”與“今天”。

少年同學的斗毆、尋仇、扯平、和解，在《一只金耳朵》里獲得生動潑辣的描寫，直到出現那只硅膠假耳，那只金制的耳朵。斯文寡言的萬瑪令我看到他的另一面：他從暴力的景觀中看到喜劇感，而他對暴力的觀察與描寫，在我看來，多么純真。

《你的生活里有沒有背景音樂》逸出了萬瑪慣常描寫的空間，進入咖啡館，出現兩個人興味盎然的漫長對話。我不知道現代短篇小說的思維是否影響了萬瑪，而“背景音樂”這一話題，似乎又來自電影思維。“咖啡館”生活讓我看到一個現代的藏區文化——多么不同于四十多年前我去到的那個西藏啊——而這種現代性的一部分，我有理由覺得是萬瑪用他的小說與電影帶來的。

萬瑪套用民間故事結構創作的《尸說新語：槍》，可能是最令我信服的一篇。陰陽轉世、鬼魅托尸、人獸變異、起死回生……原是各國各地區民間傳說的“老生常談”，而在西藏“故事”竟被假托于“尸”，也算一絕——我相信，萬瑪是個酷愛傾聽故事的男孩，他甚至將西藏的民間傳說譯成漢語，出版了《西藏：說不完的故事》，在這些古老的故事素材中，萬瑪重構并發掘了新的可能。

在這篇小說中，他抓住了“故事”這一觀念：“講述”與“聆聽”的雙方都愿付出生死代價，換取“故事”。而成為導演后的萬瑪不肯止步于老調，他擅自在故事里塞了一把槍！槍，可說是電影不可或缺的元素，經萬瑪這一轉換，人們百年之后讀到這個故事，將會知道在我們的世紀，人對付鬼魅時，手里多了一件武器。

《詩人之死》似乎能夠成為電影的腳本——很難說這是個悲劇故事，但在萬瑪的小說和電影中，愛情總是糾結的、反復的、忽而閃現希望，終究歸于失敗。“墳地”，是詩句，也是詩人的結局，又成為小說的意象。我想知道：是什么使萬瑪這樣看待愛情與婚姻？

《猜猜我在想什么》可能是我格外偏愛的一篇。那像是一組電影鏡頭，然而主角“我”的一連串內心活動，完全屬于“小說”。當“洛總”大叫“這些人當中隨便殺一個就行”——小說到此剎住——萬瑪卻給出了電影畫面般的震撼（我會想象鏡頭掠過所有驚恐的臉），然而，卻不很像電影的結尾。

我從未試著談論小說，不確定以上解讀是否切當、有趣。能確定的是，萬瑪以他難以捉摸而充滿人文意識的才華，令人對今日藏地的文藝活力，刮目相看。他一部接一部地拍電影，一篇接一篇地寫小說，帶動了一群藏地文藝才俊。在內地的電影與文學景觀中，藏地創作者的介入，已是清新的潛流，這股潛流，我以為始于萬瑪才旦，而且，始于他泉水般涌動的小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