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8年1月，李大釗經(jīng)章士釗舉薦擔任北京大學圖書館主任一職。從最初月薪120元到犧牲前的280元，他在北京大學度過了38年短暫人生中的最后10年，也是濃墨重彩的10年。

這10年間，李大釗的職位和薪金都發(fā)生了怎樣的變化呢？我們不妨通過相關(guān)資料和館藏文物，來簡單梳理一下。

民國時期國立大學教職員薪俸表

李大釗的月薪

李大釗的月薪標準，依據(jù)的是1917年教育部頒布的《國立大學職員任用及薪俸規(guī)程》：蔡元培是一級校長，月薪600元；陳獨秀是四級文學科學長，月薪300元。李大釗當時不在教員序列，他領(lǐng)取的是五級主任的月薪120元。

擔任北京大學圖書館主任期間，李大釗對北大圖書館進行了一系列整頓和改革，使得北大圖書館由一個封建藏書樓變成為教學和科研服務(wù)的圖書館。1918年10月，北大紅樓落成，圖書館也隨之遷入，幾乎占去整個一層樓。一樓東南角有兩間房連通，外間是圖書館會議室，里間則是李大釗的主任室。也就在這個月，經(jīng)楊昌濟介紹，毛澤東到北大圖書館任助理員，和李大釗一起工作了4個多月。他后來回憶道：“我在李大釗手下在國立北京大學當圖書館助理員的時候，就迅速地朝著馬克思主義的方向發(fā)展。”

正是在李大釗指導下，1920年3月，北京大學進步學生鄧中夏、高君宇、羅章龍、何孟雄、黃日葵、王復生等19人秘密發(fā)起成立“馬克斯學說研究會”。這是中國最早的一個學習和研究馬克思主義的團體，并得到蔡元培校長的支持。

兩年的時間里，李大釗的聲譽日隆。魯迅曾回憶說，李大釗留給他的印象很好，“誠實，謙和，不多說話。《新青年》的同人中，雖然也很有喜歡明爭暗斗，扶植自己勢力的人，但他一直到后來，絕對的不是。”1920年7月8日，北京大學評議會特別會議，全體通過“圖書館添用助教，圖書館主任改為教授”。此后，李大釗便以北大教授的身份兼任圖書館主任，1920年為政治學系教授，1921年改聘為史學系教授。聘為教授以后，他的月薪也變成了200元。

當時的國立大學教員分為正教授、本科教授、預科教授和助教，一共4等，每等6級。原則上，教員連續(xù)工作滿一年就可以晉一級。根據(jù)《教員延聘施行細則》規(guī)定，能否晉級還要參考以下條件：(甲)教授成績；(乙)每年實授課時間多寡；(丙)所任學科性質(zhì)；(丁)著述及發(fā)明；(戊)在社會之聲望。

從1920年起，李大釗先后在北京大學史學系、政治學系開設(shè)了《唯物史觀》《史學思想史》《現(xiàn)代政治》《工人的國際運動》《社會主義與社會運動》等課程，開啟了在中國大學講授馬克思主義理論課程之先河。其中，《史學思想史》是史學系的選修課程，授課地點在紅樓第十四教室；《現(xiàn)代政治》是政治學系的講座課程，《工人的國際運動》的授課地點在紅樓第三教室。除北京大學之外，李大釗還在北京女子高等師范學校講授課程，當時是以講師身份計酬。講師，在當時是一個非常設(shè)的兼職工作崗位，只按授課鐘點給予酬勞，視難易程度從兩元至五元不等。

受聘為教授之后僅幾個月，李大釗就入選了“商決校政最高機關(guān)”的北京大學評議會。評議員只能由教授擔任，并且由教授互選產(chǎn)生，每年改選一次。1920年10月14日的《北京大學日刊》公布了新一屆評議會選舉結(jié)果：有效選票41張（總票數(shù)為43張），李大釗得20票，與其他15人一起當選。從1920年至1923年，李大釗連續(xù)4年當選，且得票數(shù)逐年增加。

1922年12月，李大釗辭圖書館主任職務(wù)，轉(zhuǎn)任校長辦公室秘書。1924年以后，李大釗專注黨的工作，只保留了北京大學教授的職位。此時，他的月薪已逐漸漲至280元。

李大釗的三張薪俸收據(jù)

三張薪俸收據(jù)

這是李大釗在北京大學任教期間的三張薪俸收據(jù)，每月280元的月薪，都由夫人趙紉蘭代領(lǐng)，最晚的一張是1927年2月1日，此時距離李大釗英勇就義僅有兩個多月。值得注意的是，這幾張工資條的拖欠時間基本上都超過了半年。1926年9月領(lǐng)取的薪俸是上一年3月的，1927年1、2月領(lǐng)取的薪俸是上一年5、6月的。其中，1927年2月1日領(lǐng)取的只是半薪，也就是280元的一半。

堂堂大學也會出現(xiàn)拖欠教職員薪俸的情況嗎？這是因為當時的軍閥政府為了爭權(quán)奪利，經(jīng)常推遲撥付教育經(jīng)費。馮友蘭回憶說：“有一個教授，同時在四個大學里教課，到了年節(jié)，四個大學都發(fā)不出工資，當時稱為‘四大皆空’。”早在1921年3月15日，北京國立八校就成立教職員代表聯(lián)席會議，決定聯(lián)合行動，集體罷教，開展索薪斗爭。會議推選北大教授馬敘倫為主席，李大釗為新聞股干事。馬敘倫被軍警打傷后，李大釗代理主席，繼續(xù)領(lǐng)導斗爭一年多。這也是造成他沒有到上海參加中共一大的主要原因。

相當一段時間里，北京大學教職員的月薪都是在一個月以后分兩次發(fā)放，每次支付半額，且多以“現(xiàn)洋五成中票五成”發(fā)放。所謂“現(xiàn)洋五成中票五成”是指薪俸中一半以銀圓（即現(xiàn)大洋）支付，一半以中國銀行和交通銀行發(fā)行的鈔票（兌換券）支付。中國銀行和交通銀行是北洋軍閥政府的兩大金融支柱，它們發(fā)行的鈔票或兌換券（簡稱“中票”），在市場上貶值，很難兌現(xiàn)。

因此，李大釗前兩張薪俸收據(jù)上的280元應是足月工資，能一次領(lǐng)到較為難得，而第二張薪俸收據(jù)的140元，明顯只是半月之數(shù)。從薪俸收據(jù)上看，李大釗在1926年的工資已達280元，遠遠超過1918年他擔任圖書館主任時的120元。工資雖然漲了，但支出也更多了。

李大釗生活儉樸，嚴于律己，很少在自己和家人的身上花錢。蔡元培發(fā)起成立的進德會，以不嫖、不賭、不娶妾為基本戒條，李大釗一入北大即加入進德會，成為甲種會員，言行統(tǒng)一，克己待人，被廣大師生稱道。

在北京大學任職之時，李大釗是出了名的樂善好施，“他經(jīng)常傾家紓難，接濟貧寒的青年和支持革命活動，以至學校發(fā)薪水時不得不預先扣下一部分直接交予他的夫人，以免家庭生活無以為繼。”對此，趙紉蘭沒有任何怨言，將有限的生活費精打細算，照顧好家庭，讓丈夫沒有任何后顧之憂。

李大釗的部分借薪收據(jù)

李大釗的借薪收據(jù)

李大釗接濟過包括劉仁靜、曹靖華等人在內(nèi)的許多貧困學生，這幾張就是他的借薪收據(jù)。第一張印有“北京大學用箋”抬頭的信紙，“今借用大洋叁佰元”，中間兩張是專用的“北京大學教職員借薪收據(jù)”，金額分別是63元和175元。最后一張的數(shù)額較大，是1924年6月5日，于樹德代收的400元的借款單據(jù)，幾乎等于李大釗一個半月工資。當時，正受到京師警察廳通緝的李大釗，接到黨中央派他率團去蘇聯(lián)參加共產(chǎn)國際第五次代表大會的通知。臨行前，他委托于樹德到北大借款400元，作為了黨組織的活動經(jīng)費。

李大釗的公而忘私、舍己為人，真正達到了“忘我”的境地。1920年10月，李大釗在北大紅樓圖書館主任室秘密召集會議，成立北京共產(chǎn)黨早期組織，并當眾宣布每月從個人薪俸中捐出80元為開展各項活動的費用。很多時候，明明工資已經(jīng)捉襟見肘，李大釗還繼續(xù)寫借條讓人到北大會計室領(lǐng)取，發(fā)工資的時候再扣除。在已知的早期共產(chǎn)主義者中，李大釗是每月資助革命最多的人。

為了革命同志，李大釗不僅僅借款，連心愛之物也捐出來。1924年在莫斯科期間，時近寒冬，他見羅章龍衣著單薄，隨即取出自己所帶毛毯相贈。羅章龍一再推辭，但李大釗再三堅持。事后，羅章龍才知道這條毛毯跟隨李大釗多年，上面有趙紉蘭一針一線縫上的薔薇刺繡和文字。

據(jù)資料記載，上世紀二三十年代，大學教授收入相當豐厚，而且北京的生活成本較低。一個小家庭的用費，每月大洋幾十元即可維持。如每月有100元，便是很好的生活。本來，李大釗可以安安穩(wěn)穩(wěn)地拿著高工資在北大教書，過著富足的生活。但是，為了尋求真理，他偏偏選擇了一條最艱難的道路，用自己的苦難和動蕩才換來了今天的幸福和安穩(wěn)。

沈尹默代領(lǐng)的兩張北京大學教職員借薪收據(jù)

革命的底色

李大釗英勇就義以后，中外記者到他租住的府右街朝陽里3號家中采訪時，震驚不已。《晨報》《京報》等紛紛報道，“李夫人回家后，僅一元之生活費”，就連日本人主辦的《順天時報》也撰文曰：“李大釗平昔不事儲蓄，身后極為蕭條。”

李大釗就義之后，他的生前好友，紛紛為趙紉蘭及孩子們捐款。這其中還包括北大同事沈尹默代領(lǐng)的兩張“北京大學教職員借薪收據(jù)”，時間是1927年5月30日和6月8日，金額分別是224、264元。李大釗一生中的借款，從來都是慷慨地用于黨的事業(yè)和其他同志，這一次終于用在了自己的家人身上。

李大釗的靈柩在北京宣武門外妙光閣浙祠內(nèi)停放了6年。1933年4月，被北洋軍閥趕回老家的趙紉蘭帶著兒女從河北樂亭返回北京。蔣夢麟、沈尹默等昔日北大同事紛紛伸出援手，為李大釗發(fā)起公葬。蔣夢麟親自在香山萬安公墓為李大釗代購墓地，劉半農(nóng)教授執(zhí)筆撰寫碑文：“君溫良長厚，處己以約，接物以誠，為學不疲，誨人不倦，是以從游日眾，名滿域中。”

李大釗終于入土為安，了卻心愿的趙紉蘭也在一個月后離開人世，兩個人從此長眠在北京西山腳下。在這段革命年代最令人唏噓的浪漫故事里，“有福禍相依的相知，有榮辱與共的相守，還有彼此珍惜的相望。”尤其是李大釗高舉的旗幟，更是為他與趙紉蘭的愛情添上了最后一抹革命的底色。

（作者系中國國家博物館研究館員，本文文物為首次公開，轉(zhuǎn)載請注明出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