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勉齋隨筆》 世界書局1947年初版

上海書店出版社《近現代史料筆記叢刊》

上海書店出版社《近現代史料筆記叢刊》自出版以來便受到讀書界的歡迎，其中尤以牽涉近現代文苑掌故和政壇紀聞的部分最為讀者所樂道。其實這套叢書包羅萬象，史料價值本不限于學界與政界。近日因滬上大疫，閑居家中，遂暇時披覽，讀到陳邦賢《自勉齋隨筆》，頗有感觸，寫下一些感想，謹向讀者推薦。

陳邦賢（1889-1976），江蘇丹徒（今屬鎮江）人，先后師從名醫李冠仙、著名醫學家兼佛學家丁福保，畢生從事醫學史研究、醫學教育和醫療衛生事業，撰有《中國醫學史》等。《自勉齋隨筆》（下文簡稱“《隨筆》”）雖屬業余創作的文史筆記，但其中涉及疾病與醫學的條目，仍能使人窺見其醫者仁心。

自2019年底鼠疫擾動、2020年初新冠病毒爆發以來，以主持防治1910年東北鼠疫聞名的伍連德重回出版界和讀者的視野，人們每每稱頌伍連德，但對于疫疾與防疫的歷史每每不甚了然。其實看陳邦賢《中國醫學史》，可知清代鼠疫次數頗多，為禍甚烈，而1910年除東北外，上海也曾爆發鼠疫。《隨筆》中也有“鼠疫的文獻”一條，講到清代乾隆年間云南多地鼠疫流行，有一位師道南曾作《鼠死行》一首，對鼠疫的慘狀描摹頗為詳細，詩將作成，師道南即因感染鼠疫而死。這首詩及其反映的鼠疫歷史，也被陳邦賢寫進《中國醫學史》中。

陳邦賢

除了考索文獻、研究醫史以外，陳邦賢對實際防疫工作也很關注，而且站位極高，每每將防疫作為國計民生之重點。陳邦賢喜談國防，《隨筆》中討論國防的條目不少，其中“沙眼軍的襲擊”一條最有特點，陳邦賢由南京市衛生局檢查中小學學生體格，發現半數以上罹患沙眼的事實說開去，談到法國拿破侖一世之所以終止遠征埃及，原因正在軍隊近半數在征途中感染沙眼，戰斗力低下，軍隊鎩羽遣散以后，沙眼遂蔓延西歐。陳邦賢由沙眼談到國防：“沙眼這樣的厲害，我們現在國防當前，要建立新軍，當以撲滅沙眼為第一要義。”如此陳義，其旨自然不止是為國防戰力考量，更有希望引起全社會廣泛重視，關照學生、工人等沙眼患者的微意在。

關心國防以外，陳邦賢更是抱持民生史觀的仁者。出于桑梓情懷，陳邦賢對上世紀三十年代蘇北黑熱病爆發的情況尤為掛懷。《隨筆》中有“蘇北最可怕的黑熱病”一條，指出黑熱病由白蛉子這種昆蟲傳染，感染這種疾病的大都是窮苦人民，雖然衛生署、省政府已在疾病流行地區投入防治力量，但依然杯水車薪，他在《隨筆》中這樣描摹民眾染病難以得到救治甚或陷入恐慌的慘狀：

據我所知道的，有一家有五六人，都感染這病，沒有錢醫治，借到幾錢，便用抽簽的方法去決定，決定就誰先去醫治。更有一個小學里四十幾個兒童，都感染這病，于是這座小學便關閉起來。蘇北的人民，對于黑熱病流行，已不寒而栗了！

隨后，陳邦賢提到黑熱病的傳播是由北而南，蘇北的黑熱病由山東、安徽侵入，面對疫疾束手無策的蘇北人民又多有逃難到蘇南的情況，如此便很有可能將傳染媒介白蛉子帶到蘇南，導致黑熱病進一步擴散。《隨筆》另有“白蛉子”一條，介紹這種蟲子能傳播多種疾病，指出由于蟲體微小，其生活習性不易研究，因而防治方法也很困難，只能約略談及如何預防該蟲進入家庭生活場所而已。

陳邦賢對于民眾尤其是窮苦人民的關切，不止于看到民眾難以接受妥善醫治的困境，更在于關注如何改善民眾的生活條件和營養水平。他接觸到番茄以后，即著力推廣番茄的普遍栽種，認為“這種最富于營養的食品，很希望一般的農村多種，一般的人民多吃”，這些事情可見《隨筆》的“番茄”一條。他在青木關看到苦力勞動者雖然相當辛苦，但是他們在早晨出工前的用餐是“兩大碗的紅糙米飯，一碗剛出鍋的豆花，和一大碗青菜豬血湯，吃得夠一飽”，都是相對廉價的食品，但是具有相當的營養價值，因此保證苦力者尚稱健康而能夠吃苦，于是將此事以“苦力人的營養”為題記在《隨筆》中，大概有打算推而廣之的意思。這種對補充營養、改善民生的關注，同樣貫穿于他的傳染病防治思想中。上世紀四十年代，上海防癆協會報告指出上海兒童有百分之六十感染肺癆（肺結核），上海市民肺癆感染率高達百分之八。須知肺結核在彼時幾乎是不治之癥，至于其傳染性和致死率，直到本世紀初仍令人心有余悸，況且彼時因為國民政府的金融政策導致的貨幣貶值、物價騰漲，更讓肺結核病人連日常生活都難以為繼，遑論接受醫治了。如此怵目驚心的患病數據，讓陳邦賢感到憂心忡忡，他在《隨筆》的“肺癆病的可怕”一條中指出：

這種統計，使得我們感到非常的恐怖，人民日常生活的改善，已刻不容緩。例如營養不良，住居狹隘，勞逸不能平均，生活不能安定，都是造成肺癆病的原因。值此米珠薪桂，生活又怎樣的改善呢？

但是和上述幾條探討傳染病的隨筆不同的是，這一條隨筆對于具體的傳染病防治幾乎只字未提，這自然與肺癆防治的高難度有關，但問題根本恐怕還在彼時民眾生存條件的惡劣上。傳統醫學有“三分治，七分養”的說法，不論這個比例是否精確，充足的營養和充分的休息，對于病體的恢復和免疫力形成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但彼時的上海民眾，終日生活在食不果腹的匱乏和朝不保夕的恐慌中，須知當基本生存都成為問題，防治工作更是無從談起。陳邦賢的呼吁并不是放棄“對癥下藥”，而是探其癥結，強調治標更要治本吧。

《自勉齋隨筆》本質上仍是文史筆記，其中載錄的古代名賢事跡頗多，從中可以窺見陳邦賢對于廉能官吏的推崇。例如“破除迷信”、“斷腸草”兩條記載了清代康熙年間福建漳浦縣知縣陳汝咸在任上破除淫祀、打擊“信鬼賤醫”的不良風氣，以及鏟除斷腸草、矯正輕生風俗等兩項政績。在“愛民者民亦愛之”這條筆記中，陳邦賢又以同在康熙年間的寶應縣知縣孫蕙的故事為例，呼吁蘇北地方官吏能夠效仿孫蕙，以民生為念，裨使光復伊始的蘇北能盡快恢復元氣。這固然是以身作則和為民請命，但也是這一代人的局限性所在，是思路仍然囿于傳統的表現。畢竟歷史早已指出，對廉能官吏的追求終究是靠不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