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文學“思想性”的重要性，并非意味著文學創作需要“思想先行”。文學作品的“思想性”如何，是由作家的思想情感決定的。在文學創作過程中，無論是塑造形象還是對人性的挖掘，作家的思想情感無時無刻不融入其中。人世間，“沒有無緣無故的愛，也沒有無緣無故的恨”，這句話對于作家的創作而言，是有著普遍意義的。人物形象所體現的愛與憎、善與惡，無不與作家的思想情感息息相關。

文學的“思想性”與“藝術性”是文學構成的兩翼，兩者的正常態是和諧的，但卻不是平行的。“藝術性”（此指語言文字的運用技巧與特色）在塑造人物形象方面舉足輕重，需要認真研究與重視，這是理所當然的。問題在于，如果避談“思想性”而侈談“藝術性”，或者重藝術而輕思想，那就有可能誤入歧途，造成有害的誤導。

忽略作品的“思想性”，可能有不同的原因，其中“遠離政治”的觀點，是其中原因之一。有人認為，文學不能涉及政治，否則就是犯了文學的大忌。其實這是一個莫大的誤解。自有階級社會以來，“政治”是無處不在的。無論古代還是當今世界，每一個人，無不生活在政治社會之中。以反映社會人生為內容的文學作品，怎么可能與政治疏遠呢？當然，這里的“政治”不是指狹義的政治斗爭，而是指廣義的社會政治。其實“人性”并非奧秘之物，它是人的生命的必然存在，它的最重要的特點，就是與“社會性”相依存，因此它是不能與政治絕緣的。“只寫人性，不關政治”的說法，會給人一種自欺欺人的嫌疑。雖然嬉笑怒罵皆為文章，山水花鳥也成佳篇，但是，當作者將自己的情感融入到一切寫作素材之中時，它們也就具有了“人性”，不然，為何會“感時花濺淚，恨別鳥驚心”呢？

文學“思想性”的意義，在中國傳統文藝理論中，是早有記載的。劉勰認為：“辭為膚根，志實骨髓。”對于文學作品來說，辭藻如同肌肉皮膚，思想內容才是骨髓。無產階級作家，更是給予“思想性”以高度的重視。高爾基認為：“理智要比心靈為高，思想要比感情可靠。”他又說：“文學使思想充滿血和肉，它比哲學或科學更能給予思想以巨大的明確性和巨大的說服力。”文學作品的“思想性”如何，是與作家的思想修養密切相關的。文學的性質與功能，要求作家對于文學創作，不能以“游戲”的態度視之。一個作家，應該具有高尚的情操與高遠的心地，“心懔懔以懷霜，志眇眇而臨云”（陸機《文賦》），有懷霜之高潔，有凌云之心志，捍衛正義，抨擊丑惡。只有這樣，才能真正當得起“人類靈魂的工程師”的稱號。

“人性”具有多方面的含義。心靈之愛是人性，為國捐軀是人性，滅私奉公是人性，嫉惡如仇也是人性。如果總是盯在“男女之性”上，文學作品便失去了“人性”刻畫的豐富含義，也淡化了人生關懷的宏旨，其文學價值便要大打折扣，其現實意義也值得懷疑。

馬克思主義的文藝理論，對于文學作品的“思想性”與政治屬性十分重視。恩格斯在寫給斐·拉薩爾的一封信中談到，《濟金根》的“主要人物是一定的階級和傾向的代表，因而也是它們時代的一定思想的代表”。試看現當代小說，包括獲得“諾獎”、“茅獎”的作品，有與政治思想無關的嗎？沒有，不與“這樣”的政治思想有關，便與“那樣”的政治思想有關。作者無論使用何等樣式的筆法，也無論故事情節如何“東西南北”，作品給予人們的感染與思考，無不與社會政治絲絲牽連，無不體現著文學“思想性”的精神力量。

文學作品“藝術”造詣的深淺與“思想”境界的高低，兩者是衡量作品的基本標準，而“思想”是靈魂。靈魂卑俗的作品，文字再好，充其量不過是一只悅目的紙鳶，只可在風中飄舞，不能在大地生根。凡是既不能為人間世界啟迪光明，也不能使人的精神得到升華的作品，是不會有永久的生命力的。

習近平總書記《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指出：“一切創作技巧和手段最終都是為內容服務的，都是為了更鮮明、更獨特、更透徹地說人說事說理。背離了這個原則，技巧和手段就毫無價值了，甚至還會產生負面效應。”深刻理解習近平總書記重要講話精神，對于重視文學“思想性”，弘揚文學正能量，克服文學的頹靡之風，推進文學創作更加健康繁榮發展，無疑是十分必要的。

（作者系山東省濰坊市作協原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