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委會辦公室。老書記在，新書記在，被采訪對象徐凡喜也在。

我和徐凡喜并排坐著，中間隔著一方小茶幾。老書記坐臨窗，新書記坐我們對面，其他人員或坐長條沙發，或坐辦公桌旁。

徐凡喜并不排斥我的采訪，甚至很努力地想配合我。我說：“咱們隨便聊。”他拽拽帽檐，正正那頂早已戴舊了的帽子，一只手揮起來，這自然是要打開話匣子的姿勢。可惜憋了半天后，他說：“嗯，對，是的。反正——，這些年——，就這么過來的。”然后就把手放下了。

我盯著他，他本來就是黑紅臉，這會兒的臉膛看上去更多了些紅色，袒露出誠實和羞澀。我說：“幾十年的時間，你在一個小小的崗位上從未挪動過，一直和村里的老少爺們兒打交道，為他們做了那么多的事，你隨便說幾件你覺有趣的，或者印象深的，咱們閑聊嘛！”他一聽，又把手舉起來了。我想這回應該有戲！可惜把手舉過一陣子之后，他說：“嗯，對，是的。工作——，就是——，這樣嘛！你不好好干怎么行？就得——，干好。”我一直等著，但他那邊卻已經沒有了下文。

我只能把跟徐凡喜的交流往后放放。我求助于新書記。新書記已經不新，所謂的“新”不過是跟老書記比較而言。新書記說：“凡喜這人吧，對工作那是出了名的耐心，細致和扎實沒得說，幾十年如一日。”新書記的這幾句話，作為介紹一個人物一件事情的開場白還是不錯的，但問題是他的開場白就是他的正文。

老書記跟徐凡喜打交道的時間當自然更長一些，徐凡喜的“底細”應該都掌握在他手里，我希望能從老書記嘴里淘點干貨。老書記說：“應該是從1973年，到今天差不多50年了。他就是這樣，兢兢業業地，一直干，幾十年如一日。”很簡潔，說完了。仿佛我所采訪的人不叫徐凡喜，而是叫“如一”。

陪我一同前往的一干人，在屋子里急得團團轉，顯然他們都在為我著急。因為他們在一旁聽得很清楚，三個人講完，概括起來也就倆字：如一。

采訪陷入一種尷尬。其實這已經不是我跟徐凡喜的第一次見面。一年前，在參加東營市墾利區文聯組織的一場活動時，我順便提了個小小要求，那就是當地有沒有奇人異事，可以見一見，講一講，聽一聽。他們說：“有啊！”

他們向我推薦了徐凡喜。推薦理由是：這個人從1973年1月開始擔任永安鎮鎮南村的村文書，一直干到今天還沒有卸任，在同一個崗位上連續工作已經48年，他最大的愿望是希望組織上能給他機會，讓他干滿50年。

我一聽，這理由絕對立得住！

見面很倉促，只能穿插在活動之間進行。臨時安排的見面地點是在博物館一間小小的接待室里。當時正值冬天，天氣有些冷，房子里沒有暖氣，簡短的寒暄后，我簡短問了幾個問題，徐凡喜簡短地作了回答，便沒有再往下繼續。活動沖突是一個原因，天氣冷是一個原因，主要我是想遇上這樣的人這樣的事，須得拿出正經時間深入接觸才是。文書是個官嗎？不是。干文書能發財嗎？不能！為老百姓那些針頭線腦的事心無旁騖地去做不煩嗎？不煩。做這些事自己額外有什么好處嗎？沒有！那這樣的人和事便足以值得關注。

據中間人介紹，一個破舊的黑色公文包，一身洗得發白的藍灰制服，一輛很有時代感的金鹿牌大梁自行車，是他這幾十年的標配。鎮南村600多村民，無論是誰、無論何時來找他辦事，他從無二話，如果是在田間地頭就趕緊跑回家，如果是正在吃飯就趕緊放下飯碗。平時，更是不辭辛勞地每家每戶地宣傳黨的惠農政策，發放宣傳資料，挨家挨戶地上門登記糧食、棉花種植面積，進行殘疾人摸底、低保戶核查、農業普查，事無巨細地發放布票、糧票、糖票、烈軍屬撫恤救濟款、困難黨員補助等。四個自然村，一圈下來就是七八公里。有時上面材料要得急，他只能耽誤和推遲自家的農事勞作，哪怕不吃飯不休息，也絕不推遲上報時間。早期集體時還好些，后來分田到戶了，忙多了大家的事，就得荒自家的田。

我的計劃很簡單，找機會專門拿出時間，先跟徐凡喜本人進行溝通交流，然后到他家里去，爭取跟他家人見上一面，然后從他和他家人的敘述中理出線索，然后再有針對性地去找部分村民進行核實和補充，最后再聽聽村兩委和鎮里的意見。于是在事隔一年后，我第二次來了。但沒想到我的計劃首先在徐凡喜這第一關便卡了殼。

我說：“老徐，上次見面時，聽說你記了好多筆記本，一切原始的資料都在，能不能拿出來看看。”這一說，仿佛救了他，他從坦誠和羞澀里快速站起來，從他辦公桌抽屜里抱出來一摞樣式不一的破舊本子。我打開那些發黃的紙頁，慢慢開始翻，并隨手拍下了幾張手機圖片。

對徐凡喜的這些筆記本，我完全可以獨自翻，甚至可以暫時借來，拿到住處去專門細心研究，但我一邊翻一邊沒話找話地問，目的就是希望通過與徐凡喜一起翻看這些陳年歷史，去喚起他的記憶、勾起他的回想，然后解說其中的人物和所發生的故事。但徐凡喜只是認真地附和著我：“嗯。對。是的。就這樣。不認真不行啊。哪能煩？”如此而已。等于我這一招又失敗了。

屋里差不多只剩下我們兩人在翻閱筆記本，且一翻就是兩個多小時，從上世紀70年代一直翻到了改革開放之后。徐凡喜的為民服務史，自然也是鎮南村、永安鎮、墾利區的發展史，甚至也足以折射出整個東營市的快速發展。

當我們一行人離開鎮南村時，天色已經不早。車子很快駛入城區，車窗外，一排排樓房整齊排列，道路兩旁綠樹成蔭。陪同的區文聯主席董振宇說：“你打算怎么辦呢？他不善表達，什么也沒說出來。”我說：“他能說出來，當然更好。可如果我們的主人公一上來就跟有萬般準備似的，頭頭是道，滔滔不絕，講得有聲有色，甚至非常高大上，我倒覺得這個典型便很值得懷疑。而且，他如果真是這樣的性格，那么我相信，在平凡得不能再平凡的村文書這個崗位上，他連10年也不會堅持下來，更不用談50年。他談不出來，確有他性格內向、訥言的原因。但問題的關鍵還不在此，而在于他這些年并沒干過一件大事，他也試圖想說，但或許話到嘴邊，他才發現自己幾乎沒有任何一件很完整很壯觀的事可以拿出來給大家說叨說叨，甚至炫耀炫耀。”

董振宇主席說：“那你怎么寫呢？”我說：“有些采訪，并不為寫出來。”

我的意思是，在別人看來，我的采訪可能算是失敗了，而我自己卻覺得，或許我的采訪已經完成了。我有幸認識到這樣的人，被他感動，這就夠了。他在我心里已經很“沉重”，但真寫出來后是否就一定能感動和影響到其他人，我并不敢肯定。

生于1950年的徐凡喜，黨齡36年的徐凡喜，是一名普通群眾，也是一名普通黨員。一直默默無聞地干，最后歸于默默無聞，這或許正是他所追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