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在參觀智利國家歷史博物館時留意到一幅尺寸巨大的油畫：智利畫家何塞·梅塞德斯·奧爾特加作于1897年的《圣地亞哥城保衛戰中的堂娜伊內斯·蘇亞雷斯》。占據畫面中心位置的，是一個一頭黑色長發的持劍女子，典型的西班牙女人的長相。她的一身戎裝，上半身是金黃色，下半身是大紅色，這種色調搭配不僅使她在一眾西班牙武士中格外顯眼，也可能暗示著她的西班牙人身份——這是西班牙國旗的顏色。畫面中的戰斗是激烈的，血腥的，敵人的矛尖已經近在咫尺，西班牙武士們操縱火槍進行還擊，他們還把敵人被砍下來的頭顱高高揚起，這大概也是一種有效的還擊手段。油畫旁邊的展板上介紹了作為西班牙殖民地的智利的開端：“佩德羅·德·巴爾迪維亞于1540年離開庫斯科，沿著阿爾馬格羅返回時曾走過的那條沙漠之路，向著那個以土地貧瘠和充滿敵意的居民而著稱的地帶出發。陪伴他的是一隊人數稀少的西班牙人和印第安人仆役，除此之外，還有英勇的伊內斯·蘇亞雷斯，她是這支探險隊中唯一的白人女性。”伊內斯·蘇亞雷斯（Inés Suárez，1507-1580）是被智利官方歷史承認了的女性征服者，她從西班牙來到南美洲，參與了從秘魯向南的遠征，見證了圣地亞哥城的建立，也親身參加了在圣地亞哥定居的西班牙人和當地土著人之間的殘酷爭戰。這些史實都被智利著名作家伊莎貝爾·阿連德（Isabel Allende）寫進了她的歷史小說《我親愛的伊內斯》里。

這部初版于2006年的作品，其西文版在亞馬遜網站上的評分目前為4.7/5，英文版為4.3/5。作為享譽西語世界和英語世界的暢銷書作家，伊莎貝爾·阿連德自然不會錯過如此寶貴的題材。西班牙征服美洲的歷史本就為探險、戰爭、陰謀、情愛等主題提供了豐富的創作資源，更何況主角還是個女人！我們可以看到，這部小說對那段歷史的認識是破除了一些慣有的偏見的：既沒有把西班牙人描繪成一幫毫無人性的侵略者，也沒有把他們當作傳播文明的英雄來歌頌；既沒有把智利土著人描繪成一群等待被開化、被拯救的野人，也沒有把他們塑造成保衛家園的英雄——畢竟，在大多數情況下，讀者一直是跟隨著伊內斯·蘇亞雷斯的視角來經歷她所經歷的一切。用阿連德自己的話來說：“征服是一次種族滅絕，也是一篇充斥著貪欲和鮮血的史詩。這段歷史發生在500年前，我就是這段歷史的產物，因為我也不是印第安人，而是混血的產物。”在阿連德看來，智利就是在西班牙人與馬普切人爭奪后者原有的生活空間的血腥戰爭中誕生的，他們都是智利人的祖先，他們既交戰也交流，從而締造出一個新的混血民族，正如小說中伊內斯的殷切希望：“西班牙人高貴的血液和馬普切人不屈服的血液混合起來，將來會生出無比高傲的民族。”這種調和的立場，有助于小說受到西班牙讀者和拉美讀者的普遍歡迎。小說還被改編成同名電視連續劇，由西班牙和智利兩國的演員共同參演，2020年上映。關于這部電視劇，有一個耐人尋味的細節：2019年該劇在智利拍攝時，正趕上由地鐵票漲價引發、從首都圣地亞哥擴展至全國的社會危機。聲勢浩大的社會運動將新憲法的修訂推上了議事日程，新憲法將取代皮諾切特時期制訂、沿用至今的舊憲法，很可能將承認以馬普切人為代表的智利原住民的公民身份和政治權利，他們是長期被智利官方所忽略的、無視的。阿連德的歷史小說在對待原住民的問題上，可以說是政治正確的。

同樣聚焦于西班牙征服美洲歷史中女性形象的歷史小說，我還能想到墨西哥作家勞拉·埃斯基韋爾（Laura Esquivel）出版于2005年的《瑪琳切》（Malinche）。埃斯基韋爾和阿連德都是憑借著一部兼具鮮明的魔幻現實主義色彩和女性視角的長篇小說一舉成名（前者是《恰似水于巧克力》，后者是《幽靈之家》），成為出版社熱捧的暢銷作家的。在《瑪琳切》中，埃斯基韋爾讓瑪琳切這位為西班牙征服者提供合作的墨西哥土著女性擺脫了叛徒、帶路黨的歷史罪名，肯定了她在墨西哥混血民族誕生的過程中所做的貢獻。墨西哥人的誕生可以由這樣一個事件來作為象征：西班牙征服者殺死了土著男人，強奸了土著女人，生下了混血后代。智利人的誕生則有所不同。西班牙征服者在美洲南方雪山腳下的濕冷之地遇上了極難馴服、驍勇善戰的馬普切人，他們從未被西班牙人已經征服的印加帝國奴役過，令西班牙定居者難以扎穩腳跟。智利國家歷史博物館在講述智利混血民族的誕生時提到，除了在西班牙人的定居點生下的以西班牙人為父、土著女人為母的混血兒外，還有一種混血兒誕生在馬普切人的地盤上，是馬普切人把西班牙女人搶走后出生的后代。

伊內斯還算幸運，沒有被馬普切人強擄為妻。在小說里，當西班牙殖民者的定居點——圣地亞哥城的雛形——遭受馬普切人襲擊時，她會和男人們一樣拿起刀劍投入戰斗。但更多的時候，她會做一些建設性的工作，而非打打殺殺。她也不像男性征服者那樣狂熱地追求金銀。她滿懷熱情地投入蓋房子的工作，她指揮女人們和印第安人仆役制作各種生活用具，她精心設計了不讓任何人挨餓的食物供應系統，還養殖牲口、種植小麥、蔬菜、水果和花卉，并且愿意向當地人學習耕種和澆灌的方法。當西班牙人和智利土著人交戰正酣時，她的印第安女仆卡塔麗娜會偷偷溜出軍營，和當地的印第安女人交流藥方——這個細節揭示了征服歷史的復雜性。西班牙人不單單是靠自己，也是靠著被他們征服的印第安人的幫助去進行新的遠征的；在征服的過程中，殺戮和交流同時進行，侵略者會學習、吸收被侵略者的文化成果，被侵略者也會向侵略者學習，在這后一方面，馬普切人表現得相當出色，他們用從西班牙人那里偷師而來的步兵陣法還治其人之身，給訓練有素的西班牙軍人施以重創。馬普切人抵抗征服的赫赫戰績，并不是伊莎貝爾·阿連德的杜撰。他們確實贏得了敵人的尊重。被奉為智利史詩的《阿拉烏戈人》（La Araucana）就是參與智利征服的西班牙軍人阿隆索·德·埃爾西亞（Alonso de Ercilla）寫下來的，詩中的智利土著人被描繪成一個勇猛、高貴的民族。阿連德的小說不僅引用了這首史詩的一些片段，也對這部文學經典的失真之處提出了批判。伊內斯說：“當我們第一批西班牙人在這片土地上征戰的時候，阿隆索還只是馬德里的一個小屁孩，他參與智利的征服已經是后面的事了……我對馬普切人的英勇無畏和對土地的摯愛深懷敬佩，但他們絕對不是充滿同情心和柔情的典范。阿隆索描寫的關于他們男女間的浪漫情感，在現實中完全不存在。每個馬普切男人都擁有好幾個女人，他們把女人當作勞動的奴隸和仆人，這也是經被俘虜的西班牙女性所確認的事實。”馬普切人的一夫多妻，以基督教教義來看就是淫亂，在西班牙人眼里是野蠻未開化的表現，為西方文明的征服提供了一個理由。但伊內斯也承認：“西班牙人也沒有好好對待僅作為縱欲對象和奴仆的印第安女性。”她還會站在敵人的角度看問題，會做換位思考。為什么馬普切人不像阿茲特克人和印加人那樣容易屈服？因為這些“以天為被、以地為席”的人不要建城立業，不圖養尊處優，他們只要自由。“如果有外國入侵西班牙，讓我們接受他們的傳統和宗教，我們西班牙人會怎么做？肯定會抗爭到底。”伊內斯就像一個睿智的祖母，對歷史做出了較為公正的評判。她的目光甚至是洞悉未來的：“我們西班牙人和馬普切人是旗鼓相當的敵手，都是勇敢且殘忍的，都注定要在智利生活下去。他們是比我們來得早，所以他們的確更有先決權。但是，他們也無法趕我們走，目前看來，我們也很難和平共處。”她提出的這個問題，在智利延續至今，就是原住民身份如何被納入現代國家的問題，至今都沒有得到很好的解決。

伊內斯對馬普切人最為贊賞的，就是他們的自由精神，這正是她最為珍視的東西。和她的男同胞不同，她來新大陸既不是為發財也不是為功勛，就是為了能無拘無束地生活。用她自己的話說，“在那片新天地，所有人都是自己的主人，無須向任何人俯首；可以犯錯并立馬重新來過，像換個人一樣，過另外一個人生。……在那遙遠的土地上，誰都不認識我，我是自己的主人。”美洲一開始是這個西班牙女人心目中的烏托邦，到最后成為她真正認可的家園。以往在西班牙語里，“自由”（libre）這個詞一旦用在女人身上，往往有放蕩、不檢點的含義，可見傳統文化對女性的束縛之深。毫無疑問，如果伊內斯沒有來新大陸冒險，到頭來“只會是一個又窮又瞎的老太婆，不分晝夜地靠縫補謀生。”小說第一章講述了伊內斯在西班牙度過的歲月，足見女性在舊世界如囚徒一般的悲慘命運。她沒有生育，這在旁人眼里是女人的一大缺陷，卻成為她得以闖蕩新世界的一個有利條件。在新大陸，她經歷了豐富的情感生活，心甘情愿地成為智利征服者佩德羅·德·巴爾迪維亞的情人，陪同他出生入死，愛得轟轟烈烈。阿連德評判伊內斯這個歷史人物的時候說，她“挑戰了所有的陳規，是一個非常現代的女性”。顯然，她有意往伊內斯這個小說人物的身上注入了一些“現代性”。伊內斯懂得為自己做決定，會在受到男人的傷害或騷擾時狠狠地發出回擊，在管理定居點的龐雜事務時表現得像一個現代企業的女高管……她還不憚在自述中透露自己的床笫體驗。在和佩德羅·德·巴爾迪維亞的交歡中，是她占據主導的位置：“我把他摟到胸口，感覺他的心跳、他的體熱和他男性的味道。佩德羅在男女之事上還有很多要學習的，但我們不著急，我們還有余生可以慢慢來。我會是個好老師……佩德羅只有從動物身上和軍旅生活中學到的唯一一點男女知識，認為女人總是順從配合的，而男人是占據主動掌控全局的……好在佩德羅懂得把男人那套留在門外，在門內按我的那套行事。”這個在新大陸受她“調教”的佩德羅·德·巴爾迪維亞，還有一個妻子在西班牙。他倆的“通奸”行為是嚴重違背天主教教義的。伊內斯·蘇亞雷斯的情婦身份成了她的一個歷史“污點”，阿連德顯然想以“真愛”為她的行為賦予一些合法性。

一如《幽靈之家》，《我親愛的伊內斯》在敘述智利波瀾壯闊的偉大歷史時，也揉進了一些魔幻元素。在伊內斯前往智利谷地的漫漫征途中，亡夫胡安的鬼魂時時出現，攪得她心神不寧。塑造女英雄，走政治正確路線，在敘事方式上盡量不給讀者造成困難，再加點魔幻現實主義，這似乎成了伊莎貝爾·阿連德在圖書市場成功的秘訣。但是，一個作家如果只會不斷復制自己的成功程式，終歸會流于平庸。或許正因為此，羅貝托·波拉尼奧就稱伊莎貝爾·阿連德是“寫手”（escribidora），而不是“作家”（escritora）。伊莎貝爾·阿連德對波拉尼奧也沒有什么好的評價，她覺得這個人“從來不會說誰的好話”。有鑒于他們倆的緊張關系，我在我的書架上從不把這兩位智利作家的作品擺在一起。

不管怎么說，對于想了解智利的中國讀者來說，《我親愛的伊內斯》確實是一個足夠引人入勝的故事。在這個以第一人稱女性講述的故事里，智利不是被西班牙人發現的，也不是馬普切人率先建起來的，而是在西班牙人與馬普切人的血戰中誕生的。它是伊內斯主動選擇的人生歸宿，是西班牙探險隊在一路向南穿越了茫茫沙漠后遇見的一片伊甸園，也是馬普切人拼死捍衛的土地。伊內斯追求新生活，愿意一磚一木地建設好新家園，最終也如愿以償；一心要在智利找到新的金礦以求暴富的西班牙征服者，到最后也算如愿以償——被俘后，馬普切人把熔化的黃金灌進了他的嘴里。這多少有一點寓言的意味：智利的美好未來，不是靠它地底下的礦產資源，而是靠扎扎實實的從無到有的建設，以及一個包容的共同體的建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