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偉小說集《婦女簡史》由《敦煌》和《樂師》兩個中篇構成。《敦煌》是主曲，《樂師》是和聲。《敦煌》落筆輕盈，敘述利落，情節(jié)簡練，順水推舟，三兩下就把故事帶到頂點并果斷結束。《敦煌》的故事內核是類似《包法利夫人》《安娜·卡列尼娜》或《紅字》那樣悲傷殘忍的女人淪陷故事。故事從主人公小項大學畢業(yè)來到永城進入電視臺從事節(jié)目文案策劃開始，講述一個女人從單身女青年到婚后十余年所經(jīng)歷的沒頂之災與人生之殤。人生的幽暗之門一扇扇打開，內在世界推動主人公一步步往前走，各種人物和事件充斥的外部世界引爆一路地雷等候她，必然相遇，迎面相撞，小項僅保得性命，在對過往的恐懼和未來的疑問中，丟盔棄甲離開永城，孤身往西游走，到達敦煌，終至拉薩。小說最終停止于小項在布達拉宮和拉薩河邊對過往人生形而上的思考中，留下懸疑，未給答案。

《敦煌》再次顯示了艾偉對于女性的平權之愛。變化的是，《敦煌》中篇的長度跟艾偉自身敘述立場的后撤有關，他放棄了對現(xiàn)實全景的表現(xiàn)和全然把握，只以一束微光探照人物的一段歷程，以局部探討全部，以個體燭照整體，以內心反映外部，以具體存在探討形而上學，《敦煌》以縮微版的“婦女生活”探討關于心靈世界的三重辯證。

第一重辯證是由本能、熱情和體驗好奇構成的內在世界驅動個體行為。小說中的小項仿佛是個生命實驗體，從一張白紙到墨跡斑斑，她帶著對情感婚姻、生命欲望和道德邊界的重重疑慮進入社會，在和異性的震蕩關系中失去最初的單純和完整，同時收獲生命的歷練和苦痛，被迫反觀自省和超越升華，能否迎來人生新的轉機要看到達拉薩后的未來故事，但未來故事在小說中沒有打開即告結束。小說中，推動小項生命進程的原動力是欲望、好奇和對兩性關系探秘的熱情，日常之下涌動的內在世界推動小項獲得更飽滿的人生體驗，最終這種體驗又以不可控的反撲力量席卷和吞噬了她在社會秩序和規(guī)律中的日常生活。兩者之間驚濤駭浪的互動關系在小說平靜的敘述下完成，艾偉是一個永不厭倦對人的內在世界有長久興趣的作家。

艾偉以平權之心對待女性的生命需要和尊嚴，他多次談到尊崇“個人真理”，用小說的方式把這種復雜性呈現(xiàn)出來是更高層次的人文主義。《敦煌》讓我們想起《安娜·卡列尼娜》《包法利夫人》《紅字》和《紅與黑》，這些故事的核心都是女性所聯(lián)系的自然（情感）與男性所聯(lián)系的社會（理性）的本源矛盾。《敦煌》表現(xiàn)了自由時代女性的另一個險境，自由使她們避免成為閣樓上的瘋女人，但自由選擇的后果卻導致自由之后的危險關系和內在壓力。小項在婚前沒有充分的情感體驗、對婚姻對象妥協(xié)的選擇和婚后在情感中的盲目自我驅動，為她的悲劇埋下了不可避免的后果。這一切并非僅是個體屬性，它具有女性的類屬性。艾偉寫出了這一個個體形象，也就寫出了這一類心靈世界。

第二重辯證是個體心靈受各種物質、他人和關系構成的客觀之力的作用。事事不同，相同的是事事背后人類恒定的心靈結構。《敦煌》中小項的周圍圍繞著從她出生、成長到經(jīng)歷世事的一系列他人和事件，這些形成了潛伏的力量，是人生歷程中難以逾越的黑洞。環(huán)境之力形成個體心靈的一種內在需要，主動尋找，難以舍棄，母親傳給小項的鑲著象牙月季花的紅色盒子濃縮著小項的原生家庭源頭，當母親在小項結婚時將這只盒子傳給她時她是幸福的，覺得已離婚再嫁的母親對她要比對再嫁再育后的孩子更好一些。小項依靠這只盒子所獲得的心靈世界彌補的滿足，表現(xiàn)為她把所有的秘密都藏在這只盒子里，而這只盒子最終成為她與丈夫陳波危險關系的一個地雷和一個魔咒。

艾偉曾說，“和現(xiàn)實的聯(lián)系最關鍵的是這個時代最深邃的部位，即時代意志”。盒子是環(huán)境的一部分，它存在在房間里，存在在小項過去的生命里，也存在在一種廣泛的客觀之力中。盒子是客觀世界的隱喻，小說家借小項將欲望釋放寫進日記里、日記存放在盒子里、盒子被埋在地底下，盒子被取出放在祭祀的桌上等系列事件，呈現(xiàn)客觀世界和主觀心靈之間的反復糾葛，呈現(xiàn)了客觀世界對主觀心靈掌控性和毀滅性的強大作用。《敦煌》借小項的心靈、陳波的心靈、韓文滌的心靈、盧一明的心靈及心靈之間的相互作用寫出了一種時代意志的客觀之力。

第三重辯證是個體心靈化身旁觀者求解生命體驗的形而上學。艾偉近年的創(chuàng)作在敘述者立場上呈后撤趨勢，《風和日麗》等長篇中所持續(xù)的對女性內在世界的開掘，在《敦煌》中得到延續(xù)又有新變化。小說家降低對人物內心世界把控的自負和力度，放棄全景的呈現(xiàn)和全然的確定，只以一束微光照進一段人生歷程，將客觀的倒影投射在人物的心靈上，將生活的可能和探幽的權利交給讀者。小說人物在思考他們的過去，讀者思考人物的命運，讀者也在思考自己的人生，小說或許能給讀者一種啟示，生命升華的一種方式是將苦痛融化做自己的藝術家和哲學家。

《敦煌》中的盧一明一個是立體的有沖擊力的形象，他是時代的一種符號，和韓文滌構成現(xiàn)實世界中男性社會的兩個極端，韓代表秩序，盧代表本然，他們都以一部分缺陷和病態(tài)獲得這種代表感。韓放浪形骸又清醒自覺，似強大實則軟弱，向往愛又逃避愛，沉溺聲色又向往崇高。盧一明引導小項走向敦煌，最終小項在敦煌聽到關于盧一明和他女友之間兩個完全不同的故事版本。不同版本的兩個故事仿佛是現(xiàn)實和理想的一組箴言，人們在現(xiàn)實中墮落異化，在想象中自我升華。這種錯位之所以發(fā)生，就在于人能一邊行動一邊思考，一邊實踐一邊想象，一邊墮落一邊升華。盧一明是個向死而生的人，他對自己墮落的同步批判和懺悔顯示了他是一個人，是一個能思想的、軟弱的人，也是一個渴望升華的人。他對愛的體驗、人生的經(jīng)歷、關系的錯置使他思考自己最好是怎樣一個人，那樣一個為愛獻出全部的崇高的人，是盧一明關于自己理想的模型。事實如此的可能性很小，現(xiàn)實中完全不同的故事版本消解了愛的崇高和理想模型的概率。這種消解不動聲色又洞見真相。

艾偉敘述立場的后撤借助一種新的形式加強文本在形而上學上的穿透力。這也表現(xiàn)為《敦煌》和《樂師》和另外一個短篇《最后一天和另外的某一天》中的重要人物都從事某一種藝術工作，人物職業(yè)的設置既反映了現(xiàn)實分工格局，也為實現(xiàn)這種生命的形而上學提供了敘述便利。小說家設置了一個建立、參與和構架在故事情節(jié)之上的藝術品，用來形成一面鏡子折射和概括小說人物的生命體驗，《敦煌》是舞劇，《樂師》是瑪祖卡舞曲，《最后一天和另外的某一天》是話劇《帶閣樓的房子》。小說家和小說人物都參與了這個藝術品的創(chuàng)作過程，給予小說人物化身旁觀者求解生命形而上學的機會。生命體驗、藝術概括和哲學思考所構成的豐富層次感，使中短篇的文本力量得到加強，也提升了小說的智性境界和哲學維度。人類有別于其他物種的高貴之處，正在于超越體驗，能反觀、內省，將體驗提煉成藝術獲得洗禮，并在思維中形成超體驗的形而上學。

《敦煌》中周菲創(chuàng)作中的舞蹈《婦女簡史》貫穿小項的生命過程，“一男一女兩個舞者把手中的刀子刺入彼此的心臟”，折射出小項和陳波的危險關系，舞劇中“慈悲莊嚴又帶一絲恐怖氣息的誦經(jīng)聲”和小項到達布達拉宮后聽到的“闊大的仁慈的在整個殿宇縈繞”的誦經(jīng)聲形成呼應。小說結尾，小項在布達拉宮的佛殿中哭了，回顧一段人生流下了洗刷一切的眼淚。眼淚成為回望生命的一道帷幕，讓她看到命運，看起來過去做的每一個選擇都是自己作出的，可回過頭去看，還是見出無處不在命運的照拂下。“好像青色的另一邊就是天國”，在極度的俗世體驗之后感受到另一邊的天國，是生命自覺和形而上學開始的一個起點。

小說既是經(jīng)驗的容器，也是精神的謎面，生活的謎底是無限敞開又迷途重重的，罪與罰的循環(huán)環(huán)環(huán)相扣，命運之手拂過的不見得都是喜劇收梢，我寧愿相信《敦煌》結尾沒有那個“叮”的一聲進來的“你好嗎”短信。不過或許艾偉一直希望書寫樂觀和溫暖的人生信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