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藝想》（Artful）既講述了一個感人的悼亡故事，又是一部禮贊閱讀和閱讀的力量，表現文學與藝術療愈能量的書。

這是當代蘇格蘭著名作家阿莉·史密斯的作品，發表于2012年，次年榮登首屆以“突破模式或拓展小說形式的可能性”為宗旨的“金匠獎”短名單。作品融文學虛構和學術隨筆于一體，以第一人稱“我”的敘述口吻，講述愛人離世后，“我”久久沉湎于哀傷，無力自拔，最后憑借閱讀，慢慢走出悲傷孤獨的黑暗隧道，重見天日，回歸正常生活的歷程。

人世間的痛苦莫過于生離死別，至親至愛的離世，可以是人生的至暗時刻。喪親之痛不僅影響正常生活，還影響一個人的身心健康，嚴重的甚至造成心理疾患。作品以一首古老的悼亡歌謠作為引子，描寫主人公喪親第“12個月零一天”的狀態：時間沒有治愈悲痛，“我依然失魂落魄，甚至更加失魂落魄”。愛人的離世，意味著兩人共同生活的結束，然而人非物是，曾經“我們的書房，你的書桌，我們的書”，如今都成了“我的書房，我的書桌，我的書”。形單影只，書房成了“我”痛苦難耐時唯一的去處。書桌上原封不動地堆放著愛人生前還在寫、尚未完工的4個講演稿。為了使自己振作起來，“我”隨手從書架里拿了本書來讀，是狄更斯的《霧都孤兒》。它成了“我”痛失愛人“12個月零一天”后讀的第一本書。

然而，對于一個長久沉浸在哀傷中的人來說，閱讀談何容易。曾經與愛人共度的每一個日子成為時刻縈繞“我”的記憶，每一種曾經一起生活的模樣，吃飯、睡覺、看書、觀影、斗嘴、出游，隨時隨地如潮水般涌來，瞬間將“我”淹沒。“我”終日精神恍惚又精疲力竭。剛坐下看幾行，各種幻覺紛至沓來：幻聽有人敲門；幻見一個愛人模樣的人衣衫襤褸、風塵仆仆地推門而入，見他坐下看電視，往口袋里裝東西：水杯、鑰匙、信用卡、鉛筆刀……“我”總是與“你”不期而遇，在下班回家的路上，遠遠地就聞到“你”在家的氣息；半夜夢中醒來，幻見“你”睡在身邊，燈光下“你”的睡姿輪廓依稀可見……主人公就是在這樣神志模糊、幻覺連篇中，勉力而為，斷斷續續地讀著《霧都孤兒》。

作品的敘述從頭至尾，似性別不明的主人公“我”的喃喃自語，又似生者“我”向亡靈“你”別后深情而又幽怨的傾訴。全篇人物的對話沒有引號，似敘述者無拘無束，肆意流淌的意識流。現實與幻覺、想象交織，使作品夢幻迷離，充滿神秘詭異的氣息。散文體戲劇獨白式敘述，真切感人，讀者猶如身臨其境，時而隨“我”沉浸在對過去兩人世界的美好追憶里，那“仿佛活在一首詩、一幅畫、一個故事、一首樂曲里”的時光；時而耳聞目睹“我”觸景生情，感時傷懷，因為思而不得內心痛不欲生的吶喊：“把我劈開吧，用一把元月天空色的利刃，取鋒利的奶酪切刀，把我從頭頂一刀切入心臟，看看里面會是什么？”

愛有多深，失去愛就有多痛！這些癥狀無不表明，“我”由于悲傷過度，精神瀕臨崩潰。公司提供的休假，以及同事建議的心理診療，于“我”都猶如隔靴搔癢，無濟于事。面對無邊的悲痛和憂傷，似乎唯有閱讀，才能給“我”帶來些許慰藉和光亮。作品很大篇幅呈現的是“我”閱讀時的所思所想，以及因此心理和精神狀態發生的改變。

狄更斯的名著《霧都孤兒》，作為當年備考SAT的必讀書，“我”早在30年前讀過，本以為自己對它已了然于胸，然而時過境遷，30年的人生閱歷，加上此時的喪親心境，當“我”重新拿起那本書頁發黃、快要脫膠的書來讀時，別有一番滋味在心頭。小說世界中的每個人物，每個事件、場景，甚至某個字、詞都勾起“我”別樣的思緒和聯想，特別是當年那些被忽視的細節，如今讀來都與“我”息息相關。比如開篇，當讀到“濟貧院”三個字時，“我”聯想到自己的奶奶，因為聽父親說過，奶奶曾在一家濟貧院的洗衣房工作。從此，每看到“濟貧院”三個字，無論它在英國的哪個地方，“我”都覺得格外親切。當然，這種親切感，更來自于“我”對小說主人公身世、遭遇的深切共情。奧利弗從小失去父母的孤兒身世，使痛失愛人孤苦伶仃的“我”，產生同為“天涯零落人”認同感。當“我”讀到奧利弗來到“這個悲苦的世界”這幾個字時，聯想到了自己的處境：“我再次感覺到自己那份沉重的悲傷，那個我背負著的世界。而正好與此同時，在某時某地，也有一個人認為這是個悲苦的世界，這使我感到背上的重負好受一些。” 閱讀激發“我”深切的共鳴，讓“我”找到同伴，使“我”在生離死別的人生遭際面前不再覺得孤單。

作品中，“我”是一名城市園林工程師，相對于做文字和文學研究的學院派愛人，“我”是伍爾夫筆下一位典型的“普通讀者”：憑天性和愛好不設邊界地閱讀，對文學、藝術有著自己的審美品味和常識，不受 “文學偏見”污染和左右。作品中“我”對語言文字有敏銳的直覺和鮮活的感受力，字里行間充滿對雙關語、語詞韻律、節奏等饒有興趣的品咂和玩味。狄更斯個性化的語言，是“我”的心頭之好，“我”還喜歡狄更斯變換著花樣地稱呼小說的一個人物：滑頭（the Artful），道奇（the Dodger），滑頭道奇（the Artful Dodger），杰克·達肯斯，約翰·達肯斯先生，“仿佛他是一件變幻無窮的作品”。這些語言的藝術給“我”無窮的樂趣，使“我”在品味欣賞之間，暫時忘卻悲傷。

重讀還使“我”重溫小說中那些戲劇性的場景和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給“我”簡單純粹的快樂，和與人物同頻共振的美好體驗：“我喜歡滑頭道奇怎樣歪戴著帽子，帽子總在頭頂搖搖欲墜，卻始終安然無恙，掉不下來，功夫全在平衡的把控上！我喜歡法金和他那幫小子們如何教奧利弗演戲——以此傳授他們的偷盜伎倆。他們演得那么滑稽可笑，看得這位身世悲慘，一路哭泣、顫抖、昏厥著過來的孩子一個勁地哈哈大笑，直到眼淚從他近來見了世面的眼睛里奪眶而出”。“我”還特別提到狄更斯對奧利弗的三次夢境的描寫，其藝術感染力不僅使“我”為人類的悲苦命運而深深打動，也如歷經苦難的小主人公的夢中體驗一樣，獲得片刻置身世外的自由。

上世紀40年代美國讀者反映批評理論家L.羅森布萊特曾指出，“閱讀在特定的語境中是一種建設性和選擇性的過程”，作為一種寶貴的經驗，它對讀者當下的人生有“解放和激勵的作用”，道出了閱讀于“我”積極賦能的意義。“我”就是這樣，在書中找到自己與作家、敘述者以及人物的聯結，慢慢從悲慟抑郁中走出來。作品這樣描寫“我”在布萊頓酒店醒來時的改變：“這一夜間，我身上根本性的東西一定發生了變化，因為我拉起了百葉窗，打開了窗戶，我仰望了天空，清洗了臉龐，享用了早餐。我走到了戶外，還在海邊走了很長一段路。”這一刻，我們終于看到陽光驅散烏云，照進“我”昏暗憂傷的心房，盡管，哀傷的潮水還時不時地會席卷而來。

如果說，閱讀小說讓“我”置身美妙的文學天地，獲得莫大的情感慰藉，那么閱讀愛人的4篇遺稿，不僅得以深入對方學術世界，再次體驗彼此智性交流的愉悅，而且更大程度地拓展了“我”的私人經驗，讓“我”跨越時空，跨越現實與藝術想象之界限，與人類的集體經驗和智慧接軌。

從講稿的題目看，愛人是研究比較文學的學者，他的4個講座分別以“時間、形式、邊緣、奉獻和映照”為題，串聯起大量不同時代、地域，不同文化背景下作家和藝術家的作品。它們穿插在“我”的喪親敘事中，形成龐大的、斑斕的文本網絡，其中的主題相互豐富、深化和拓展。它們詮釋生命、死亡、愛、苦難、不朽，以及藝術和創作的真諦。比如，閱讀文學中的時間，從人類已知最古老的敘事詩《吉爾伽美什史詩》，到文藝復興時期的米開朗基羅、莎士比亞，到現代的康拉德、曼斯菲爾德，再到當代若澤·薩拉馬戈，維斯拉瓦·辛波絲卡，古往今來各個文化背景下的文學作品，無不呈現時間的強大、廣袤、無情、生之有涯的必然，以及人生苦短的現實，演繹世間萬物，除了愛和藝術，一切將不敵時間的真相。這些專題無疑應和著現實中“我”的喪親哀痛及其對藝術的思考，并從美學角度將之升華為人類普遍深層的經驗及其反映；同時，它們也是一種走向希望、完整和愛的新生的靈感和激勵。在整部作品中，它們猶如希臘悲劇中的合唱隊，評價和升華“我”的情感和心理狀態；促使“我”認識和撫平個人的創傷，擁抱人間更廣泛博大的情誼和愛。

當然，作品中“我”的閱讀對象，不僅僅是以語言文字為媒介的作品，還包括圖像藝術，比如觀看影視、繪畫和攝影作品。它們及其創作者的人生故事，同樣帶給“我”這個“普通讀者”極大的審美愉悅和寶貴的情感撫慰。從20世紀初詹姆斯·威廉姆森執導“大吞噬”到卓別林的《馬戲團》，到希區柯克的默片《房客》；從“我”百看不厭、包含童年對于幸福所有憧憬和理解的音樂劇《奧利弗！》，到上世紀60年代以及有“希臘國家明星”之稱的艾莉姬·維尤克拉基出演的電影，從法國畫家塞尚到當代日本畫家草間彌生的前衛畫作，等等，無論是銀幕還是畫布，也無論是文字，還是色彩、光影、音符，藝術在傳情達意上異曲同工，而藝術家們的創作和百般人生經驗拓展了“我”的審美體驗和共情能力。

最后，當“我”摩挲著愛人的那疊手稿，意外讀到壓在稿紙下面的一封信，用信中的話說是“一份來自過去送給將來的禮物”時，愛人的音容笑貌瞬間穿越而來，一聲溫暖又俏皮的問候，“你好嗎，寶貝”在耳邊響起，見字如面，“我”汗毛直豎。信中不僅有為某天自己“粗暴”驅趕愛人出書房行為的致歉，也有那天自己躲在書房，偷看愛人喜愛的電影，相見恨晚的“坦白交代”，還有從觀影中獲得學術啟迪和靈感的興奮分享，以及對“我”未來讀信時的想象和祝福。過去、現在和將來，現實和想象在那一刻神奇地匯聚，溫暖動人。那份知根知底、相親相愛的美好，讓“我”沉醉其間，欲罷不能。閱讀成為通靈的途徑，在陰陽相隔的愛侶間架起一座心靈感應和溝通的橋梁，在文字的世界實現了與愛人的重聚和對話。

對于閱讀，史密斯曾這樣說：“所有的書都要求我們身臨其境，它們要求我們在場。我喜歡那些能讓人有‘在場感’的作品。閱讀它們的時候，我們能感覺到自己作為讀者是活躍其間的，我們會發現我們已經完全沉浸其中，并且有一種我們邊讀邊在創作這個故事的感覺。我們需要在書里，而不是選擇逃避。這就是閱讀。”在這部作品里，我們充分感受到“我”沉浸式閱讀時與“讀品”的互動，及其在此過程中逐漸明朗的心情。正如“我”的下一個閱讀計劃里要讀的《變形記》這個書名所象征的，“我”將“劫”后重生，從喪親的陰霾中走出來，重返生活正軌。

閱讀這種在疏解憂傷情緒上的作用，使書籍早在古希臘時期就有“心靈之藥”一說，而因為在情感的宣泄、疏解、認同和支持方面具有無可替代的獨特功效，文學和藝術始終是“閱讀療法”（bibliotherapy）最為推崇的“藥材”。作為精神和情感療治，文學藝術對于現當代人來說甚至替代了宗教的撫慰。英國作家阿蘭德·波頓曾說，“現代藝術家滿足人們的心理需要，如同祖先們滿足神學的需要……經文可由文化替代，文化將是我們的新宗教。”

關于閱讀對于個人精神的滋養和療愈力量，作家史密斯在多個場合談及。由于現實生活中她對樹木情有獨鐘，她常以樹木的生長特點類比閱讀之于人潛移默化的改變。作品中，園林專家的“我”從樹木具有的抵御嚴寒、自我修復和再生的能力中獲得重生的啟示和力量，坦然地看開生死，頑強自救。她多次引用其他作家同行的話，表達自己的心聲，比如，格雷厄姆·格林論閱讀《戰爭與和平》的感受：書“猶如參天大樹，始終生生不息，始終自我更新”。還有，在為《泰晤士報文學增刊》（TLS）2018年給弗吉尼亞· 伍爾夫出版的作品集所寫的前言中，史密斯引用伍爾夫的話，詩意地表達閱讀“真正的藝術作品”的意義：每一次“新鮮的閱讀……好似流淌在它們葉子里的生命的汁液，天空和植被善于隨著季節的更替變換它們的形態和顏色”。閱讀使經典的文學藝術超越時間和死亡，萬古長青，而讀者也在每一次重讀中經歷蛻變，獲得治愈和成長。

阿莉·史密斯作為當代頗有人氣的作家，作品獲獎無數，受到評論界廣泛好評。她在創作中大量論及閱讀以及閱讀的力量。在她2011年發表的小說《縱橫交錯的世界》（There But For The）中，她寫道：“試想，一本放在書架上的書，多么安靜……只是坐落在那里，沒有被打開。然后，當你把它打開，想想會發生什么。”毋庸諱言，對于史密斯而言，打開一本書來讀，就是打開一個全新的世界。因為“通過作品傳達愉悅”，她榮獲2021年英國布盧姆斯伯里出版社創立和頒發的“閱讀之樂獎”（Pleasure of Reading Prize),該獎項評委、小說家卡米拉·薩姆茲（Kamila Shamsie）這樣寫道：

“讀阿莉·史密斯的作品，總有一種特別的愉悅感。她的讀者們讀罷掩卷很久以后，再深入感受這個世界——它是一種源于對待歡樂的嚴肅認真的愉悅。她深知世界充滿悲傷和不公，并用敏銳和感人的筆觸描寫它們，但這反而增強了她對愛，對奇跡，對藝術和友誼的頌揚。”

這段話恰好表達了我讀《藝想》的感受。《藝想》是謳歌人間真情、致敬閱讀、贊美偉大藝術的又一曲頌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