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

王彬的散文里有“三變”：一是古今觀念之變；二是現代/當代自身小傳統之變；三是寫作手法之變。作者對現代性的切身體驗、對傳統文化養分的充分汲取，共同催發了此“三變”。這種變化帶動了漢語散文文體的轉型，或也預示了下一個階段的散文走勢。

楊碧薇

散文是什么？

凡有野心的散文寫作者，都會被這一困惑所纏繞。自文學革命以來，小說的地位日益顯赫，還有越來越多的小說開始跨界，在銀幕上獲得新的生命。而新詩，始終站在每次浪潮的最前列。盡管針對新詩的爭論從未休止，但這恰好佐證了這一文體的活力。相較之下，散文呢？和小說、詩歌等文體一樣，散文早已完成了向現代漢語的語言轉型。如今，散文似乎人人可寫，但能稱之為精品的，恐怕寥寥。或許，在當下的歷史進程和文學格局中，散文之難，難在如何直擊現代性（Modernity）的核心，難在既容留個體經驗，又擴展漢語的意義邊界，難在貢獻出具有價值公約性的嶄新創造力。

因此，讀到王彬先生的散文集《袒露在金陵》時，我喜出望外，愛不釋手。這本書正好提供了一種理想的散文范型：它散發著熟悉的當代氣息，又恰如其分地保留了傳統的韻味。而王彬先生，就是這股混合氣息的香氛師，他用精到的手藝操控文字，萃取出一縷誘人的木香。

這縷混合木香的基調是“當代”。依吉登斯（Anthony Giddens）之灼見，現代性與傳統的根本區別，在于“制度性的轉變”。也就是說，此二者之間有本質的斷裂；而現代性，是在斷裂之后建立的有別于傳統的秩序。在漢語語境中，當代性亦常被提及。一般意義上的當代性，也是以這一根本性、制度性的轉變為大前提。很遺憾，與經歷了現代主義（Modernism）洗禮的新詩、搭上了敘事學（Narratology）快車的小說相比，散文中的當代性也好，現代性也罷，總顯得不夠徹底，缺了點什么味。這一“味”，由王彬先生補上了：他非常重視現代社會的經驗，尤其是尚在發展中的經驗；對于變化著的事物，他給予深刻的觀照。

例如，古人今人，對待女性的態度有何分歧？《翠屏山》寫的正是這個。王彬先生提到，在《水滸傳》的時代，美麗的女性得不到尊重，一旦犯了錯，更是命運可悲。而他早年在汽車修理廠時，卻有一名工人原諒了犯錯的妻子。同樣的事情，不同的結果。汽修廠的工人能原諒妻子，固然與個體抉擇有關，但和砍女人小腳取樂的張獻忠相比，未嘗沒受到時代觀念的影響。要知道，事件發生的一九七零年代，女性的地位已有了很大的提升，“婦女能頂半邊天”的性別觀經國家層面主導，正在潛移默化地教化著民眾。

對女性命運的關懷，還散落在《紅粉》《顧太清》《沈園香碎》等篇章中。作者寫到了關盼盼、顧太清、唐婉等人，字里行間滿是深切的同情，還有無可奈何的嘆惋。用他的話來說，就是“我依舊浸潤一種淡淡的愁惻的情緒”（《顧太清》）。好一個“愁惻”，蘊藉的正是人的慈悲心，但它并非人人皆有。王彬先生注意到，《紅粉》中的白居易就比較“分裂”，他一邊贊美愛伎“櫻桃樊素口，楊柳小蠻腰”，一邊卻指責關盼盼不以身殉亡夫。可見，從今人的角度來看舊時女性，觀念已大不相同。其實，五四新文學以降，“女性”便成為中國文學避不開的議題。20世紀80年代引入中國的女性主義（Feminism）思潮，更是帶動了社會、思想和文化領域的深刻變革。王彬先生不一定是嚴格意義上的女性主義者，但他的立場一定受到現代思想的影響，他一定是關愛女性、支持女性的。正因如此，他的文字充滿了人性的溫度，充滿了仁良的理解。

以上，是王彬先生散文中的古今之變。還有第二個“變”，即現代/當代自身之變。鮑曼（Zygmunt Bauman）曾指出，所謂當代，最顯著的特征就是流動性。“從現在開始，時空關系就變得是流程性的（processual）、不定的和動態的，而不再是預先注定的和靜態性的。” 如今的中國也是飛速變化的，太多的新事物來不及建立法度，成為新的“傳統”，便被無情地淘汰。王彬先生是北京人，北京既是古都，又是中國現代化的重要實踐場地，生活在這里，他體驗到的“變”，或所謂“流動”，自然更加直接。

他非常關注中國現代文學自身的傳統。與古典文學相比，現代文學的存在時間并不長，但毫無疑問，它已建立起某種“小傳統”。這個“小傳統”，集中展現在魯迅先生身上。《袒露在金陵》便有若干關于魯迅的篇章——這也是全書中我最感興趣的部分。這些文章以魯迅的北京生活為背景，聚焦于魯迅與朱安、周作人、許羨蘇等人的關系，探討現代文學“小傳統”之構成與流變。在《故園的女人與花朵》一文里，王彬先生提到，有一年，魯迅居住過的磚塔胡同84號將被拆除，他為此致信西城區負責人。努力沒有白費，他得到了暫不拆除的官方回應。而周氏兄弟居住過的八道灣11號，他也曾向有關部門提出建議，請求保護。王彬先生所為，體現出他身為現代公民兼文人的責任心；而其行為背后的邏輯，則是基于對現代文學自身傳統的認可。如今，這一新興的“小傳統”與城市改造照面，二者都處于當代的“流動”中。王彬先生能客觀地看待這種“流動”，并作出表率：城市是現代文學的土壤，城市化又是現代社會發展的必經階段；那么我們能做的，就是在順應歷史之大變局的同時，盡可能地去保護各種有價值的“小傳統”。

王彬先生散文的第三個“變”，是寫作手法之變。不同于傳統散文集中于對具象的描摹，《袒露在金陵》常使用散點透視，還鋪設了諸多“虛景”。請看《舊句什剎海》：

況且，況且在元時，這里的煙波較今天要浩渺許多。其時稱海，依北京人的習慣叫海子，是大運河的終點。南來運米的漕船在這里錨泊，自有一種錦帆蔽日的盛況。

這篇文章是寫趙孟頫的。在趙孟頫生活的元代，什剎海長什么樣，今人已無法說清了，王彬先生也頂多是在書里讀到過。那么，怎么去描寫什剎海，從而還原趙孟頫的生活空間，使文章的成色更飽滿呢？作者的做法，是請視覺想象來幫忙。他想象當年的盛景，“煙波較今天要浩渺許多”、“自有一種錦帆蔽日的盛況”。這種手法，讓我想到施叔青的《行過洛津》：這部小說有一個精彩的開頭，同樣是用視覺經驗還原了清代的鹿港，讀起來就像在看一幕電影。

再來看另一篇。在《瓦當，或涂滿蜜和蠟的蜂房》一文中，作者回憶當年的中央文學研究所，特意提到了北京的胡同和四合院：

在263號西部什剎海的銀錠橋之南，有一條叫“北官房”的胡同。在那里也有一座四合院，曾經作為學員宿舍。那個地方我也去過，插秧似的擠滿了各式各樣丑陋的小棚子。當然，這是現狀，而在當時自然不會是這樣。住在那兒的學員每天至少兩次穿過銀錠橋，所謂“眼波流轉在眉心處”的地方，晤對朝青暮紫的西山嵐影，怎么想都是賞心之事。現在呢？

這段話的時間線很有意思。“曾經”、“去過”、“這是現狀，而在當時”、“現在呢”等提醒我們：作者的講述已不是傳統的固定鏡頭；他用的，是電影的分鏡頭，時而講現在，時而又跳回當年，其中不乏個人想象。他的跳躍速度很快，但切換非常自然流暢。短短幾句，便將舊日北京胡同的人文和風致，簡俏地勾勒在紙上，兼含當下的主體情思。這種時空騰挪術，正是寫作手法上的革新，顯然受到敘事學的滋養，較之傳統散文已有很大差別。

最后，我再簡單地談一談《袒露在金陵》的語言，這也是全書緊緊抓住我的地方之一。王彬先生的語言自成一味，從容，古雅，散發著淡淡木香；既見真情流露，又有含蓄克制，在表現當代性時不失古典文學的神采風致。醇熟的語言，是作者多年淬煉的結果，頗見寫作的控制力。正如杜魯門?卡波蒂（Truman Capote）所說，控制力就是“始終在風格上和情感上掌控你的材料” ，《袒露在金陵》的語言、風格和情感達到了高度的統一，作者對散文文體的自信心可見一斑。總之，圍繞著散文之“變”，王彬先生在現代與傳統之間調配出一道獨特的香型，用一篇篇漫溢著迷人馨香的華章，展示出散文文體所能達到的成熟度。他的開拓，或許正預示了下一個階段的散文走向。

楊碧薇，云南昭通人。文學博士，藝術學博士后。中國作家協會會員，中國文藝評論家協會會員。學術研究涉及文學、搖滾、民謠、電影、攝影、裝置等領域。出版作品：詩集《坐在對面的愛情》《下南洋》《去火星旅行》（待出），散文集《華服》，學術批評集《碧漪或南紅：詩與藝術的互闡》。現任教于魯迅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