將文藝與魯迅關聯起來，應該從哪里算起呢？我們一般會想到1918年中國第一篇具有現代體式的短篇小說《狂人日記》的誕生，然而，待1923年《吶喊》出版，魯迅又敘述了一個“棄醫從文”的故事，于是，界限向前推至1902-1909年的留日時代，特別是他立志專門從事文藝運動的1906年。在那一時刻，一個具有潛在文藝性的生命個體，才會作出決絕的“棄醫從文”的選擇。因之，從周樹人到魯迅之前，那個從周樟壽到周樹人的過程被漸次開掘。少年魯迅的開蒙受教，與眾不同，隨孩童天性發展而來的抄書影畫和雜覽眾籍，為未來搭建起了怎樣的現代文藝接受裝置或曰知識框架？一路逆流追溯上去，再一脈暢泳下來，你會發現，文藝始終是高懸在魯迅生命上空的璀璨燈火，燭照了其一生的航向。

當然，我們在探討“文藝”與“魯迅”之間的關系時，不必將時間推到那么前面，而是聚焦“魯迅”這一筆名出現之后。這位新文學大家這樣強調“文藝”這一由日本中轉而來的現代詞匯的外延與內涵：“文藝是國民精神所發的火光，同時也是引導國民精神的前途的燈火。”

文藝燈火的照耀不必時時奪人眼目，完全可以在歷史的大幕拉開之后，隨個性淡入淡出。

1909-1918年間，文藝仿佛從魯迅的生命中淡出，成為中國新文學史上的一大話題。相對于1918年高調“吶喊”，相對于1906年棄醫從文后在東京發表文章，召喚偉美之聲、反抗之音、自由之呼號，呼吁真心之聲、維新之聲、先覺之聲、至誠之聲、溫煦之聲，以及后來殫精竭慮翻譯那些求“叫喊和反抗”的被壓迫民族的文學，歸國十年間的魯迅仿佛失語，因而在其生命歷程中有了一個“十年沉默期”的概括。尤其是1912-1918年蟄伏北京S會館的幾年，被認為是魯迅韜光養晦、不斷省思的時間段。

在這所謂的“十年沉默期”，27-36歲的魯迅難道真的一天天沉靜下來，做一些完全與文藝無關的工作嗎？不，他有別樣的聲音發出，且均與文藝息息相通，遠非真的“遽成村人”或“俟堂沉寂”。且不說《越鐸日報》以魯迅為精魂，讓東京夭折之《新生》發新聲于故土，更不說小說《懷舊》，以文言為器具，奏現代之“好音”，單說在北京這樣一個有著多樣生存空間的城市里，魯迅以“教育部僉事”的身份，在職責范圍內積極地踐行他“無法忘卻”的文藝夢，便足以將這座著名的城市與魯迅多篇文學佳作的誕生緊密地關聯起來。

魯迅鈔古碑，輯錄、校勘舊籍，便是一種獨特的文學實踐、學術實踐。這既是在搜集圖像史料，評估古代典籍，也是在運用輯佚、辨偽、版本、校勘、目錄、考證等樸學方法梳理中國文藝史，以開中國現代文藝之新局。這些看似沉默復古的行動，絕不是一個不得志的文化人對靈魂的自我麻醉，而是其兢兢業業的文化責任心的表現。他以一種反思精神和文化自覺，重新審視考量中國古代文藝的各個門類，深思中國現代文藝建構的可能路徑。這位“在寂寞里奔馳的猛士”，默默地將這心靈內外所歷經的一切化為自我的內在力量。

由“留獨弦于槁梧”到“發雷霆于孟春”，貌似漸隱而闌珊的文藝燈火，應吶喊之氣勢，終燦爛于原本寂寞的國土。

魯迅在作品中塑造出了吶喊者的自我形象。“魯迅式吶喊”的小說聲部，體現出“聽將令”下真正的創新精神。恰恰是“聽將令”的魯迅在所表現的對象里同時也表現出了自己真實的主體性。這使得《吶喊》顯現出一種灌注生氣于外在形狀的深刻意蘊，一種有別于古典文學、近代文學的內在風骨和精神。毫無疑問，“魯迅式吶喊”已經彰顯了魯迅文藝的獨創性，以及經由魯迅所顯現出來的文學作為一門藝術的特殊性，還有經典作品可以抽象出來的統一性和普遍性。這使之不僅成為能夠進行系統科學研究的對象，而且成為中國新文學的門徑和高標，具備對后來文藝創作的指導作用，甚至在文藝衰頹的時代，自然而然地被奉為準繩。拿《狂人日記》來說，盡管此篇發表之前已經有陳衡哲的《一日》和李劼人在成都創作的白話小說，而魯迅詩學的統攝力量卻使得《狂人日記》真正成為中國現代小說史的敘述起點。

對于“魯迅式吶喊”雜文聲部的體認，實則是對魯迅所開創的特別類型的文藝雜文（“戰斗的詩”）的體認。應聲于《狂人日記》之吶喊，魯迅以雜文詩性對抗五四時期時評式的局限性表達，其文學抵抗性的精神支點始終立基于決絕的主體。

“魯迅式吶喊”體現了魯迅文學之為魯迅文學的特性與一般規律，顯現了魯迅詩學的光輝。它深深蘊含在每一個具體的文本當中，生成一種普遍力量，一種觀照自我的心靈能力，影響了一代代讀者。學者們從這個基點出發，在各個方向拓寬延展了魯迅研究這門學問本身的視域。

“魯迅式吶喊”不僅體現在其文學創作之中，更體現在他的編刊策劃、翻譯研究、美育探索等領域。之后，魯迅雖歷經荷戟獨彷徨，風沙撲面，虎狼成群，但循燈火而拓荒的步伐愈加堅實，從未停歇。

文藝燈火自始至終通明于魯迅之心，燭幽暗以天光，發國人之內曜，即便肉身逝去，仍引導大眾前行。

（作者系北京魯迅博物館[北京新文化運動紀念館]研究室主任、研究館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