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安戈《我的父親和〈黃河大合唱〉》

接力出版社2021年7月版

子女為父母作傳的作品，這幾年讀過不少，張光年的兒子張安戈撰寫的《我的父親和〈黃河大合唱〉》是其中最獨特的一部作品。首先，它文圖并茂，文字通俗易懂，插圖惟妙惟肖。其次，它六萬字的篇幅，字數儉省、行文簡潔。故而，此書讀來不僅不累，反而輕松愉悅。沒有閱讀難度或門檻的它，是孩子們汲取精神養料的好讀物。

傳記以張光年的人生經歷為線索，從1913年出生于湖北光化縣老河口寫起，以于延安創作《黃河大合唱》的1939年3月為止。不是長長一生的傳記，而是截取傳主從孩提時光到將近而立之年的短傳，勾勒出張光年從懵懂幼稚到成熟的人生履歷。

十五歲加入中國共產黨成為一名光榮的共產黨員，是張光年成長道路上的標志性事件。從那個時候起，他更義無反顧地去做一件件有益同胞、有益國家的事情。在美化書店做地下聯絡工作時，他熱情接待前來買書的顧客，向年輕學生推薦思想進步的報刊書籍。“八?一三”事變之后，從屬于戰地工作團的張光年，負責上海紅十字會組建的三個難民收容所中的一個。除了參加供給食物之外，他還給逃難到此的五十多個難民讀報，教他們唱抗戰歌曲，講解抗戰救亡的道理，分享游擊戰爭的故事，為的是鼓起他們生活的信心、抗日的信心。想方設法把更多的人，從困境中從泥淖中帶出，這是張光年一直在做的事。傳播新知，宣傳愛國，是他多年工作的重中之重。如果依此斷定他只是一個手無縛雞之力的書生，一定是飽含偏見的認識。因為他從不缺乏直面殘酷現實的勇氣與膽識。

在上海，張光年加入抗議隊伍中，抗議飽含殖民色彩的電影《新土》在上海乍浦路劇場的上映。劇場附近沾滿日本海軍陸戰隊的士兵，他們頭戴鋼盔、手持步槍，槍口裝上锃亮的刺刀。即便如此，他依然和伙伴們高舉“中華民族不可辱”的標語，帶領群眾高聲抗議。當日本兵的槍口轉向人群時，他依然滿眼憎恨地盯著，沒有示弱。手無寸鐵的抗議者在刀槍齊整的侵略者面前是柔弱的，也不是柔弱的。敢于抗議，就不是全然的弱者。如果沒有鋼鐵般的意志力，就算是武器裝備最高端最現代，也會功虧一簣。這已然是被反復驗證過的鐵律，對個人如此，對國家亦如此。

愛國即愛民。心系民瘼，是偉大人物身上的顯著標簽。張光年是中國近現代亂世里涌現出的偉大人物中的一個。他的偉大尤其體現在歌詞創作之中。《五月的鮮花》是張光年在音樂舞臺上的首次亮相，給人耳目一新，讓人震耳欲聾，它從武漢傳到上海，再從上海傳到全國各地，打動熱血青年們的心。歌詞經由閻述詩譜曲之后，其悲傷的旋律感染了無數聽眾。“熱血青年們唱著這首歌，憤而參軍，沖上前線！”

此外，最應該提且不得不提的是被視為中華民族抗戰最強音的《黃河大合唱》。張安戈如此詮釋道：“他以黃河的歷史、黃河對民族的哺育、黃河的屈辱、黃河的呻吟、黃河的覺醒、黃河的怒吼為載體，展現了中華民族的頑強意志。”《黃河大合唱》為何可以激蕩起全民族的抗日熱情？為何能夠為全世界一切想要反抗的弱者送去源源不斷的力量？因為它寫的不止是黃河的一面，它寫出了黃河的許多面，把黃河寫活了。黃河是黃河，它是自然的；黃河不是黃河，它是人文的、歷史的、精神的，它是母親河。寫活了黃河，就等于寫活了不屈服的中華兒女。這僅用五天寫成的四百行長詩，是生命激情的迸發，是生命能量的釋放。它是二十六歲的張光年獻給祖國母親的深情贊歌，獻給受難同胞的奮斗交響樂。

如果沒有目睹山河一片瘡痍，如果沒有親見民眾飽受欺凌，如果沒有走上抗戰之路十幾年來的跌跌撞撞、起起伏伏，如果沒有懷抱一顆赤子之心行走人間，怎么會有傳唱不衰的《黃河大合唱》？他為祖國歌唱，為同胞歌唱，為革命歌唱，為抗戰的終將勝利歌唱。如果說《黃河大合唱》的譜寫是高潮的話，《贊美新中國》與《保衛大武漢》連同《五月的鮮花》在內的眾多作品，都是高潮即將到來前的蓄能蓄勢。它們沒有《黃河大合唱》那樣的傳唱度與影響力，卻與之同樣不可缺少。張光年是誰？他是詞作者，他也是振臂一呼的歌手。他身上最與眾不同之處在于不屈的信念。不管身陷怎樣的困境，他都不妥協，總是想盡一切辦法突出重圍。

身為張光年的兒子，張安戈寫父親的傳記之情感源頭有家庭內部的孝道，更有接過父親接力棒的愛國熱忱。這一次創作是血脈相連，更是使命推動。

在國破家亡、烽火連天的艱難歲月里，華夏大地上涌現出許許多多懷抱志向、滿腔熱情的鐵血男兒。他們是魯迅先生所言“民族的脊梁”，要么扛槍上戰場拋頭顱灑熱血，要么竭盡全力當前線將士的穩固后盾，要么以筆為刀槍宣傳愛國思想、號召民眾起身反抗。很顯然，張光年就是這樣的人，他的歌詞召喚人們在困境中不斷前行，他的人格至今傲然挺立于人世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