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不平則鳴”，這一成語源自韓愈的文章《送孟東野序》。

好友孟東野即詩囚孟郊，貶離長安，遠赴溧陽任職，韓愈作此文以送別。短短數百字文章，“鳴”出現四十余次——從自然到人世，從樂器到文學，種種天籟人語，一概緣于“不得其平則鳴”這一基本原理，“尤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

自遠古，到其所處的中唐，韓愈寫出了一個漫長的“善鳴者”序列：伊尹、周公、孔子、莊子、屈原、臧孫辰、楊朱、晏嬰、老聃、韓非、孫武、張儀、蘇秦、李斯、司馬遷、陳子昂、蘇源明、元結、李白、杜甫、李觀、李翱、張籍、孟東野……“有若不釋然者，故吾道其命于天者以解之”——東野兄啊，如果內心郁悶，就用“不平則鳴”這一天道，來寬解自我吧。

果然，以《游子吟》（“誰言寸草心，報得三春暉”）成名、以《登科后》（“春風得意馬蹄疾，一日看盡長安花”）而譽滿天下的孟郊，在五十歲開始的貶謫生涯中，不平則鳴、則善鳴，寫出《贈別崔純亮》（“出門即有礙，誰謂天地寬”）、《憩淮上觀公法堂》（“明日還獨行，羈愁來舊腸”）……最終，死于途中，歸葬于故鄉德清，韓愈揮淚作墓志銘。世界上少了一個重要的善鳴者，一時寂靜下來。

歷代志士仁人、文章巨擘，往往蒙恥蒙難于“鳴”，復成就于“鳴”。韓愈亦如此，內心耿耿不平，鳴，善鳴，長鳴不已。“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濟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而勇奪三軍之帥。”三百年后，蘇軾在潮州祭拜韓愈，作《潮州韓文公廟碑》一文，以“文”“道”“忠”“勇”四個關鍵字，為其繪就一幅生動肖像。蘇軾亦為善鳴者，為韓愈而鳴不平，于這位前輩身上，看到類似的自我：求功名，做文章，諫忠言，遭流放……

某年，我也來到潮州，站立于這一高大石碑前，仰望良久。它其實也是蘇軾乃至一切壯烈士子的紀念碑——不平則鳴紀念碑。韓愈同代好友，除孟郊，還有柳宗元、劉禹錫、白居易等等，一概能在這塊鏡子般的石碑中，看見自己榮辱于長安、悲喜于邊緣的情狀。風吹蒼生鳴不平。潮州街頭，海鮮豐盈，我大快朵頤，間雜聽當地朋友講韓愈以《祭鱷魚文》驅離鱷魚的傳奇故事。行仁愛之道，一個人方能贏得民間的持久眷戀與表達，亦真亦幻。

韓愈，字“退之”，似以此誡勉自我：不與他人，尤其是霸據朝堂的宦官爭鋒。但每臨危難，不避責任，故有“勇奪三軍之帥”之說——822年，韓愈臨危受命，拍馬奔赴鎮州平亂，不帶一兵一卒。元稹擔心，韓愈將會像顏真卿那樣死于叛軍之手，哀嘆：“韓愈可惜！”唐穆宗痛悔，急急傳令韓愈返回長安。韓愈執意前行，對傳令者說：“止，君之仁；死，臣之義。”終以辭真情切，曉以利害，使叛軍敬畏而后歸附。韓愈的力量，正是漢語修辭的力量。不平則鳴，天下不平則君子鳴，神州定。兩年后，韓愈離世。

所謂退之，實乃進之，進入史冊人心無窮已。

二

元和十四年，即公元819年，元月，長安大寒。因力阻唐憲宗迎佛骨入大內，反對興佛教而賤民生，韓愈由刑部侍郎這一高位貶黜外放，獨自踏上通往潮州的長路，連妻兒都未來得及告別。這一年，他五十二歲。

此前，803年，韓愈已被貶放一次。那一年，京兆尹李實以謊言蒙蔽唐德宗：“今歲雖旱而禾苗甚美。”遂有餓殍遍野、棄子賣女之慘狀，陳現于長安城外。韓愈義憤難平，以《御史臺上論天旱人饑狀》一文，直敘旱象帶來的災難，呼吁救濟民眾、減輕稅賦，并將矛頭直指李實與皇帝：“此皆群臣之所未言，陛下之所未知也。”龍顏大怒，韓愈被貶往陽山。現在，又一次因犯顏直諫而遭貶。“修辭立其誠”，何其難哉。辭偽而騰達，何其多矣。然“誠者，天之道也；思誠者，人之道也”，韓愈內心轟鳴著孟子的這句話，走在一條真誠而多艱的道路上，去成為人，偉大的人。

過秦嶺的時候，韓愈的侄孫韓湘，即名篇《祭十二郎文》所祭侄兒韓老成之子，追上來，陪同其走完通往東南大海邊緣處的余途。遂有詩句：“云橫秦嶺家何在？雪擁藍關馬不前。知汝遠來應有意，好收吾骨瘴江邊。”韓湘后來如何騰空而起，成為與呂洞賓聯袂飛翔的神仙韓湘子？我不知道。通過民間的想象力，把一個人安排到云朵間，解脫塵世苦難，這是一種善愿。韓湘子吹笛，一次又一次凌空飛動，俯瞰那一個堅持在大地上奔突呼告的堂祖父，悲傷不已。

二月春來，兩個人進入南陽盆地。伏牛山有力阻擋北方寒流，氣溫明顯上升。兩匹馬聞見麥苗的清香，嘶鳴不已，步履愉快許多。在一個驛站里，韓愈系馬歇息、秉燭走筆，寫下《過南陽》一詩：

南陽郭門外，桑下麥青青。

行子去未已，春鳩鳴不停。

秦商邈既遠，湖海浩將經。

孰忍生以戚，吾其寄余齡。

南陽，是韓愈的祖籍地。《新唐書·韓愈傳》曰：“韓愈，字退之，鄧州南陽人。操行堅正，鯁言無所忌。”韓愈三歲時，父親韓中卿去世。李白作為好友撰文紀念，開篇即“君名中卿，南陽人也”。他多次來南陽游歷作詩，贊美獨山蕨菜、白河水中的月亮，應該不會錯言韓中卿故籍。韓愈另一首詩《題廣昌館》，有“白水龍飛已幾春”“何處南陽有近親”，流露出對南陽的特殊情感。祖籍“南陽說”之外，還有“昌黎說”“孟州說”，我作為一個南陽人，自然是“南陽說”的堅持者。南陽人說話，大都面紅耳赤，有如鯁在喉之狀，率直無忌，似受韓愈影響。當然，韓愈其人其文，必突破地域和時代的邊界，成為整個國度的增光者，歷久彌新。他是孔、孟、老、莊、司馬遷之后，一只長鳴不停的春鳩，以清新文風，吹拂中國所有的城郭麥野。

初入仕，薪水低微，韓愈瘦骨嶙峋，靠為人撰寫墓志銘、祭文，維持家族生計。后來文名動徹長安城，上至皇帝，下至百姓，都可以是他的抒情對象。報酬豐碩，從駿馬、玉腰帶，到金條、銀子。父、母、兄、嫂過早去世后留下的幾十口族人，因韓愈潤筆而得到滋潤，在長安城里存續綿延。更多文章，源自不平靜的陣陣心痛，與私利無關。柳宗元在柳州臨終前，托孤于韓愈，并留下遺囑：請韓愈為自己作墓志銘。遂有名篇《柳子厚墓志銘》傳世，贊美柳宗元“博學宏詞”“士窮乃見節義”“自肆于山水間”，情真辭新。

韓愈另一篇墓志銘《南陽樊紹述墓志銘》，成為后世作家細細揣摩的重要文論，大約出乎他的預料。讀者、研究者，一概忽略南陽籍死者樊紹述的生平遭際，擊節贊嘆于韓愈關于修辭的種種觀點：“必出入仁義”“不蹈襲前人一言一句”“文從字順各識職”“無所統紀，然而不煩于繩削而自合也”……

一只南陽春天的斑鳩，大概也贊同韓愈這些關于“不得其平則鳴”的發聲學原理：不蹈襲前代春鳩曲譜，每一聲鳴叫，必出入于對節氣、田野、煙火人間的愛意，天然動人，拒絕木匠們拿著繩子、刀子來修飭聲腔。

在《答李翊書》中，韓愈全面闡述自己的文章觀：“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也”“惟陳言之務去，戛戛乎其難哉”“氣盛則言之短長與聲之高下者皆宜”……

這些話，似乎仍在描述一只南陽麥田里的春鳩。春鳩鳴叫聲，我聽起來，的確就是“戛戛乎”“戛戛乎”，很難模仿。韓愈也決然反對模仿他者：“辭必己出。”

三

明初文人朱右，慧眼獨具，推出一個選本《八先生文集》，后定名為《唐宋八大家文鈔》，流布至今。八先生或者說八大家中，朱右選擇了唐朝的韓愈、柳宗元，宋朝的歐陽修、蘇軾、蘇洵、蘇轍、曾鞏、王安石。這樣一個盛大陣容，深刻影響了歷代書生的內心和當下中國文章的面目。

韓愈比柳宗元大五歲，因與柳宗元父親為好友，故柳宗元一直待韓愈為長輩，呼其為“丈”。二人心志與命運，大同而小異。

大同。二人合力更新散文文體，發起“古文運動”，向先秦時代思想者、言說者的硬朗與自由致敬，反對華麗萎靡的駢體文風——用單行散句，去反對雙行整句。亦即，用一匹拒絕法度的野馬，去反對兩匹只能在車轅之間相互妥協、并肩同步的馴化之馬。而文風，其實就是世風、政風、民風。當其時，宮廷中設雕坊、鶻坊、鷹坊、鷂坊、狗坊，合稱“五坊”，豢養各類猛禽與獵犬，供皇帝打獵取樂。供職于“五坊”中的人，橫行長安，作惡多端，被稱為“五坊小兒”。韓愈做文章嚴厲抨擊之，柳宗元則直接參與罷除“五坊”的運動。韓愈贊賞柳宗元其人其文“踔厲風發”——那必然是新風清風。二人并稱“韓柳”，道同而志合，并肩遙望三百年后，歐陽修、蘇軾們次第出現在地平線上。

小異。韓愈在政治上屬保守派，柳宗元屬革新派。韓愈反對佞佛，遭貶謫，最終重回長安話語中心。柳宗元信佛，多次反駁韓愈，認為佛教讓人“樂山水而嗜閑安”，免得天下不寧。換了新皇帝，柳宗元作為前朝得意舊臣，被貶往永州、柳州，了結余生，“來往不逢人，長歌楚天碧”。

大同。不論身處廟堂或江湖，韓與柳，一概抱持經世濟民的政治理想并踐行之。韓愈在潮州修海堤，廢除女奴制，此地山水被百姓更名為“韓山”“韓江”。一年后又遷貶“雨蒙蒙兮野狼啼”的江西袁州，興學啟蒙。袁州，即當下宜春。某年，我去宜春泡溫泉，熱氣騰騰地與人聊天，才知道韓愈在此僅僅駐足數月，就讓當地人代代懷念。不知道他是否也泡溫泉以除孤寒？柳宗元在永州十年、柳州四年，鑿井、種樹、辦學，改善民生，開化民智。二人亦對南方烹飪藝術興致盎然，在往來信札中，柳宗元推薦柳州民間的青蛙吃法，韓愈回應：“余初不下喉，近亦能稍稍。”有美食、辭章這些緊密關聯肺腑肝膽的事物作為最大公約數，韓愈、柳宗元如何能成為互不相容的質數？潮州有韓文公祠，袁州有韓文公祠，永州有柳子廟，柳州有柳侯祠，分別為四座城市的旅游業做貢獻。游客連綿，誦讀兩位前人留下的名篇佳句：“江作青羅帶，山如碧玉簪”“城上高樓接大荒，海天愁思正茫茫”等等。

小異。韓愈死于長安，824年，五十七歲，葬于中原偏北的孟州，墓地如今成為景區“韓陵”。柳宗元死于柳州，819年，四十七歲。柳州有衣冠冢，收留其肉身的真實墓地在哪里呢？

某年春，在西安，我去韓愈所喜歡的曲江走了走。周遭景色一定迥異于盛唐與中唐，以“曲江”為名的樓群比比皆是，如濃妝艷抹的女子。一當地朋友說，柳宗元葬于少陵原上的西司馬村，我駕車前往探訪。西司馬村的牧羊老人，指著一塊平曠麥田，說麥苗下就是柳宗元。此處曾高聳一座大墓，后來，墓土被村人運去修路或燒磚了。這些塵世里的變動，是否打攪墓中人的長眠？或許，這里也將復建一座陵園、景區，柳宗元就會睡得不安穩了。

“日午獨覺無余聲，山童隔竹敲茶臼”。那一日，我敲了敲充滿中年氣質的保溫茶杯，麥田下沉睡的人，沒有抬頭露出地面。

四

“韓柳”這一并稱之外，另一并稱“劉柳”，即劉禹錫、柳宗元，同樣名聞天下。

劉與柳，年齡、家世背景、政治立場更切近，與韓愈相比較，二人關系更緊密。柳宗元在柳州去世，那一個大哭著涉水越山前去處理后事、悉心整理其遺作并出版《柳河東集》的人，是劉禹錫。那一個向皇帝慷慨陳詞，要求將自己離長安稍微近一些的貶謫地調換給劉禹錫，便于其照顧家中年邁母親的人，是柳宗元。“二十年來萬事同，今朝歧路忽西東”——兩個回不到長安的人，各自奔向荒涼與偉大。人生之窮途末路，恰恰是文章生發之大道，這樣一種古老的悖論，是規律，是命運。

唐代，長安，文人圈子大大小小，知己者三三兩兩。比如，并稱“元白”的元稹、白居易。與元稹分別，白居易作詩相送：“相知豈在多，但問同不同。同心一人去，坐覺長安空。”元稹在邊地獲悉白居易貶往潯陽之訊息，“垂死病中驚坐起，暗風吹雨入寒窗。”人間寒徹，須相惜相憐相慰藉。元白之間如此，韓柳之間如此，劉柳之間亦復如此，相知一去萬事空。

有學者說，韓愈與白居易關系不和。我不這樣認為，有詩為證。821年，“勇奪三軍之帥”前一年，韓愈、白居易均被新登基的皇帝召回長安，很愉快，相約與好友張籍春游曲江。到了約定那一日，風驟雨緊，韓愈、張籍撐傘站在曲江邊，久候白居易不至。傍晚雨歇，風吹江水鳥徘徊。入酒館小酌，微醺，二人分手回家，星辰高懸于城頭。當晚，韓愈作《同水部張員外籍曲江春游寄白二十二舍人》：“漠漠輕陰晚自開，青天白日映樓臺。曲江水滿花千樹，有底忙時不肯來？”讓仆人送給白居易。白居易早忘了相約同游之事，讀罷詩，大笑，對轉身欲去的仆人說道：“且慢，待我回贈一首給韓公。”展紙作《酬韓侍郎、張博士雨后游曲江見寄》：“小園新種紅櫻樹，閑繞花行便當游。何必更隨鞍馬隊，沖泥蹋雨曲江頭。”韓愈讀罷贊嘆：“小園甚美，勝似曲江，何況還有‘櫻桃樊素口、楊柳小蠻腰’呢……”

只有赤子般的人，才能成為詩人，和而不同，故能惺惺相惜、自成面目。“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這是白居易的呼吁，似呼應韓愈的“不平則鳴”“辭必己出”，對逃避“時代與人事”的媚俗表達很不滿。但朝堂上下，只喜歡他《長恨歌》中的艷麗，不喜歡《琵琶行》里的沉痛，更不喜歡《秦中吟》內的憤懣。

宋人洪邁有《容齋續筆》，其中，“唐詩無諱避”一條曰：“唐人歌詩，其于先世及當時事，直辭詠寄，略無避隱。”其實，并非每一個唐人，都能像韓愈、白居易那樣，有直辭的銳氣、無避的勇氣。“時然而然，眾人也。己然而然，君子也。”王安石在《送孫正之序》開篇，這樣贊美孟子和韓愈。“己然而然”，不入俗流，方能獲得越朝跨代的生命力、感染力。

2015年秋，我與幾個詩人相約，沿黃河，從孟州、洛陽到滎陽，圍著韓愈、白居易、劉禹錫的三個墓地，各走一遭。像幾顆小行星，圍繞三顆恒星各飛行一圈。黃河，像一個懷抱闊大的母親，懷抱著酣眠中的游子、詩人，用流水聲作為搖籃曲，鼓勵他們重生，振拔于所有的時代。

與柳宗元揖手相別后，劉禹錫先后被貶到連州、夔州、和州，死于洛陽。他的墓地渾厚如同草廬，青草與野花紛披其上。劉禹錫就是住在這草廬中的人，“斯是陋室，惟吾德馨”。劉禹錫寫于和州的《陋室銘》，以南陽諸葛廬、西蜀子云亭為參照，贊美甘居陋室的清潔自持者，“無絲竹之亂耳，無案牘之勞形”。以《陋室銘》為鏡子和尺度，觀照衡量，每一代勞形亂耳者，都遠遠多于熱愛陋室、滋養馨德之人。劉禹錫墓地的蜜蜂，嗡嗡嚶嚶，在歌唱由美德轉化而成的草香、花香？

當代，地產開發商、廣告商們，假裝沒有《陋室銘》的存在，卻愛用劉禹錫創造的一系列名句成語，來推銷樓盤或奢侈品，如：“山高水長”“八方風雨”“感人肺腑”“披堅執銳”“桑榆之景”“春誦夏弦”“千淘萬漉”“風前月下”等等。先人們是寬闊的，不會追索那些妙辭佳構的所有權，否則，后人如何張嘴、落筆？

請原諒他們，請原諒我。我也總是夢想住大房子，愛用成語。對南陽臥龍崗上的諸葛草廬，缺乏體認和神往，言辭也少有新知新意，慚愧。

在滎陽祭拜劉禹錫那一天，我看見一個孩子在墓地放風箏——“晴空一鶴排云上”。

五

柳宗元創造的成語比劉禹錫多，有“背道而馳”“黔驢技窮”“龐然大物”“垂涎三尺”“汗牛充棟”“雞犬不寧”“慷慨激昂”“繡口錦心”“汪洋恣肆”“林林總總”“尺寸千里”“瓦釜之鳴”“邁越常流”等等。

韓愈留下的成語則更多，據統計，除“不平則鳴”之外，達三百余，如：“落井下石”“動輒得咎”“一視同仁”“再接再厲”“地大物博”“同工異曲”“深居簡出”“形單影只”“啼饑號寒”“朝發夕至”“變幻莫測”“伯樂相馬”“業精于勤而荒于嬉”“大放厥詞”“含英咀華”“舉手之勞”“雷厲風行”“視若無睹”“一發千鈞”“語焉不詳”“海涵地負”“深謀遠慮”“袖手旁觀”“問道于盲”“焚膏繼晷”“文恬武嬉”“硬語盤空”“閎中肆外”“俱收并蓄”“提要鉤玄”……

成語，最初都是出人意料的詩性語言，充滿視覺沖擊力、節奏感染力，一新耳目。韓愈、柳宗元乃至一切前賢，在創造這些成語時，大抵以比興手法，化俗入雅，體現“古文運動”要旨：返回先秦時代的淳樸、天真、無雕飾。這些詞語像剛鑄成的銅錢，被懶惰后人隨意使用，蒙垢生銹，忘記其采自哪一座燦爛銅礦。如何避免濫用成語，自鑄銅錢或將舊銅錢刮垢磨光，是一個難題。須借力于詩。所謂詩性，就是敦促一個人保持獨立性與準確性，辨認所處的時代與人事。詩性的語言，就是發現、命名、祛蔽，必定揮發出新光輝、新活力，但充滿遭受貶謫打壓的風險。而所有安全的表達，必然是平庸速朽的陳詞濫調。

唐宋八大家一概擁有杰出詩人身份，或許是其散文文體革命成功的秘密所在。而這樣的革命，無止境，未完成，當下寫作者亦須接力前行。

詩文一體，是一個肇始于先秦、綿延于后世的古老道統。以文入詩，可增強詩歌思辨、及物、直抒胸臆的能力，陰開陽合，跌宕頓挫，如杜甫的《北征》《石壕吏》等等史詩；以詩入文，韓愈尤擅之，行文如詩句一般自由不羈、別致、奪目，像隕石和炮彈似的破空而至，猝不及防。《送溫處士赴河陽軍序》，首句健筆陡起：“伯樂一過冀北之野，而馬群遂空。”《送董邵南游河北序》亦發唱驚挺：“燕趙古稱多慷慨悲歌之士。”像韓愈、柳宗元、歐陽修、蘇軾們那樣寫文章，須力避既定范式，野馬般，春鳩般，發出一己的、不平靜的鳴叫。每一年的人間是新的，不平靜是新的，從風聲到口誦心惟，也都應是新的。莊子言“與古為徒”，非令后人跪在古人牌位前起不來，實應該轉身破門，走出一條中游、下游、入海口處的寬闊水路，方能賦予源頭以意義和尊嚴。

一座韓公廟，端立于南陽市北郊安皋鎮外的一脈蜿蜒高岡，像一條龍的眼睛，在觀察土地濕度，隨時準備行云施雨。在某個春天的黃昏，我來到韓公廟前，可惜大門緊閉。韓愈拒絕我成為后學門生？安皋鎮有韓姓民眾很多，視韓愈為先祖。鎮上的人死去，子孫會帶著紙錢，到韓公廟去“報廟”——向韓公報上死者姓名，祈求賜福于一個新亡靈。

韓公廟周圍，麥田蓬勃。南陽自古為中國著名小麥產地。麥芒如箭鏃，捍衛世人信心。唐宋之后，元之前，南陽屬金國，詩人元好問曾在此三任縣令，去山中寺廟訪禪問佛的路上，喜歡背誦韓愈的《山石》：“山石犖確行徑微，黃昏到寺蝙蝠飛。升堂坐階新雨足，芭蕉葉大梔子肥……”感嘆：“真是男人寫的好詩啊，秦觀筆墨脂粉氣，惹人厭。”面對韓愈走過、寫過的南陽小麥，元好問留下詩句：“早晚林間見雞犬，一犁春雨麥青青。”

麥田由青青到金黃，春鳩成夏鳩。鳴叫聲的短長與強弱，也會有所變化吧。

……

（全文刊發于《廣州文藝》2022年第2期）

【汗漫，現居上海。著有詩集、散文集《片段的春天》《漫游的燈盞》《水之書》《一卷星辰》《南方云集》《居于幽暗之地》《在南方》。曾獲得“人民文學獎”（2007年度、2014年度）、“琦君散文獎”（2018年度）、“雨花文學獎”（2019—2020年）等獎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