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曲《瞿秋白》令人驚喜的不僅是閃爍著昆曲清麗、典雅、華美的光彩，更突出的是它倔強地向戲劇藝術創作的現代性的開拓。

讓我們先來觀看它的整體架構——

全劇總的戲劇動作線非常單純，就是“秋白之死”：一位革命先行者行列中的杰出人物、信仰堅定的烈士，在生命最后一刻是怎樣燃燒自己的忠誠的。然而，在這個清晰單純的行動主軸上卻鋪排敷衍得花繁葉茂。正如明代戲曲理論家呂天成在《曲品》里所引用的南劇“十要”中的“第七要善敷衍——淡處做得濃，閑處做得熱鬧”。如果所謂“濃處”是指戲劇沖突的對立性動作十分尖銳強烈，例如，主人公與敵36師師長宋希濂文質彬彬對話中的明槍暗箭，與中統特務說客王杰夫對弈品茶中的針鋒相對，與敵36師特務連連長余冰冷嘲熱諷中的嬉笑怒罵，那么，主人公在獄中的獨處靜思就正是所謂“淡處”“閑處”，主創正在此時此地把戲做足做精——念母（金氏）之深情，念舊（魯迅）之深切，念妻（之華）之深愛，平地起風雷，靜謐乍裂帛，幻化中的情感起伏一如波濤洶涌，依戀中的思念追憶好似激流勇進……

這僅僅是“淡處做得濃，閑處做得熱鬧”的技巧顯現嗎？不，更重要的是，“無中生有”地將鐵窗下狹小的空間變成了悲喜交替，如夢如幻，亦實亦虛的內心世界。而這恰恰就是主創利用“現在——過去”的疊拼、交叉、照應，奇妙地勾畫、雕刻，塑造出主人公廣闊的、不斷變化著的、映照著歷史斑駁印痕的內心空間。

這不是技巧的駕馭，而是主創對現代性創作思維的自覺追求。

這不是事件敘述的補敘或倒敘，而是運用模糊思維精雕細刻出來的，主人公五光十色的內心世界——

母子“相見”，以合情為據，卻不受“合理”二字的約束，直循主人公的心曲隱微，猶如穿叢林，辨小徑，探前路，登云霧……雖然只有二人的“相見”與“分離”，但卻起伏跌宕，喜悲相參：久別家鄉，“情傷，一去廿載徑苔荒；斷腸，薄棺三寸殮著娘”，令主人公驚悚的是，打開薄棺，“空空蕩蕩，軀殼何處堪依傍”！如此悲慘駭人，卻瞬間陡轉，慈母喜盈盈地飄然而至，為愛子捧上年節的美味菜肴，“八葷八素傾壺觴”，令主人公重溫慈母的暖懷，好比喜從天降。令主人公詫異的是，母親竟編造了一個匪夷所思的“奇事”：“掐了（火柴）紅頭鋪排在桃花紙上，到明日貧與災一并銷蕩”……卻原來因為秋白家“一貧如洗，典盡家私，宗族個個冷眼，人人逼債”，母親萬般無奈尋死而去——“世上最兇的病，無非一個窮字”。就是這“眼睜睜娘親離恨無所葬，遍八方更有幾多親骨肉流離凋亡”，激發了主人公立志做“裂空的閃電，驚天霹靂……不見晨曦，誓不歸來”。一場夢幻般的母子“相見”濃縮了瞿氏家道中落，宗族冷峻，風雨如磐，世道吃人的現實，如雷電般閃現了主人公悠遠的心靈之路，那便是他探尋真理的立志緣由。

構成這場戲的素材都是真實的，建構這場戲的場面全是虛擬的，編織這場戲有機內在聯系的，皆為斑駁陸離的幻影（想象），設置這場戲的結構地位是前一折戲（與師長宋希濂的話鋒頂對）由表及里的根由，又是后一折戲（與特務說客王杰夫的）心靈對決的那句主人公自豪的警句“我便死了，你也輸了”的精神依據。

后面的兩個“淡處”濃寫，同樣引人矚目——

憶魯迅。主創將主人公被捕之前，魯迅與之“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當以同懷視之”的深切情誼，將主人公被捕之后魯迅的憂心，“惟慟惟悼，知己平生，永墜寒宵，滿眼鴟鸮”，以及未來魯迅必將完成的主人公譯著結集（即不久之后，由魯迅親自編輯整理，以諸夏懷霜社名義出版的《海上述林》，其中收有諸種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品的中譯文）熔鑄在一起，特別在舞臺上再現了這對文學雙璧同框的十分珍貴的歷史畫面。就在這幅畫面里，魯迅誦讀主人公的這段話“燃燒火焰，橫掃穢世，此種為將來，為大眾之精神，不懼犧牲，貫穿始終，永是如此”（《魯迅雜感選集序言》），這既是對魯迅的崇高贊美，又是主人公作為革命者自我情懷的表白。這又為下一折實寫之戲，即宋希濂示以蔣介石屠殺令，曲解《多余的話》，誘惑主人公放棄信仰，夯實了主人公視死如歸，對馬克思主義偉大信念“永是如此”，堅若磐石的基礎。（順便說一句，作為文學雙璧的展現，此折尚欠厚重）

思之華。在主人公選擇了從容向死，永不叛黨之后，這段內心世界的勾畫益發顯出生命的光彩。這光彩就是對生活的熱愛、對愛情的熱愛、對孩子的熱愛、對未來的熱愛。主人公與愛人之華的虛擬相會既融入了真實的送別，又轉接為幻想中的訣別。一個說，“眷然回顧，照照照不得影兒永雙并”，另一個說，“柔光吻遍，歸來再暖鴛鴦衾”，如此熱戀，猶如青春男女，由衷地爆發出“攜手而死，也是幸福的”的心聲。主人公心里的愛是艷麗鮮活的，因為那里有對未來的愛，“還有我的女兒，與一切欣欣向榮的孩子們，我真舍不得，舍不得”……這就是人格之光，人性之光。

這樣的主人公，滿懷著對生活、對生命的熱愛走向刑場（下一折），那是怎樣地令人扼腕痛惜，又是怎樣的悲壯，怎樣的瑰麗，怎樣的偉大！

全劇的架構又豈止“現在——過去”的疊加、交叉，還有未來的返投，那就是內心活動復雜的宋希濂在噩夢中被歷史審問：1935年6月18日（執行蔣介石的屠殺令）這一天，你干了什么？他仿佛預感到了自己將無法面對歷史……這樣的架構不僅僅是技巧，更是歷史律動的昭告使然。

如此之架構，一濃一淡，一實一虛，一表一里，一凸一凹，卻并非是刻板的、單向的、重復的，而是淡處更濃，濃得“反輔為主”，讓原本濃寫的部分變成了勾畫主人公內心世界的前奏，變成由表及里的幽徑，變成凸凹反置的階梯，精心設計的戲劇性場面，猶如人物精神的切面，透視出人物內心的微妙狀態，命運深層的本質含蘊，在感染觀眾的同時誘發他們的思辨。正所謂：“天機云錦用在我，剪裁妙處非刀尺”。（陸游：《九月一日夜讀詩稿有感走筆作歌》）

這正是昆曲《瞿秋白》向現代性開掘的努力——第一重要的結構不是為了表現事件的賡續過程，而是主人公心靈秘史的勘察之路。

無疑，戲劇藝術的中心是人物形象。行家里手們無不贊嘆，用昆曲的藝術樣式，把著名的共產黨人、文學家瞿秋白這位歷史人物塑造成戲劇舞臺上的藝術形象再適宜不過了（尤其是主人公飾演者施夏明的氣質、功底異常傳神貼合）。所謂適宜，就是文化的聚合——用清麗典雅華美的藝術樣式塑造出清新經典高尚的歷史人物，仿佛是造化早就期待著這樣一次“景自天成”的契合。

現代性從不排斥優秀傳統的融入。細細思忖，在主人公塑造上，且不說表現其在囹圄淫威下的堅貞不二，也不說他在真情假意的軟化面前付之一笑，單只說在主人公唱詞的細微處，一個天然無雕飾的“趣”字在熠熠閃光——

明末清初戲曲作家黃周星在《制曲枝語》中引用古語說“詩有別趣”。他認為，“則一切語言文字，未有無趣而可以感人者。趣非獨于詩酒花月中見之，凡屬有情，如圣賢、豪杰之人，無非趣人；忠、孝、廉、節之事，無非趣事。知此者，可與論曲。”當然，此“趣”非低級之趣，非無聊之“趣”，非瑣屑之“趣”，而是智慧的幽默，大智的快語，悖逆的豁達，出人的聰穎，平淡的奇說……且看昆曲《瞿秋白》之“趣”：

身陷囚牢的主人公開場第一唱，便是“煙塵渺渺忽回望/澄心一片皆清曠/皆清曠/啾啾兒雀鳴枝上”，其視線竟然是凝視在樹枝上的“雀鳴”。是喜愛今日那雀兒的自由歌唱，是向往明日歌唱的自由，還是雀兒自由的歌唱給他帶來了生命自由的快感？無論如何，是欣賞，是向往，是快樂，是“登山則情滿于山，觀海則意溢于海”（引自《文心雕龍》）的仁人的情懷、詩人的神思。相對應的是結尾，在唱完那首瞿氏譯本的《國際歌》“這是我們的/最后決死爭/同英德納雄耐爾/人類方重興”之后，就是那首《卜算子》（似陸游，又非陸游的那闋，在全劇三次出現）中的梅花，“眼底云煙過盡時/正我逍遙處……”當把整個生命獻給“人類重興”的事業后，遭受敵人屠戮，在主人公看來，不過是“逍遙”而已，這正是“從容赴死”的藝術表達。主人公渾身浸透的是中國文化，而其精粹乃是“風骨”二字。這是怎樣的“趣”？“生趣勃勃，生氣凜凜之謂也”（黃周星：《制曲枝語》）。

最“趣”者，莫過于就義當日，主人公出了牢房又急匆匆復返，為何？僅為將剛剛想到的集唐人句（韋應物等人的四句詩）寫下來，以此記述昨夜美麗的夢。那夢里，除了杜鵑，錦云，姹紫嫣紅，還有那“清露一滾芳草尖”。妙哉妙哉，這是主人公最后的詩作，那一滴“清露”把世界與未來透視得一片清新。這“清露”超過了自己的生命，必須在生命結束之前寫出來，唱出來，正如還沒畫完幾何圖形的阿基米德，面對向他舉刀砍來的羅馬士兵大叫：別碰我的（圖形）圓！阿基米德，瞿秋白，他們心中自有高于一切的圣潔啊！

這是怎樣的“趣”，讓顢頇者獰笑，讓知心者痛哭，讓愚昧者木然，讓市儈者嘲弄，讓賢達者痛不欲生……

這就是昆曲《瞿秋白》開掘現代性時，堅持以人為中心的真誠努力之所在。

（作者系劇作家、戲劇評論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