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由梁曉聲榮獲第十屆茅盾文學獎的長篇小說《人世間》改編的同名電視劇一經(jīng)播出便引起巨大反響，劇中北方某省會城市光字片平民區(qū)周家三代人的故事，感動了熒幕前的無數(shù)觀眾。當然，這部電視劇的成功離不開對原著小說諸多優(yōu)點的吸收和發(fā)揚。小說《人世間》真實再現(xiàn)了“五十年中國百姓生活史”，堪稱一部現(xiàn)實主義的“平民史詩”。

梁曉聲身上有一個鮮明的標簽，那就是“知青作家”。從《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今夜有暴風雪》《雪城》《年輪》到《知青》《返城年代》，他塑造了李曉燕、王志剛、曹鐵強、裴曉蕓、徐淑芳、王小嵩、趙天亮、林超然、何凝之等眾多感人的知青形象，他們是理想主義的一代人，是熱情奉獻的一代人，這些光輝的知青形象也都通過電視熒屏走進了千家萬戶。小說《人世間》分為三部，共115萬字，其中，上部也對周秉義、郝冬梅、周蓉等人物的知青生活進行了細致的描寫。雖然這部小說的主人公并不是作為知青的哥哥周秉義和姐姐周蓉，而是留守在城里的弟弟周秉昆，但《人世間》中的知青周秉義、郝冬梅同樣具有勤勞無私的品格，為開拓北大荒奉獻過自己的青春。

在很多當代文學作品中，知青這個群體都是被命運捉弄的一代人，他們響應號召從城市來到農(nóng)村，接受貧下中農(nóng)再教育，在山溝里、田間地頭消磨了青春，即使多年以后重新返城，有些人在1977年恢復高考后還上了大學，但他們的愛情、婚姻乃至整個人生，都已被那個時代改寫。在王安憶筆下，“知識青年大都是頹唐的，而且故意地強化著他們的頹唐，表示著對命運的不滿……女生略微好些，比較要面子，不肯落拓相，可那神情卻是苦悶的。”（王安憶《喜宴》）。韓少功《日夜書》中的知青小安子勤勞、能吃苦，但“下鄉(xiāng)后的第一哭就是被茅坑嚇壞了。”葉辛的《蹉跎歲月》里，“出身不好”的知青柯碧舟插隊時受到集體戶的冷眼、大隊主任的迫害，情感受挫而黯然神傷、悲觀絕望。老鬼《血色黃昏》里的林鵠，伴隨著孤獨、屈辱和人性的逐漸喪失，在草原消耗了8年的歲月，離開時只帶走了心碎與悔恨。在方含、食指和芒克的詩里，知青們“眼淚灑在了路上”“青春消逝在路上”（方含《在路上》），他們只能在“灰燼的余煙嘆息著貧困的悲哀”中“相信未來”（食指《相信未來》），或者想要“一口咬斷/那套在它脖子上的/那牽在太陽手中的繩索”（芒克《陽光中的向日葵》）。

但在梁曉聲的小說里，知青生活卻是一種完全不同的景象，他們沒有哀嘆命運的不公，沒有批判時代的荒謬，而是積極投身到勞動中去，用理想和汗水鑄就青春的豐碑。在《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里，指導員李曉燕和她的戰(zhàn)友王志剛、梁姍姍三位知青，為了戰(zhàn)勝“鬼沼”而獻出了年輕的生命；《今夜有暴風雪》中，自卑而又倔強的上海知青裴曉蕓好不容易爭取到第一次站崗的機會，在零下24攝氏度的暴風雪中她沒有退縮，最后壯烈犧牲；《雪城》中的徐淑芳返城后的生活盡管飽經(jīng)磨難，經(jīng)歷了人生的大起大落，最終還是靠北大荒磨煉出來的執(zhí)著、堅韌、剛強的品格，取得了事業(yè)上的成功；北大荒異常艱苦的勞動生活也鍛煉了《知青》中的趙天亮、周萍、齊勇、孫曼玲等青年的意志，他們以堅強不屈的奮斗精神譜寫了知青一代的熱血青春……

這兩種迥然不同的知青形象，究竟哪一種更為真實？其實，知青本來就存在著兩個不同的群體：一是插隊知青，一是兵團知青，他們所經(jīng)歷的生活是完全不同的。

所謂插隊知青，就是城里的知識青年被分散到農(nóng)村去插隊，跟當?shù)氐霓r(nóng)民同吃同住同勞動，“文革”時期的農(nóng)村封閉落后，生活異常艱辛，大多數(shù)城里來的年輕人并不熟悉農(nóng)活，會被農(nóng)民視為嬌生慣養(yǎng)。而對于插隊知青來說，他們失去了城里優(yōu)渥的生活，失去了年輕人本該進入大學繼續(xù)深造的機會，或進入工廠與同齡人一起工作的機會，來到農(nóng)村過一種完全不同的生活，有時連飯都吃不飽，產(chǎn)生了較大的心理落差，不容易融入到農(nóng)民生活中去。插隊知青是一個極為分散的群體，一個村寨通常只能安排一兩位知青，他們在農(nóng)村很少有文化程度相當?shù)耐g人訴說自己內(nèi)心的苦悶。尤其是那些“出身不好”的知青，更易受冷落與歧視。然而他們卻無力改變現(xiàn)狀，到了婚育的年齡，很多知青選擇跟當?shù)剞r(nóng)民的子女結(jié)婚生子，等到若干年后返城時才發(fā)現(xiàn)，原來命運跟他們開了一個巨大的玩笑。王安憶、韓少功、葉辛筆下的知青，其原型大多是這些到農(nóng)村插隊的知青。

而梁曉聲筆下的知青主要是兵團知青。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國家在邊疆地區(qū)建設了若干軍墾農(nóng)場，承擔著屯墾戍邊的職能，這些軍墾農(nóng)場實行一種準軍事化管理，叫作生產(chǎn)建設兵團。在北大荒屯墾開荒的黑龍江生產(chǎn)建設兵團就是其中之一，此外還有新疆生產(chǎn)建設兵團、內(nèi)蒙古生產(chǎn)建設兵團等等。1960年代末“上山下鄉(xiāng)”運動中，有不少知青就被安排到這些軍墾農(nóng)場，他們跟插隊知青的處境完全不同。第一，這些兵團知青雖然來自全國各地，但大多文化水平相當，有共同語言，能夠互相協(xié)作；第二，生產(chǎn)建設兵團實行準軍事化管理，知青們在兵團感受到的是一種軍隊的氛圍，更容易激發(fā)他們的理想主義情懷和熱情奉獻的精神；第三，兵團知青除非犯了錯誤受到處罰，否則絕不會有挨餓之虞，他們還有較高的工資，每年都能攢下一兩百元錢補貼家用；第四，兵團的集體生活也使他們更容易找到心靈相契的生活伴侶和精神伴侶。雖然各地生產(chǎn)建設兵團的環(huán)境不盡相同，例如老鬼筆下的內(nèi)蒙古生產(chǎn)建設兵團，主人公所處的政治環(huán)境就要比黑龍江生產(chǎn)建設兵團嚴酷得多，當然這種差別既可能是來自不同的現(xiàn)實環(huán)境，也可能是來自人物的特殊遭際，但北大荒的黑龍江生產(chǎn)建設兵團的知青們，可以說無論是在生活上還是精神上，都要比絕大部分插隊知青優(yōu)渥許多。

1968年梁曉聲高中畢業(yè)后，曾經(jīng)在黑龍江生產(chǎn)建設兵團當過7年知青，他非常熟悉兵團的知青生活，因此筆下的知青也多是兵團知青，塑造的是理想主義的、充滿激情和奉獻精神的知青形象。如果不了解兵團知青與插隊知青的差別，或?qū)深愔嗷鞛橐徽劊腿菀桩a(chǎn)生梁曉聲“美化苦難”的印象。但只要我們對兩類知青之間的差別有所了解，就會明白梁曉聲筆下的知青生活，完全是一種真實的兵團知青的生活，盡管兵團知青的生活中也會有苦難和犧牲，也會有自私和卑劣的人物，但理想主義和英雄主義精神仍是一種主流。

梁曉聲的筆下也并非沒有寫過插隊知青，在《知青》里，去陜北農(nóng)村插隊的趙曙光、馮曉蘭、武紅兵等知青就是另一種情形，“窮。嚴重缺水。知青也和農(nóng)民一樣，掙工分。一年到頭掙不了多少工分。”插隊知青每天辛勤勞作卻得不到相應的報酬，在繁重、機械的勞動中消磨著青春。在《人世間》里，周秉昆的哥哥周秉義被調(diào)到兵團機關(guān)，只需坐在辦公室處理文件，每月就能拿32元工資；姐姐周蓉則為了愛情去貴州農(nóng)村插隊。后來父親周志剛也隨著建設“大三線”的隊伍來到貴州，他聽食堂的大師傅說：“咱們食堂后邊那大垃圾桶，哪天不被附近村里的孩子們翻個底朝上啊！如果翻到了新鮮骨頭，你看他們那樣兒，簡直就如同發(fā)現(xiàn)了寶貝。拿起石頭就砸，砸碎了就吸。可那是生的呀，有的骨頭也沒骨髓啊……”可見當?shù)剞r(nóng)村生活的艱苦，這種艱苦跟北大荒勞動的艱苦不同，這種艱苦是生活的底色，而北大荒勞動的艱苦則可以說是生活的諸多色彩之一。周志剛?cè)タ磁畠褐苋兀≌f中描寫他第一眼看見女兒的情形：“上身穿件藍色的帆布工作服，挽著袖子，應該印有工區(qū)番號的左上方卻繡了只漂亮的蝴蝶；下穿一條洗得發(fā)白了的黃色單褲——全中國城鄉(xiāng)男女起碼有一半人穿那種黃色褲子，其中不少人褲子洗得白了薄了縫上了若干補丁，也還是舍不得扔。那年輕女子的褲腿也縫了兩大塊補丁，腳上穿的是一雙新草鞋。”在《人世間》中，周蓉還是非常幸運的，她憑借父親“大三線”老工人的身份得到了較為妥善的安置，在條件較好的金壩村當老師，所居住的山洞在當?shù)匾菜闶菞l件很好的地方，每月有18元工資。但即便如此，她的知青生活也遠遠不能跟哥哥秉義相比。

梁曉聲在《知青》中還多次拿兵團知青跟插隊知青相比較：“你們不是那些插隊知青！他們一插隊，不想當農(nóng)民那也是農(nóng)民了！你們叫兵團戰(zhàn)士！是戰(zhàn)士就得有點戰(zhàn)士的樣子！”在得知陜北的插隊知青只能掙到少得可憐的工分時，兵團知青張靖嚴感嘆道：“和插隊知青比起來，我們兵團知青幸運啊！每月三十二元的工資，尤其我們這個團，再加上每月九元多的寒帶補貼，將近四十二元了。這四十二元，使我們和那些去往貧困地區(qū)的農(nóng)村插隊的知青相比，簡直可以說，一些在天上，一些在地上啊！”要知道，當時大學畢業(yè)生的工資才不過46元。

客觀地說，梁曉聲所塑造的兵團知青形象確實更加豐富和豐滿。他自己也說過：“整個知青文學實際上是使我卸下了對這一代最下層的青年感到的道義上的那種責任。當然這不包括插隊知青，因為我不了解他們的生活。”（梁曉聲《文學與社會——答學子問》）梁曉聲的知青小說是典型的現(xiàn)實主義小說，雖然小說創(chuàng)作不能不借助虛構(gòu)和想象，但這類小說卻必須在現(xiàn)實生活的基礎(chǔ)上進行合理的虛構(gòu)和想象，從這個角度看，我們沒有理由去指責梁曉聲為何不去表現(xiàn)插隊知青的苦難生活，也沒有理由批評他是“美化苦難”。強求一個作家放著他所熟悉的生活不寫，而去虛構(gòu)和想象一種他所不熟悉的生活，這是沒有道理的。

當然，要說梁曉聲小說中是否存在理想主義的敘事，答案顯然是肯定的。梁曉聲不止一次在文章、演講和訪談里說過，社會需要真、善、美，而文學應該去弘揚這種真、善、美，應該給人帶來希望，而不是一味地讓人去看人性的下限。揭露人性之惡的作品當然應該有，但不能要求每一個作家都必須去描寫無底線的人性之惡。我們讀梁曉聲的小說，看梁曉聲小說改編的電視劇，從中看到的是普通百姓生活的歷史，感受到作品中人物的苦樂和悲歡，更重要的是它能給我們帶來一種生活的信心和力量。這個意義上的理想主義，跟所謂的“美化苦難”風馬牛不相及，因此，我們決不能說梁曉聲小說中的理想主義敘事是一種“極具誤導性”的“價值誤區(qū)”。

（作者單位：北京語言大學文學院）

（本文發(fā)于中國作家網(wǎng)在《文藝報》所開設的“文學觀瀾”專刊，“茅盾文學獎獲獎作家研究”2022年3月18日第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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