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子宮》有兩個很不相同的“激發點”，其中之一來自閱讀某些批評文字的感受：我們太多的批評家屬于某種“大詞主義者”，著迷于只有空殼的概念、說詞和理論，他們實在太容易被一些空洞的大詞兒迷惑了，他們真正喜愛的是那些非文學的“外在包裹物”，至于里面是什么有什么其實并不關心。這些大詞兒新詞兒（有些其實也并不真地新）竟然能那么不及物地滿足他們的“自激”——然而面對真實的生活和文學文本中的提供，他們幾乎視而不見，有著令人驚訝的盲目。盡管這不會妨礙他們始終真理在握，義正辭嚴。這種有趣也令人憤慨的錯位感讓我想起蘇珊·桑塔格在《拒絕闡釋》中的一段話：“去闡釋，就是去使世界貧瘠，使世界枯竭——為的是另建一個“意義”的影子世界。闡釋是把世界轉換成這個世界（“這個世界”！倒好像還有另一個世界）……”另一激發點來自于國際政治，我曾一度喜歡甚至迷戀某些西方政治家的演說，那種義正辭嚴和對真理真知的維護讓我極有認同感，然而具體到行為，具體到國際事件中的所做，則是——他們在某些點上簡直是種同謀：那些貌似正確、深刻和真理在握的大詞，正義、真理、良知、悲憫以及種種主義種種概念所建筑起的不過是“影子世界”，他們的所謂才能和精力注入不過是付諸在了這個影子世界中，而對我們生活的、當下的、具體的日常毫無幫助，很可能他們也沒想真正地處理生活，尤其是按照他們所高談闊論的那樣。在日常中，他們使用的另一標準和另一套處理方式。可恥的實用主義占據著上風，而這種方式又極大地傷害著、污染著他們所使用過的那些政治正確的大詞兒……

我想用小說的方式寫寫他們，并將他們合成一個。

當然從想法到小說要經歷一系列復雜變動。我不憚承認，自己的寫作更多的時候是“理念先行”，我希望自己寫下的是自己的真實認知和真實感受，當然落實到故事中它往往是另一種樣子，一種“不那么真實”的寓言化呈現……

最初的時候我的題目是《影子宮殿》。最初的時候，我選擇的是一個虛構的、沒有具體代指的國王，而在寫作的過程中突然的靈感讓我做出調整，我選擇了歷史對應——明代，萬歷皇帝。之所以如此調整是我覺得在他身上那種“脫離具體而進入到影子世界”的特征相對明顯，數十年的不上朝、不祭祀實在奇葩，在我看來他的這種極度躺平的處理方式其實是種認輸，他處理不了具體的事務，于是用一種我不和你們玩了的方式退至了皇宮的幽秘之處。最初的時候，我承認自己是帶有強烈的情緒開始的寫作，在里面我有意埋伏下略有尖刻的諷喻，嘲笑……在最初的時候，我也一遍遍、煞有介事地“介紹”著影子宮殿的結構、布局和種種存放，它分配了象征但實在有些累贅和臃長。在這里我想我必須要感謝程永新先生，這個感謝并不單單指向《收獲》刊發我的小說，更重的，是他的修改建議：正是他的修改建議使這篇小說“面目一新”。《影子宮殿》變成了更中國化的“影子宮”，其中的累贅的介紹部分也得到了強力修剪，故事性更為集中——最大的改變不是這些，而是態度：我淡化了諷刺的強烈和情緒化的尖刻，更多地加入了對他的理解和體諒，盡管這些理解和體諒并不意味我認同了他的所做。正是這一“理解”的注入，小說也變得順暢和統一，我承認之前的初稿在統一性上也是不夠的，除了程永新先生之外，還有一個具有慧眼的朋友對我指出過。

它成為了現在的樣子。萬歷皇帝和利瑪竇的故事在小說的初稿中就有，我甚至專門地為它開辟了兩個章節：我想說一種文化對另一種文化在接受上的限度，我想說理解上的可能和不可能，我想說我們許多時候其實面對“嶄新”和“未有”的時候，時常使用的還是舊理念、舊思想，它們的根深蒂固其實遠比我們以為的要堅固和愚蠢得多，當然這永遠不會妨礙我們先于理解之前就做出判斷——這可不是萬歷一個人的事兒。在我身上也有。

在寫作這篇創作談的時候——我突然又有了些新想法，我突然覺得自己的小說中有那么多令人遺憾的“匱乏”需要彌補……小說本來就是充滿著遺憾的藝術，對吧？但至少，我覺得自己是在冒險，它言說的是我的想到和看到，大概不顯得那么步人后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