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曾國藩相比，我更欽佩張謇。作為一個極為復雜的生命個體，曾國藩可說是一部內容豐富的“大書”。居京十載，他中進士，授翰林，遍任各部侍郎。外放后，辦湘軍，創(chuàng)洋務，兼署數(shù)省總督，位列三公，成為清代立國以來功勛最大、權勢最重、地位最高之人，達成了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而且通過內省功夫，躋身圣賢之域，內圣外王，“不愧天地之完人”。

然而我卻隱隱覺得他喪失了本我和生命的出發(fā)點。他既要建非凡功業(yè)，又要做天地間的完人，實現(xiàn)內外的全面超越，他的痛苦也同樣來自內外兩界：一方面是朝廷對他的忌憚猜疑，同時為樹立完美形象，言行謹慎，如履薄冰，事事追求圓滿，必然產(chǎn)生矯情與偽飾。正如他在日記中所寫：“近來焦慮過多，無一日游于坦蕩之天，總由于名心太切、俗見太重二端。”

與之相比，張謇猶如長夜先行者。

張謇的科舉路很不平順。眼見甲午戰(zhàn)敗，思及26載蹉跎、120個晝夜在窄小考棚白天答卷晚上蜷縮休息的經(jīng)歷及八股文對人才的摧殘，狀元及第的他毅然決定拋開仕途，走實業(yè)、教育興國之路。

確立“父教育而母實業(yè)”的發(fā)展思路后，他先后創(chuàng)辦20多個企業(yè)，涉及紡織、印染、印刷、造紙、火柴、肥皂、電力、鹽業(yè)、墾牧、桑蠶、油料、面粉、電話、航運、碼頭、銀行、房產(chǎn)、旅館等行業(yè)。他興辦的370多所學校中，中小學之外，重點是師范教育以及農(nóng)業(yè)、醫(yī)務、紡織、鐵路、商船、河海工程等職業(yè)教育。他創(chuàng)建了工科大學、南洋大學，支持同道創(chuàng)辦復旦學院，將醫(yī)、紡、農(nóng)三個專科學校合并為以后的南通大學，還聯(lián)絡教育界知名人士，醞釀將高師改大學，東南大學由此成立，創(chuàng)建了一個完整的現(xiàn)代教育體系。

他摸索出的“大生模式”，推進了中國近代企業(yè)股份制；教育文化方面，他興辦的博物館、師范學校、新式劇院以及氣象臺等，均在全國首開先河。在創(chuàng)建圖書館、伶人學會、更俗劇場、公園、體育場的同時，他還興辦了養(yǎng)老院、育嬰堂、殘疾院、貧民工廠、棲流所、濟良所等慈善事業(yè)，著眼于改造社會，提高國民素質。

在思想理論建樹方面，學術界一向有“照著說”與“接著說”的評價差別。前者體現(xiàn)傳承，好比在固有樓臺上添磚加瓦；后者更著眼于創(chuàng)新，致力于重起樓臺。張謇作為開創(chuàng)型實踐家，當屬后一類。從歷史學角度看，后人推崇某一個人，既考察其做了何等有益社會、造福黎民之事，更看重他比前人提供了哪些新的東西。在這個意義上，我說“愚于近人，頗服張謇。”

無論是曾國藩還是張謇，乃至中國歷代思想家、文學家、政治家，他們在所處時代中的所述、所為，都體現(xiàn)出中華傳統(tǒng)文化根脈的影響，并以自己的實踐豐富著這一文化。這也是我寫《文脈——我們的心靈史》所選取的角度。

文化是一個民族的根脈、血脈與命脈，國學是中華精神文化的重要載體。縱覽人類文明發(fā)展史，中華文化擁有獨一無二的理念、智慧、氣度、神韻，為中華民族增添了高度的自信和無比的自豪。

不少人將國學與中國的傳統(tǒng)文化等同，這是不科學、不嚴謹?shù)模鼈兪莾蓚€不同的概念。傳統(tǒng)文化的內涵要寬泛得多，有物質文化（如器物、服飾、飲食、建筑等）、制度儀式文化、精神文化（知識、信仰、藝術、宗教、哲學、法律、道德等）；而國學，僅是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一部分，范疇相對狹窄。

所謂“國學”，是相對于西學、新學而言的。清代末葉，歐美學術進入中國，人們便把中國固有的學問稱為“國學”，一般是指以儒學為主體的中華傳統(tǒng)文化與學術。梁啟超說，國學是關于道德品性的學問，也就是砥礪自我之品格、德行的學問。以學科分，國學包括今天的哲學、史學、宗教學、文學、禮俗學、考據(jù)學、倫理學、版本學等；以思想分，有先秦諸子百家、儒道釋三家學說等。長期以來，儒學貫穿并主導著中國思想史，其他列于從屬地位。

從學理上講，中華傳統(tǒng)文化有儒、道、釋三大支柱。儒、道是本土的，在中國最先產(chǎn)生；東漢以后，中經(jīng)魏晉南北朝與隋唐，佛教傳入、傳播，與儒、道形成三足鼎立的局面，作為中華傳統(tǒng)人生智慧，相生相發(fā)，相輔相成。儒家講求入世進取，強調剛健有為，志在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以天下為己任；道家講究精神超脫，道法自然，安時處順，無為而治，以柔克剛，以靜制動。佛家講究出世，強調萬物皆空，排除干擾，化煩惱為菩提，淡泊名利，“放下為上”。從前有個說法：“以佛治心，以道治身，以儒治世。”（南宋孝宗語）

歷史是一個傳承積累的過程，一個民族的現(xiàn)在與未來都是對歷史的延伸。有些歷史文化散文，借助史料的堆砌來救治心靈的枯竭、彌補精神的缺席，抹殺了散文表達個性、袒露自我的特性，把本應作為背景的史料當作文章主體，見不到心靈展示的維度。我在寫作中，特別注意強化主體意識，注重現(xiàn)實的針對性，努力把新見解、新發(fā)現(xiàn)、真性情、現(xiàn)實感灌注到史料之中。

歷史文化散文應該是亦文亦史，今古雜糅，是哲思、詩性、史筆的有機融合。它們應以史事為依托，從詩性中尋覓激情的源流，在哲學層面上獲取升華的階梯。通過文史聯(lián)姻，用文學的青春笑靨給冷峻、莊嚴的歷史老人帶來生機與美感、活力與激情；而閱盡滄桑的史眼，又使得文學倩女獲取晨鐘暮鼓般的啟示，在美學價值之上平添一種巨大的心靈撞擊力。

寫作《文脈》一書時，我在準確理解古籍的前提下，采用散文形式、文學手法，交代事實原委，展現(xiàn)人物精神風貌；盡量設置一些張力場、信息源、沖擊波，使其間不時躍動著鮮活的形象、生動的趣事、引人遐思的叩問，努力避免純政論式的沉滯與呆板，說理則成為一種恰到好處的點醒或是對抒情、敘事的必要調劑。這種“理”，來自對生活的感悟，帶有強烈的個性色彩。這樣，歷史也變得靈動起來，洋溢著鮮活的生命力。

中華文脈浩浩湯湯。我們走入博大精深的中國文化，也走向復雜多變的現(xiàn)實世界，走進洶涌澎湃的心靈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