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到“通俗小說”，寬泛地來說，在以詩文為正統的中國古代，所有的小說都是“通俗小說”。較早用“通俗”命名于小說的作品是羅貫中在元末明初作的《三國志通俗演義》。庸愚子在《三國志通俗演義序》中對此作出這樣的解釋：之所以冠之“通俗演義”，是要在“理微義奧”的史家稟筆之法和“言辭鄙謬”的野史評話之間創造出一個“文不甚深，言不甚俗”新的文體。這實際上為中國傳統小說確立了一種寫作的范式。明清時期，中國章回小說領域陸續產生了《水滸傳》《西游記》《紅樓夢》等一系列優秀作品。在當下的語境中，我們所說的“通俗小說”，主要是指近代以來，特別是五四新文學運動以來，繼承傳統章回體的某些文體特征、注重情節結構的傳奇化和類型化的小說。當我們在百余年的歷史長河中去梳理通俗小說的發展流變，會發現這些小說隨著社會變革和文化語境的變化，不斷進行創新性轉型。

家國情懷是通俗小說的重要主題

1840年以后，中國在帝國主義侵略下災難深重，愛國精神和民族意識的張揚是時代的逼迫，也是時代的要求。這些觀念和意識在中國通俗小說中表現得非常突出。在國破家亡的時代背景下，通俗小說作家們創作了大量的文學作品，呼吁民眾奮起抗爭、保家衛國。1936年10月，20余位作家發表了《文藝界同人為團結御侮與言論自由宣言》，其中就有包天笑、周瘦鵑等通俗作家的身影，這展現了當時文藝界的大團結，也體現作家們的愛國精神和民族氣節。

在中國傳統文化中，將愛國精神和民族意識視為做人的大節，是人格的重要境界。以張恨水為例，1931年“九一八事變”爆發時，他正在創作《太平花》，立即將原小說中的社會言情情節構思轉換為抗戰小說創作。整個抗戰期間，他在重慶《新民報》上主持了抗戰文學重要的欄目《最后關頭》《上下古今談》，發表了《彎弓集》《虎賁萬歲》《大江東去》等一系列抗戰小說。面對著異族的入侵，愛國愛民的民族意識幾乎是通俗小說作家們的本能反應。即使是那些寫江湖世界的現代武俠小說，作家們在寫作中也不斷地穿插愛國愛民的故事情節或者對當前局勢發表一些感世憂民的感慨。在當代武俠小說創作中，例如金庸的小說，愛國愛民更被視作極為重要的文化觀念。

中華優秀的傳統文化在百余年來中國通俗小說中都有鮮明的體現。堅守和弘揚中華傳統的道德規范是中國通俗小說的重要底色。與“五四”以來的新小說要求以個性主義表現個人價值不大一樣，中國通俗小說大多還是堅守著中國傳統文化的道德人格。他們堅持家庭觀念，堅持為人忠孝，反對無節制的個人主義，并以此作為是非判斷的評判標準。民族國家和民族人格從來就是相輔相成，中國通俗小說在新的文化語境中堅守和弘揚本民族的文化精神，并從中顯示出自我價值。

革命歷史與“新傳奇”小說的繁榮

1942年，毛澤東同志發表了《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文藝創作如何為人民服務，如何創作出更多具有中國氣派、群眾喜聞樂見的作品，成為作家們思考的命題。在講話精神的鼓舞下，中國通俗小說創作進行了深刻的創新性轉型。

新中國成立前后，一大批“新傳奇”小說登上了文壇。馬烽和西戎的《呂梁英雄傳》、袁靜和孔厥的《新兒女英雄傳》、孫犁的《風云初記》、知俠的《鐵道游擊隊》、吳強的《紅日》、杜鵬程的《保衛延安》、曲波的《林海雪原》、梁斌的《紅旗譜》、李英儒的《野火春風斗古城》、劉流的《烈火金鋼》、馮志的《敵后武工隊》、馮德英的《苦菜花》、楊沫的《青春之歌》、李曉明和韓安慶的《平原槍聲》、羅廣斌和楊益言的《紅巖》等小說都曾產生廣泛的影響。“新傳奇”小說表現了中國共產黨在中國革命和社會建設中的領導作用和中國人民渴望新生活的奮斗精神，具有很強的時代特色。

這些“新傳奇”小說之所以稱為“新”，突出的表現為中國通俗小說的美學形態與新的文化觀念、價值取向的融合，開創了一條中國通俗小說發展的新的路徑。傳奇性的故事情節是通俗小說重要的美學特征。“新傳奇”小說活用了中國武俠小說、偵探小說、言情小說的程式和模式，將通俗小說的傳奇性推向了新的境界。“新傳奇”小說將戰爭作為題材，創造出現代戰爭傳奇小說。《紅日》的戰爭場面寫得波瀾壯闊，整個過程卻一波三折，充滿著懸念。《林海雪原》中僅有36人的小分隊在白雪皚皚的林海雪原中神勇地剿滅一個又一個頑匪，傳奇的故事中充滿了驚險、緊張和刺激。《鐵道游擊隊》這支由火車飛人組成的小隊伍，在勇敢機智地打擊日軍鬼子的過程中上演了一個個精彩的歷險傳奇故事。《新兒女英雄傳》則將兒女情懷與戰爭傳奇結合在一起，別有風味。

“新傳奇”小說塑造了一批充滿著俠義精神的時代英雄。例如，《林海雪原》中孤身深入虎穴的楊子榮；《烈火金鋼》中與敵人拼刺刀的史更新、用大刀片砍殺敵人的丁尚武，還有進城買藥的肖飛；《野火春風斗古城》中的楊曉冬、銀環姐妹和梁隊長；《紅旗譜》中粗獷豪爽、嫉惡如仇、行俠仗義的朱老忠等等。這些人物形象，既有《水滸傳》中俠義人物的影子，也有當代英雄的時代風采。

“新傳奇”小說的文體格局雖有變化，但是基本上采用了中國章回小說體，分回標目、分章敘事、情節傳奇。用傳統的通俗小說的創作手法寫出嶄新時期的章回小說，是“新傳奇”小說家們以作品展現中國作風和中國氣派的重要方式，正如丁玲所說：“作家要注意繼承、發揚民族傳統和中國氣派。從體裁上說，章回小說就是中國小說的傳統，《三國演義》《水滸傳》《紅樓夢》都是章回小說，我家的年輕人都喜歡看這些。我們要有志于寫出今天的《三國演義》《水滸傳》來。”（《丁玲談文藝創作自由等問題》，《人民日報》1985年6月24日）

世俗性的呈現和社會風云的文學記錄

與中國古代通俗小說注重歷史傳奇不同，百余年來中國通俗小說更關注當下社會的生活和時代風云變幻。1843年上海開埠之后城市建設、民國初年的政治風云變幻、上海的經濟繁榮與金融危機、國統區市民的生活與心態、抗戰勝利后國內政治文化形勢、新中國建立后的肅反反特、改革開放之后的出國潮經商潮、官場反腐、中國社會治理的深層次改革等等，通俗小說都有生動的記載。記錄中國社會風云、描述都市人的悲歡離合是中國通俗小說的重要特征。可以說，百余年來中國通俗小說的流變史，就是一部百年中國現代社會發展史。

通俗文學之所以能夠對社會變化做到這樣的記錄，主要有兩個原因：一是現代通俗文學作家往往身兼報刊的主編、主筆，社會新聞是他們報刊寫作的素材，也是他們小說寫作的素材。二是通俗小說追求閱讀的最大化，對社會熱點的追逐和描述能夠吸引更多的讀者。為了說明事件的真實性，他們總是挖掘背后的史實，因而，通俗小說中的這些生活素材不僅具有史料價值，有時還能彌補很多社會學資料的不足。例如，劉云若的《粉墨箏琶》寫上世紀40年代初日本人在天津強征慰安婦的事件，整個事件的始末過程以及產生的社會影響均考證得相當詳細。這是中國文學中較早的有關日本強征慰安婦的記載，也留存著真實詳細的史料證據。再比如，上世紀90年代初出現的曹桂林的《北京人在紐約》等小說，給人留下深刻印象的不是中西文化的碰撞，而是中國人在異域的生存狀態和心態，是中國人在一個新時期中的精神留存。

對章回小說文體的不斷更新

“五四”新文學作家曾批評章回體，認為這是過時的小說文體。通俗小說作家并不認同這樣的觀點。1944年，張恨水在答謝重慶新聞界為他50歲祝壽時說了這樣的話：“我覺得章回小說，不盡是要遺棄的東西，不然，《紅樓夢》《水滸》何以成為世界名著呢？自然，章回小說有其缺點存在，但這個缺點不是無可挽回……”（《總答謝》，1944年5月20日《新民報》）

張恨水改造舊的章回小說在他上世紀20年代創作社會言情小說時就已開始。到1930年創作《啼笑因緣》時，舊的章回小說中的人物雜亂、情節枝蔓、結構冗長、評述插話過多等弊病基本消除。除了張恨水之外，與他同時期的北派通俗文學作家創作的章回小說都對舊文體做了很大的改革。武俠小說作家王度廬、白羽，社會言情小說作家劉云若，社會小說作家耿小的等人的小說文體都展現了新的面貌。可以這么說，中國現代章回小說的文體在20世紀三四十年代北派通俗文學作家創作中已經成型。

在武俠小說領域，金庸等人的創作促進了中國現代章回小說文體的成熟。金庸小說建立了武俠小說的人物成長模式，并以此作為小說情節的貫穿主線，將章回小說的模式化寫作與生動、深刻的人性表現完美地融合在一起。說生動的故事、寫生動的人物，這是極具中國特色的小說美學呈現。張恨水、金庸等人能夠構建中國現代章回小說文體，“五四”以來的新小說創作給予重要的影響。金庸的小說不僅接受新小說的影響，還從世界流行小說中吸取營養（例如法國小說《基督山伯爵》等）。

中國現代章回體的完美構建，表明了一個重要事實：中國傳統的敘事系統和美學模式能夠在新時期實現創新性轉型，能夠創作出新的優秀作品。

講好中國故事，中國通俗小說走向海外

中國類型小說是中國小說走向海外的重要的小說文類，金庸、麥家、劉慈欣等人的小說和大量的網絡小說是當代中國小說走向海外的熱點作品。它們之所以為海外讀者所歡迎，是因為這些作品所表現出的中華文化和中國人的世俗生活。以劉慈欣小說為例。科幻小說本來是西方小說的文類，劉慈欣小說的獲獎以及在海外傳播，與他的《三體》中所呈現的中國特殊時期的特殊生活有很大關系（盡管這種呈現是科幻式的呈現），與他小說中大量運用中國武俠小說等通俗小說的元素創造新的美學形態有很大關系。再比如中國在海外流行的網絡小說，之所以主要是玄幻小說，其主要原因就在于玄幻小說所具有的東方文化的色彩。中國作品能夠為海外讀者所接受，一定是因為中國傳統文化和中國人的世俗生活的呈現，一定是因為中國傳統美學元素所表現出的中國形態。講好中國故事，不僅僅是故事精彩，怎樣講也非常重要。

（湯哲聲、王宗輝分別為蘇州大學文學院教授、博士生，本文為國家社科基金基礎類重點項目“中國當代通俗小說史與大事記整理研究”[批準號：20AZW019]階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