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青年寫作這個話題，一個有意思的坐標，就是像莫言、余華、格非等“50后”“60后”作家，早在他們30歲出頭時，就寫出了被今天的文壇奉為經典的作品。以此為參照，當下的青年寫作似乎難以望父輩作家之項背。然而，這個坐標系的兩端，分別牽系著兩個不同的文學時代、兩種不同的中國形象，甚至是兩種完全不同的思想觀念、審美判斷和表達邏輯。從新時期及至新世紀再到新時代，文學思潮的嬗變背后隱含的是從農業中國、鄉土文學向工業中國、都市文學的巨大跨越；從寫作倫理層面看，是從內向型、本土化敘事到外向型、輸出性敘事的根本性轉化。這種變化既是時間性的，也是空間化的。

近代以來，中華民族在西方思想與理論的籠罩下生存、發展、求索、實踐，我們的思維與視野，也還不曾達到俯視世界的高度與境界；中國作家、中國文學也還沒有足夠的自信，認為自己可以對世界發言，用自己的思想理論和文學作品去對話甚至影響世界。這當然與我們百年來所遭受的被侵略壓迫以及民族抗爭的艱難境遇有關。整個20世紀，我們都是在西方思想與理論的籠罩下生存與發展的，以至于我們接受的文學教育、藝術教育、美學教育都深受西方的巨大影響。文藝創作上也是如此，比如有些電影，盡管表達的是中國立場、中國故事，抒發的是中國人的民族情感，然而無論是敘事技巧、劇本架構，還是人物關系、形象塑造，在電影敘事的技術層面依然是西方好萊塢式的。

曾經的我們要面臨西方的軍事入侵、經濟掠奪和文化擴張，中國對西方的各種思想、理論、方法一直是被動接受、學習的姿態，整體而言處于輸入與承受的空間位置。經過一個多世紀艱苦卓絕、前仆后繼的奮斗，現如今，中華民族終于越來越接近實現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在這個歷史背景里，也只有在這個歷史背景里，“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思想理念才能在中國這個既古老又現代的東方文明國度出現。從這個意義上講，“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提出與踐行，無疑是中華民族真正走向世界、實現民族偉大復興的具有標志性意義的事件。因此，“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視域里的中國文學，就是一個擺在當下中國青年作家與批評家面前的具有現實與歷史意義的命題。這個命題的核心是總體性、整體性和超越性，表達的是對人類歷史的總體性把握、對人類命運的整體性觀照，對和平與發展的超越性想象，落腳點當是“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視域里的中國人的生命經驗和思想智識。

近年來，世界范圍內的媒介技術正在快速迭代，傳播形式也在深度轉型。圍繞著更大的國際話語權的獲得，不同國家間的文化軟實力競爭越發激烈，這就對文化的詮釋力、傳播力和滲透力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當今世界的傳播格局，以文學作品展現國家形象并進行更加情感化、藝術化的對外傳播，已經成為全球化背景下國際傳播的共識。中國文學要秉持堅定的文化自信，承擔起表述中國新時代特征的歷史使命，更加有效、有力地向世界傳遞中國精神、中國價值、中國力量。而中國也勢必更加頻繁、深刻地受到來自域外目光的審視和評判，在構建國際話語權方面，顯然還有很大的拓展和提升空間。文學敘事中，以往那種二元對立的文學觀念與情感結構越發顯露出以自我為中心的封閉傾向，極易陷入單向度的思維方式和“單眼”視域，不自覺地遮蔽歷史與現實的豐富和駁雜，進而阻斷不同主體間對話和交流的可能性。堅定文化自信，加強文學自信，在某種意義上也提示出以敘事的方式主動、自覺地搭建起“交流”“對話”的平臺，使得不同主體能夠在同一歷史場域和現實時空中“互見”，進而達成具有文化深度和精神高度的“互鑒”。“互見”體現的是胸懷，是智識；“互鑒”彰顯的是包容，是融合。“互鑒”是以“互見”為基礎的，并且在這個基礎之上有所深化和超越。二者共同凝聚成為強健、包容、開放、自信的文學觀念與敘事立場。

進入新時代，中國文學要真正為塑造國家形象貢獻力量，就要重視文明的互鑒，立足世界視野和大國氣度，以宏闊胸懷傳遞中華文化的獨特魅力，輸出帶有濃郁中國特色、時代新質的文學形象和經典作品。新時代青年寫作最大的變化或者說新的可能性，恰恰在于因應這種變局，既要明確新的時間階段，也須重視新的空間位置。這種從一味被動地向內吸收，到主動地向外釋放的空間位置的變化與調整，無疑是具有革命性的，亦屬于“新時代”的新鮮內涵。新的時空坐標和定位，需要青年作家去關注、去表達、去闡釋、去彰顯，也呼喚著中國文學的觀念變革。這種新的變革，也給當下的青年作家們提供了新的想象空間和發展舞臺。新時代青年寫作迫切需要跟上這種變革的步伐，把握時代的新質，在新的時空坐標下探尋重建文學總體性的可能。

（作者系遼寧作協特聘簽約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