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鲇魚》和《藥廠》都寫于兩年前，一個在春，一個在秋。記得春日每天寫完500字《鲇魚》，外出散步，看到老城區那一大片油菜花，濃郁芬芳，黃澄晃眼，叫人莫名有點百無聊賴的傷感；秋日寫《藥廠》，抬頭，便見窗外一棵金桂，散發沁鼻的香氣。

兩個小說放了兩年，改了兩年，這是我經常做的。據說卡佛會把自己的小說改50遍以上，沈從文對已發表的小說還不時拿出來改，兩位都是大家。沒聽說哪位作家這樣改他的長篇，其中原因，據我推測，一是篇幅長，不好改，牽一發動全身，改一處就動掉許多線索；二是長篇只要大方向把對了，小瑕疵影響不了它成為好作品。短篇可不，短篇要精致，大家常說的“打磨”一詞，就是單送給短篇的。

近年來，越來越多人把短篇和長篇做比較。“我發現我對長篇的敘事小說失去了興趣，在一段時間里，別說是寫，我連讀完一篇長篇都感到吃力。”這也是卡佛說的，似乎可形容我目前的狀態。差不多有超過5年時間，我沒辦法讀完一部長篇，最近一次閱讀長篇的激動體驗還停留在讀《八月之光》的時候。

長篇和短篇是兩個范疇，不管是宏觀的世界觀，還是微觀的技術手段，都差之千里。短篇和散文的差別都不一定大過短篇和長篇的差別。我至今沒有一部長篇問世，中篇數量也幾近于零（讀書時寫過幾個慘不忍睹的中篇），不是姿態問題，是能力：我寫不來，或靜不下心來寫。避其所短，便一心去經營短篇，但這又并非說明短篇是我的所長，寫短篇于我實在也是件頗為痛苦的事，一來開頭開不出，二來結尾收不住，這開頭和結尾可以說是短篇關鍵的兩點。《鲇魚》和《藥廠》陸續給朋友看過，都說，《鲇魚》開頭比較好，我想了想，大概是因為口氣。又說《藥廠》結尾蠻漂亮，我想了想，大概還是因為口氣。開頭的口氣，決定能否把讀者的目光揪住，結尾的口氣，直接影響作品的圓滿性和完成度。何為口氣？就是腔調，就是講話的方式、行文的特色，你之所以成為你而不是別人的標簽。中間部位呢？取決于細節、結構、把控、詳略、語言……這些是日常不厭其煩訓練得來的。另一些，比如情感、想法、對人物的理解、看待世界的方式，那看每個人的經歷、修為，強求不來。

我曾想過寫一種長篇式的短篇，在有限的篇幅內，把時間和空間盡可能拉長，抻大，楦實。汪曾祺的作品在我看來是最接近這一理念的，《歲寒三友》《異稟》《鑒賞家》《八千歲》一類，寫了一個人或幾個人的一生，而非某個橫截面，這就是長篇式的短篇，其中的世界天高地遠。《鲇魚》努力踐行這一理念，父親的一生濃縮在一萬字，只寫他一個人，一個人落魄不得志的一生。《藥廠》寫了多個人物，情況比較復雜。

某些偉大的短篇總會出現吉光片羽的曼妙細節，或通過情境，或借用物件，我一律將它（它們）視為開悟時刻：《大教堂》中瞎子描畫大教堂、《威格利大叔在康涅狄格州》中不存在的孩子、《獻給艾米麗的玫瑰花》床上的尸體、《一樁事先張揚的兇殺案》后院的門檻、《受戒》擦著蘆穗撲棱棱飛遠的水鳥、《被占的宅子》的門、《阿拉比》的硬幣、《河的第三條岸》的擺渡者，以及《伊豆的舞女》綿延的海岸線和撩人的溫泉、《逃離》在霧中鬼魅般出現的白馬、《人鼠之間》被捏死的老鼠等等。

世界因為有這些時刻而豐富多彩，它們曾是我熱愛這個世界的緣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