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烏仁娜出生于內蒙古鄂爾多斯市查哈爾部落圖格旗，一個牧民家庭。在當地姑娘該成家的年齡，她決定去學音樂。起初父母親不予理會。幾個月后，母親唱了首歌，望著愛女點了點頭：“你可以去城里待一年。” 1987年，19歲的烏仁娜來到呼和浩特，就讀內蒙古藝術學校，這是她第一次出門遠行。

1989年，21歲的烏仁娜再次出門，這次的目的地是上海。行程用了一個星期，一句漢語都不會。經過一年備考、學漢語，她考入上海音樂學院民樂系，主攻揚琴。

從上音畢業后，烏仁娜回到了呼和浩特，在內蒙古管弦樂團任揚琴演奏員。演出機會很少，她辭職去了北京，加入“高山流水”，一個來北京學古箏的德國人老鑼（Robert Zollitsch）組織的前衛樂隊。

烏仁娜成為歌手的那個神奇時刻，老鑼是這樣描述的：“演出《交匯》這首曲子時，我們正進行到揚琴獨奏部分，突然間烏仁娜做了個決定：‘我想唱。’她開始唱，太不可思議了！即興演出對她來說是未曾經歷的新嘗試，但她的表現非常成熟。”

1994年，烏仁娜與已成為夫婿的老鑼旅居德國。2005年，在柏林居住十年后，離異的烏仁娜去了埃及，定居于開羅。

2003年7月，在德國最大的民謠音樂節“舞蹈與民謠節”上，烏仁娜獲得了“RUTH世界民族音樂人獎”，在歐洲人心目中確立了她蒙古民歌傳唱人的地位。一位俄羅斯樂評人將她和圖瓦歌手珊蔻并列，稱為“亞洲女高音雙姝”。

《生命》（2004年專輯）是烏仁娜成熟時期的作品。沒有馬頭琴，沒有雙喉音，甚至也沒有蒙古聲樂標志的長調，沒有“諾古拉”波折音。這些草原馬背上的標志，都沒有。但它依然是蒙古的，依然能夠感動你。

專輯打開來，是一首無詞歌，一個人清唱，歌名“搖籃”。一塵不染的、沒有一絲雜音的凈空中，悠悠飛翔著烏仁娜極其柔美、三個八度的真假聲，以及始終跟隨的一道淡淡的回聲。

《九個海洋》的歌詞應該是自制的，一種像是蒙古語的自制語。小提琴與烏仁娜一起“唱”，一樣地有民族個性，只是這個民族并非是蒙古族，而是由匈牙利小提琴家帶來，帶著匈牙利—印度—吉普賽的源流和游牧民族的口音，與古典小提琴的聲音全然不同。這是兩個對話者，也可以說是兩個歌唱者、兩件樂器，促膝交談、熱烈討論，合奏、共舞，對，也飛翔。無論是來自聲帶還是琴弦，都一樣地語言生動、語匯豐富、語調繽紛、紋理細膩，充滿了妙意與即興的感情和智慧。

《無私》有一種當代生活圖景，就是今天，你聽得出來。這一點非常重要，它印證了這歌者的誠實，這歌者是誰，她知道她為何歌唱、如何歌唱。《無私》是此時此地與人傾吐，家人友人間喜悅盈懷，歌手發自內心地訴說、歌唱、微笑。查閱資料會發現，這是烏仁娜寫給她父母的一首歌，感恩他們的教誨，歌頌“分享”——阿爸阿媽教給她的處世之道。《記憶》也有類似的格調，唱給她的音樂合作者。

烏仁娜的聲音沒有標簽化的蒙古腔，她的演唱方式，就是在中國的上世紀七十年代，我們小時候自自然然學會的，未經訓練的那種少兒唱法。她使用自由節奏，隨著語言和呼吸低吟與放歌，不遵守嚴格的拍子。到《生命》這張專輯時，我覺得，她是真正找回了她的聲音，一點一點唱出了之前她自己都不知道的內在的力量。

母親的感覺。女兒的感覺。天的感覺。地的感覺。當然還有，草原的感覺。有一些人聽烏仁娜，會不知不覺落下淚來。

專輯中只有兩首蒙古傳統民歌，《山丘》和《三匹小棕馬》，其他的，都是烏仁娜自己詞曲。唱《山丘》時，你能從烏仁娜的清唱中聽到草原地形那種綿延不斷的緩緩起伏，它像魔法一樣被收藏在這首蒙古長調的旋律中。而《三匹小棕馬》，是專輯中唯一使用傳統配器的蒙古歌曲。

烏仁娜的創作，以現代音樂的觀點看，是化用蒙古民歌與合奏者的碰撞、對話。她的聲音極其純凈，這與她不使用任何類型唱法有關，能夠給人原真、天唱、樸素至極的印象。而來自蒙古大草原的旋律，帶來了天地的遼闊，帶來了天地遼闊中的萬千氣象，這萬千氣象的細微的顫動，以及人類在空曠原野上的孤獨、寧靜和歡悅。這一點非常清晰，你能感受到這歌聲不在任何的現代環境中，就在一個自然里，而且是無邊無際的自然里。

專輯中第一個給人巨震的歌曲是《獻禮》。有幾個段落，沒有過度地在三個八度間跳躍，突然地直升和突然地陡降，突然地放聲和突然地輕吟，人的心靈仿佛在經歷奇異的驚喜，歌手用她感受到的震動去震動你。臨近結尾，在通往天界的頌贊中，聲音越來越高、越來越薄，她就在那最后的游絲里用去她最后的一分氣力，將整個生命奉獻給你。

第二個巨震更在前一個巨震之上，來自臺北中山堂2004女歌節現場的《天鳥》，放在專輯的最后。烏仁娜在四個八度中，在極限人聲處，迸發出人間罕見的能量。小提琴形成另一個極限歌唱：高把位上不成調的跳弓、細語，印度音階的音調，撥弦演奏……各種非凡奏法，試圖幻化成為多種樂器。“絲”和“肉”一起，在溫柔處溫柔，在暴烈處暴烈。

《希爾登柴 達木》是一首“表演唱”，有說有唱地介紹自己的家鄉，讓親愛的母語也給人音樂性的打動。《駿馬》有著蒙古民歌的傳統旋律，伊朗扎比鼓（Zarb）表現了馬在不同奔走狀態中的節奏。《律動》的歌唱和鼓，特別能體現馬背上民族的起伏感。

比較起她之前的專輯，這張專輯尤有一種可貴——烏仁娜在思考自己的處境，決定自己的志向，從來沒有過的清晰。每一首歌，比如《無私》《平和》《律動》《生命》，歌詞都在說著些人生大道理，都在歌唱著這人生的正面部分，平平無奇。但一個走上了世界舞臺的歌手，明確她的志向就是與人分享這生命的美好，在如今這個復雜而動蕩的世界，這是一種抉擇，這一種抉擇并不普通。

烏仁娜是一個自覺的歌唱家，自然而深刻的即興音樂家。這一點，我們從她樸實的話語中也能體會到。比如她談及在上海音樂學院的經歷中說到：“我慶幸自己沒有選擇學習聲樂，因為我親眼看到，那么多來自不同民族的充滿天賦的學生，那么多有特色的、寶貴的聲音，經過四年的學習之后，他們除了使用的語言不一樣，演唱都是同一種（方式）。”比如她回答和解說她歌曲里的愛情，這樣說：“好多音樂都是歌唱愛情的，但我所了解的愛是很廣大的。愛很美、很大、很強烈，而且是非常豐富的。今天許多歌曲都把愛形容得太小：我愛你，你離開我，我今天很痛苦……我真的想問，愛就那么小嗎？”國外有媒體評價她聲音的表現力：“她唱起歌來像女神，像女妖，又像個孩子。”

聽烏仁娜，不會止于音樂的一般意義，有些人會在更高層次上理解，從她的歌聲聽到對靈魂的解放，聽到人類終極關懷的意象，也聽到自己的靈魂，像清風吹在草原和山岡，就像惠特曼所寫：“現在，在這兒，只有我自個兒，避開了世界的喧鬧/在這兒思量，也只有芬芳的唇齒在對我談話。”

《生命》出版于2004年，充滿了即興和即興經過了磨合的印象，是烏仁娜與伊朗鼓王切米拉尼父子（Chemira ni）、匈牙利小提琴家佐爾坦·蘭托斯（Zoltan Lantos）在泰國清邁山區的木屋中錄制的，后期工程由擅長中亞鼓樂的德國工程師沃爾夫岡·奧布雷希特（Wolfgang Obrecht）在德國完成。此外，烏仁娜還出版了其他五張專輯和一張精選輯：1994年的Crossing（《交匯》，德國出版）、1995年的Tal Nutag（《聽風的歌》，德國出版）、1999年的《藍色草原》、2001年的《在路上》、2012年的Portrait（《肖像》，精選集，國際出版）和2018年的Ser（《覺醒》，國際出版）。前四張專輯的曲目，主要來源于她兒時從母親和祖母那兒習得的蒙古民歌，而《生命》“成為了自己的音樂”。

以前烏仁娜一直沒全名。1994年《交匯》出版時，她鄭重署上了姓氏，即她的部落名，署名Urna Chahar-Tugchi（烏仁娜·查哈爾部落圖格旗）。現在她講蒙語、漢語、德語、英語、阿拉伯語，足跡遍布世界各大音樂節，作品發行到世界九十多個國家。這可真是一場遠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