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近年來，對中國古典詩作、詩學的關注成為了作家張煒的一大特色，他已先后出版了《也說李白與杜甫》《陶淵明的遺產》《楚辭筆記》《讀<詩經>》等專著。近日，張煒新著《唐代五詩人》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作者擇取王維、韓愈、白居易、杜牧和李商隱這五位重要詩人，從歷史、哲學、詩學、美學、文學史和寫作學的角度，深入詩人不同的精神與藝術世界，打通古今，完成了現代時空下的一次深入綜合的觀照。經出版方授權，中國作家網特遴選杜牧部分三節發布，以饗讀者。

《唐代五詩人》，張煒 著，人民文學出版社2022年1月出版

雄文詩為魂

杜牧的文章比起詩作，更為氣壯雄拔，是另一種格局和氣息。人們多提到他青年時代的賦、論兵之策和治國方略，那些縱橫捭闔之章，那些豐贍的辭采。有人會以為這些文字大多是因為使用性較強，是對外而不是對內，是求用之途，所以才讓作者更能夠打起精神。這只是一個方面，其實它們具有如此質地，更多的還是由作者的生命內質所決定，是他的一顆詩心的作用，是激揚和意氣風發之情的散文化表達。這些文字許多時候不過是無韻之章，本質上還是以詩為魂。

杜牧在表述李賀詩文之奇詭幽奧以至于難以言傳的情狀時，曾經做了如下傳神的描摹：“云煙綿聯，不足為其態也；水之迢迢，不足為其情也；春之盎盎，不足為其和也；秋之明潔，不足為其格也；風檣陣馬，不足為其勇也；瓦棺篆鼎，不足為其古也；時花美女，不足為其色也；荒國陊殿，梗莽丘壟，不足為其恨怨悲愁也；鯨呿鰲擲，牛鬼蛇神，不足為其虛荒誕幻也。”（《李賀集序》）這里，他將文辭之功能發揮到了極致，不僅是為了馳騁文采，主要還是刻意地求其實質，極盡所能言說其細微與奇妙，結果就有了我們看到的這段絕妙深邃的文字。這何嘗不是在說自己，其詩文與李賀之深邃詭異有所接近。他的文章棱角激情及內在的闊大與豪氣，哪一點不是來自一顆詩心？

“激情”是一個綜合之物，而不僅是一般人誤認為的“性格”之類，主要因由當然不僅如此。生命力的強度，使用和發動的路徑與速度，是這些因素從根本上決定“激情”的大小和有無。而這其中又一定包含了理性精神，即思想力、思想的通透性和徹底性。杜牧那些用兵之策和治國方略，關于時代一些至大命題的解局之方，都有一種大處著眼的高度，貫穿了嚴格的理性精神。他的行動力體現在思想力中，而這些結合起來，就屬于詩的極致化的表達與把握，是周到無疏，是慷慨而又細密的推動力和落實力，更是具體步驟。事實上這里的相當一部分，都是可以推演和實踐的。比如宰相李德裕對付藩鎮，在處理澤潞軍事上就采用了杜牧的謀劃，結果證明是完全可行的。杜牧在《上李太尉論北邊事啟》中，對回鶻殘部的情況做了一番細致分析，然后提出具體方策：“以某所見，今若以幽、并突陣之騎，酒泉教射之兵，整飭誡誓，仲夏潛發。”“五月節氣，在中夏則熱，到陰山尚寒，中國之兵，足以施展。行軍于枕席之上，玩寇于掌股之中，軏轠懸瓶，湯沃晛雪，一舉無頻，必然之策。今冰合防秋，冰銷解戍，行之已久，虜為長然，出其意外，實為上策。”其言說可謂洞幽入微，這非真正的智者、勇者加文心細膩者而不能為。所以說自古大勇，勇在文事。人生不過是一篇大文章，戰事大致是一篇小文章。

那些疏治怠政的庸俗官吏，常常胸無文墨，根本沒有構思文章的器局，沒有謀篇的能力，所以才把施政搞得一塌糊涂。這些人無理想，無底線，渾濁愚昧，卑微渺小，傲慢而殘忍。他們缺少的恰恰是一個文章大家、一個文人良吏的品質與訓練。

有人常把詩當成華而不實的文辭彩頭，實際上是不懂詩為何物。詩是對一切事物的最細微最極致的理解和把握，是遠超周密的全息性概括，是一場大表達和大實踐。一切將詩與現實操作對立起來的思維，都是極為粗糙的。我們從歷史上看那些大詩人，如戰國時代有屈原，漢代有賈誼、司馬相如、蘇武、李陵、張衡、班固，三國時期有曹操、曹丕、曹植父子和“建安七子”，晉代陸機、陸云，南朝謝靈運、謝朓，唐朝有張說、張九齡、高適、韋應物、韓愈、白居易、劉禹錫、柳宗元、元稹、韓偓，宋代有晏殊、范仲淹、歐陽修、王安石、蘇東坡、蘇轍，南宋陸游、范成大、楊萬里、朱熹、辛棄疾、張孝祥、岳飛、文天祥，元代有張養浩，明代有李攀龍、王世貞，清代有王士禛、袁枚、曾國藩等等，無論主政朝堂還是奔馳疆場，無論出使他國還是治理地方，可以說個個都是治國安邦的能吏，這些人從不缺少行動力。有一句話叫“自古文人多良吏”，說的就是詩人為良吏。沒有真正深入的高聳的詩才，文韜武略是不可能有的，治世之才也不可能有。當然這里不包括那些花拳繡腿，那大致不是什么真正的詩性，而只是廉價輕浮的表演。

“錮黨豈能留漢鼎，清談空解識胡兒。”（《故洛陽城有感》）杜牧對缺乏行動力的空談是極反感的。他的氣魄來自詩性的生命本身，而不是其他。我們對詩人應該給予極大的信任和倚重，并抱有最大的寄望。說到底，社稷不過是一篇大文章，而文章之核心之魂魄，不過是詩而已。在生活中我們經常把現實操作與文章建構分離，而在對待文字的時候，又把那些實用的、具體的構劃文字與詩章分離開來。我們不懂得它們之間有不可分解的關系，不知道一種只是另一種的外延和衍生，不知道居于核心的，就是生命的極致的飛揚力，即所謂的詩。

人們對于詩的誤解，不是對文學藝術的誤解，而是對一切的誤解。這樣的生命隔膜實際上就是悲劇的源頭。我們在漫長的歷史中看不到悲劇的完結，它們首尾相接，連綿不絕，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詩性被掩隱、遮蔽，以至于被埋沒。沒有詩，則沒有清晰的理性和強大的力量，沒有創造和發現，沒有摧毀無數艱難險阻的無可抵擋的生命之力。這一切最終形成巨大的黑暗的屏障，將人類囚禁和包裹，不得施展，不得突圍，最終成為悲劇的主角。

再說七絕

自古至今，說到杜牧，人們談論最多、肯定最多的，還是他的七絕。其七絕乃真絕。這不僅是因為深刻優美之類的審美初步，不是一般詩文品相給人的印象，不是讀來朗朗上口和韻致之妙、免除艱澀卻未俚俗的折中性，不是那種賞閱的舒服。七絕之絕，還有說不盡的元素在其中，所謂審美之復雜性就在這里。比如杜牧那些最有代表性的七絕，明亮干凈卻不表相化，脆生果決卻有余韻，具象清晰而能概括，純美唯美則又厚重，脫口而出但無淺直。由這一切元素綜合決定，才擁有了一種無可替代的獨具之美。“詩文皆別成一家，可云特立獨行之士矣。”（清·洪亮吉《北江詩話》）由清代蘅塘退士選編的《唐詩三百首》，流傳甚廣，七言絕句條目下共收入李白、杜甫、王昌齡、王維、白居易、劉禹錫、李商隱等二十八位詩人的五十一首七絕，入選篇目最多的就是晚唐“小李杜”：李商隱七首，杜牧多達九首。這也聊可參考。

七絕被許多人視為杜牧特有的風格指代，常用的幾個詞就有“挺拔英爽”“清新亮澤”“雄姿英發”“輕倩秀艷”等。這方面真的好像無人超越。這其中有一部分存在道德上的爭議，而并無藝術上的討論，如“十年一覺揚州夢，贏得青樓薄幸名”，如“春風十里揚州路，卷上珠簾總不如”。今天看，仍舊是一種苛求和過責。因為我們從詩中并不能看出什么輕薄氣和俗艷氣。他的關于“青樓”“薄幸”之說，難道不是透著深刻的追究和痛惜？一個人能有這樣的愧意和罪感，不也難得？再者，能有這樣的追憶者，往往都是可以信賴的人，無欺的人，而不會是偽君子。

“牧之非徒以‘綺羅鉛粉’擅長者，史稱其剛直有大節，余觀其詩，亦伉爽有逸氣，實出李義山、溫飛卿、許丁卯諸公上。”（清·潘德輿《養一齋詩話》）“晚唐唯小杜詩縱橫排宕，得大家體勢。其詩大抵取材漢賦，而極于騷，遣詞用字，絕不沿襲六朝人語，所謂‘高摘屈宋艷，濃熏班馬香’者，可以知其祈向矣。”（清·沈其光《瓶粟齋詩話》）這些評說未有過譽，適得其中，應該是當代詩評者重要的參考文字。

杜牧那些精美剔透干練利落錚然有聲的句子實在太多了，實難歷數。“遠上寒山石徑斜，白云生處有人家。停車坐愛楓林晚，霜葉紅于二月花。”（《山行》）“銀燭秋光冷畫屏，輕羅小扇撲流螢。天階夜色涼如水，坐看牽牛織女星。”（《秋夕》）“折戟沉沙鐵未銷，自將磨洗認前朝。東風不與周郎便，銅雀春深鎖二喬。”（《赤壁》）“江東子弟多才俊，卷土重來未可知。”（《題烏江亭》）“商女不知亡國恨，隔江猶唱后庭花。”（《泊秦淮》）“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樓臺煙雨中。”（《江南春絕句》）“二十四橋明月夜，玉人何處教吹簫。”（《寄揚州韓綽判官》）“公道世間唯白發，貴人頭上不曾饒。”（《送隱者一絕》）諸如此類，舉不勝舉。

“某苦心為詩，本求高絕，不務奇麗，不涉習俗，不今不古，處于中間。”（《獻詩啟》）這里的“高絕”為高超絕妙，是“高摘屈宋艷，濃薰班馬香”。（《冬至日寄小侄阿宜詩》）他對元稹和白居易不喜歡，就可知他對俗字是最忌的，但并非一味追奇。所謂“處于中間”，就是追求一種“氣俊思活”。（清·洪亮吉《北江詩話》）

我們衡量杜牧的詩文，不可抽離七絕。沒有七絕，杜牧將是另一副面目。我們掩卷而思，有時候甚至會覺得只有這些文字，才活化出一個俊逸的無可比擬的杜牧。他的瀟灑俊朗和英挺飄逸，基本上都在這些文字中表露無遺了。他的雄拔氣概似乎只有在文章中才凸顯，但那些文章的核心韻致仍然能夠從詩章中找到，這是一種更為靠近生命核心與本來的質地，其文字流傳最廣、最深入人心的，也是這一部分。他生前極其鄙視俗流功名，不屑于在俗眾中尋找簇擁者，不認為那是知音，也不認為那是詩人的光榮。但是千余年之后，可能讓他本人始料不及的是，正是這些風格“高絕”的絕妙之音，找到了無以計數的詠唱者。人們陶醉其中，心向往之，珍愛嘆賞之情無以言表。這是空谷絕唱，將人們心靈中沉睡的那一部分喚醒，形成一場合奏與共鳴。這是淬煉而出的生命精華，靠近它們，就是向絕高和絕妙看齊。

定格于青俊

我們縱觀杜牧，遙思其人，總覺得他是一個青年才俊，好像從來不曾蒼老過。

真實的杜牧像所有人一樣，也有自己的晚年，有暮年吟唱，但奇怪的是他始終不給人以衰老之感。他的詩文所繪就的形象，總有一種挺括峻拔之態，是腰背不曾弓彎的永駐青春，是藝術“凍齡”。這雖然與他去世較早有關，但似乎也不盡然。因為我們知道，任何時代從來不缺年輕的小老頭。

“獵敲白玉鐙，怒袖紫金錘。”“豪持出塞節，笑別遠山眉。”（《少年行》）“細算人生事，彭殤共一籌。與愁爭底事？要爾作戈矛。”（《不飲贈酒》）這些音節韻律最易陪伴青春。杜牧的情形多少有點像法國詩人蘭波，定格在人們心中的蘭波，也一直是一個英俊可愛的青年甚至是少年形象。這類才俊仿佛不曾老邁，總是風度翩翩，風流倜儻。他們的多愛多情，也使其放緩了衰老的速度。

“登高遠望四山齊，何處風流杜牧之。”“文章小杜人何在？風雨重陽菊自開。”（元·薩都剌《夢登高山得詩二首》）的確如此。我們閉目遙思：一位羽扇綸巾的錦衣公子，一個縱馬于大野的英俊男兒，原野之上，廣袤之地，打馬馳騁，絕塵而去。“星宿羅胸氣吐虹，屈蟠兵策畫山東。”（清·王士禛《冬日讀唐宋金元諸家詩偶有所感各題一絕于卷后》）他的辭鋒利落，從來不吭哧，給人極為爽亮的感受。他只活了四十九歲，這樣的年紀在現代已經是很年輕了，在古代則未必。可是他一直不像一個自詡的“樊上翁”，而永遠是一個青年，甚至是一個少年。

我們真想跟從他的腳步再去洪州、宣州、揚州、黃州、池州、睦州和湖州，最后再到他的樊川別墅中逗留，飲一杯詩人新釀的春酒，與那些文朋詩友簇擁一起，待一些時辰。我們知道，他為了能夠返回這個少年時代的宰相別墅，苦苦奮斗了一生，畫了一個大大的橢圓形，最后再次回到這個人生的起點。如果他能夠在這里多駐留一些時日該有多好，可惜時近黃昏，黑夜將臨。這個時候，盡管華燭燦然，新月侵階，在光色閃爍中我們依然會模糊了那個英俊的面容。曲終人散，在陣陣寒風中，他不得不離開此地。

他的《樊川文集》有沉郁低沉，有傷感幽怨，但這一切都未能折殺英豪之氣。他那向上攀升和茂長的青春，幾乎覆蓋了我們的視野。飽經滄桑的沉穩與曠達，智謀兼備的老辣，踽踽獨行的衰邁，白發和拐杖，蹣跚的步履，臉上的清淚，哀嘆的回眸，這些圖像都在隱去和淡遠。我們看到一匹迎面馳來的白馬，耳畔響起急促的嗒嗒蹄音，策馬馳騁者是一位雄姿勃發的青年，陽光下錦袍閃爍，玉佩叮當，在綠色原野上一展颯爽英姿。“連環羈玉聲光碎，綠錦蔽泥虬卷高。春風細雨走馬去，珠落璀璀白罽袍。”（《少年行》）

他定格在我們的視野中，不再改變，不再消失。他就是詩，他就是青春。他是這二者的代名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