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來，生于湘江邊、長在紅河畔的作家湘女，受惠彩云之南自然地理與民俗風情的饋贈、浸染、滋養，以一支健筆書寫深邃的山林、煙火的市鎮、青郁的草木、淳樸的山寨，溫情、悲憫、珍重、敬畏地觀照有靈萬物，禮贊自然與人的相契，呈現少年兒童的天真思維及現實生存，風行水上地結合自然主義與人文主義，交融兒童文學與生態文學。新近出版并榮獲“第十一屆全國優秀兒童文學獎”的散文集《好想長成一棵樹》，可謂湘女如是創作風格的一次典型展示。

《好想長成一棵樹》全書四輯，盡然葳蕤著大樹、鮮花、茂竹與菌子，充盈著人的情意，無論文章采用第一人稱“我”與否，字里行間都屹立著一位鮮明的審美主體，或是身居邊疆、與自然共生的孩子，或是童心未泯的成人。他/她引導讀者依次邂逅紋路獨特的樹、高齡滄桑的樹、孑然守望的樹、安放善意的樹、標識地域的樹……感悟環境、家園與生命的恒久意義。

湘女善于言語與形式的和諧。“就是那些不具意識的事物——一塊陡峭的巖石，一棵垂柳，落日的余輝，墻上的裂縫，飄零的落葉，一池清泉，甚至一根抽象的線條，一片孤立的色彩，或是在銀幕上起舞的抽象形狀，都和人體一般具有同樣的表現性”（阿恩海姆語）《好想長成一棵樹》里描繪自然的遣詞造句，多是赤子之心認知與想象復合而成的模樣。譬如“老樹像人一樣，仰倒在地上，渾身泥濘，杈斷枝折，粗壯的樹干朝前匍匐，仿佛擁抱著大地，挨近地面的樹干幾乎齊根斷裂，斷裂處的樹皮像橡膠一樣拉長，交織，結起一串疙瘩。膨大的樹根被掀起大半，又如一個巨人的拳頭，狠狠嵌回土里”（《第三棵樹：情懷與神圣》），譬如“現在這棵樹還是一顆種子，就躺在我的手心，小得像一只蚊子，也像蚊子一樣長著小翅膀，只要我抬起手來，一陣小風，它就可以飛起來，然后去長成一棵大樹”（《會飛的樹》）……直觀、精到，是清新剛健的文字晶體，童趣盎然地傳遞漢語之美。

湘女善于實然與應然的平衡。現實中不時可見自然被攫取、征服的悲劇，相關題材對于性格、心智近乎天然的兒童，必然制造傷感、震驚，卻也因作品不避暗色而類似“疫苗”，益于孩子們獲得勇氣去直面沉重、批判丑惡，樹立健康的生態觀與世界觀，從而影響畢生。當長久供白鷺棲居的大青樹被鋸斷，當被移植城市成為綠化物什的滇樸倒地，扼腕或哀慟的讀者，領受到了憂患而非無謂、凝重而非輕松、深度而非淺表。至于那些與愚昧、貪婪、自負的摧毀者相對的自然生靈，倚仗自己的生存本性、生存智慧，始終保持著自身的意志與尊嚴——“是那刻骨銘心的鄉愁，掏空了它的心；是那山野春風的夢，扯碎了它的根。在它倒地的一剎那，風聲雨聲遠去了，水泥森林遠去了，它終于飛了起來，飛過城市的上空，飛向它常青的山嶺，飛向它魂牽夢縈的家鄉。”（《第二棵樹：美麗與鄉愁》）《好想長成一棵樹》不獨寫給兒童、少年，青年和成人何嘗不會被它觸動、啟發、反省、警醒？

湘女善于“銘記”鄉愁。“童年”意味著個人生活的那段初期，也指內涵要寬泛得多的人類童年時代，那是一種人與人、人與自然間尚水乳交融的神圣的混沌狀態，不妨說，童年，是人類精神的原鄉。在富于生態意識的兒童文學作家那里，魚蟲是玩伴，草木皆精靈，擁抱自然，即尋歸故里。湘女筆下的山川，具有令人不時眺望甚至期待返還其間的“故鄉”的本質，它們有著質樸且多姿的地域風情、清麗或神秘的鄉野韻味，無不以自己天光云影之下的開闊曠達、情切坦蕩，頻頻召喚著人，縱然他們中的一部分，一度倚仗所謂自身強勢野蠻對待自然，制造了戰勝自然的假象。《好想長成一棵樹》里的“鄉愁”，蘊涵著豐富的生態學、心理學和美學意味。

湘女善于尊重讀者。《大樹杜鵑》中支教老師的失與得，湘女并未在文中做出判斷，而把思考的空間、斟酌并選擇的權力交給了讀者。《胭脂峽》中，花期別于絕大多數植物的云南冬櫻樹，艷如胭脂的花瓣與一個如泣如訴的“信守不渝”的故事緊緊相連。故事主人公名字叫“順”，卻一生波折、徒然期冀，通過故事的跌宕和結局的悵惘，《胭脂峽》發問：假如一個人遭遇了譬如婚姻變故一類的打擊、坎坷，她/他應當如何去面對生活并自處？湘女一向平視她的小讀者，在讓孩子們知曉人性善好的同時，也為他們提供了借助文學了解生活的復雜、生命的遼闊的機會，進而激發讀者“去結識許多樹朋友。去像它們那樣，該開花就開花，該長葉就長葉，永葆生命的活力，以樹的堅強和樂觀，安然面對一切。”（《最后的話》）

依依合上《好想成為一棵樹》，禁不住打量自己指尖，好奇上頭是不是已沾了宛如黃金碎屑的山茶花粉。